（本文转自公众平台：CSCCM）
1970年代去法国以前，受曾宪九教授指引，我读过Guyton的文章，对静脉压力曲线（venous pressure curve）很感兴趣。稍后也读过Starling的文章，对Frank-Starling心功能曲线也很感兴趣。1979年，进入巴黎第五大学教学医院ICU学习，肺动脉飘浮导管正在临床上被广泛应用。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十分好奇。这是一条细长的导管，顶端有个小小的气囊，可以随心所欲，充气成球形。奇妙之处在于这种特制的心导管进入病人右心后，可以间接测知左心的前负荷。同时，也可以测定心输出量。我们不能低估肺动脉漂浮导管研制成功的实用价值。Frank-Starling曲线作为生理学实验室的研究方法，从此进入临床应用。这项新技术破解了一个难题，却产生了两种效果。一是临床医师可以构画出病人心功能曲线，对心功能的动态变化以及治疗效应，获取实时的信息。二是促使临床医师重视Starling定律，十分注意左心前负荷对心功能和心输出量的重要作用。但是，为数不少的临床医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把Guyton学说丢在了脑后。
（图示 Swan-Ganz导管小囊充气后进入远端肺小动脉）
话说肺动脉漂浮导管，很自然想到 Jeremy Swan和William Ganz。Ganz（1919-2009） 原藉捷克斯洛伐克。他是犹太人，命运多舛。1940年捷克斯洛伐克被纳粹德国占领，他就读的那所医学院一度停办。他被迁往纳粹在匈牙利的劳役营。1944年被投入Auschwitz集中营，竟然从死难中逃生，埋名隐居。1947年回到母校Charles大学，毕业考试第一名。1966年，他和夫人从意大利，经维也纳，几经周折，依靠亲戚的帮助，得以移居美国。Swan（1922-2005）原藉爱尔兰，曾在伦敦大学获生理学PhD学位。最后定居美国，在MayoClinic 担任心内科医师。Swan: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Cedar-Sinai医院任心内科主任，有缘和Ganz相会。1968年两人合作，设计漂浮导管的改进。Swan 和Ganz各人命运的遭遇不同，专业也不尽相同。他们分别在心内科和心外科各有所建树。终能殊途同归，以勤奋和才干，在合适的土壤上，长出鲜花和果实。1970年肺动脉漂浮导管按设计要求，研制成功。
实际上，心导管的历史应该追溯到Claude Bernard（1813-1878）的动物实验。1930年代， Werner Forssmann在荧光屏指引下，将导管从自身的前臂静脉插入心脏，由X线录相。他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奖。与此同时，医院行政领导因触犯正教的教规，将他免职。二次大战期间，Andre Frederic Cournand，哥伦比亚大学外科医师，将导管分别插入右心和左心。心导管技术逐步发展成心脏疾病诊断和治疗的重要措施。最早撰文报导在病人身上试用漂浮导管的是RD Bradley（1964），他能够用热稀释法测定心输出量。但他无法测得“肺动脉嵌压”（简称PAWP），功亏一篑。为什么这几位先行者如此执着地探索从右心导管去测知左心的前负荷呢？是痴心妄想吗？不是。我有幸在一家巴黎市立图书馆，找到一篇文献。作者是解剖学家，他发现在尸体上，从左肺静脉注入液体，引起压力的增高，可以在右肺动脉测到。反之，亦然。这项发现可能被认为没有什么用处，在图书馆论文堆里默默无声地躺了100多年！直到某年某月，被独具慧眼的学者发掘而重见天日。
20世纪，机会特意青睐Swan 和Ganz。有一天，Swan陪同孩子们到Santa Monica海港游览，他注意到赛艇扯上大三角帆，的确能快速滑行。计上心来，他不但要求漂浮导管很块进入远端肺小动脉，同时他需要导管能够感受来自肺静脉的逆返压力。他不能重蹈Bradley的覆辙。关键在于既要导管进入右心后，能将球囊充气，随血流漂入肺动脉，又要求导管顶端必须有一个开放的小孔。问题使他为难。他得到Edwards公司技术上的帮助，研制成功第一条符合要求的肺动脉漂浮导管，也是当年我看到的那种。导管气囊嵌住肺动脉血流后，顶端小孔可以感受肺静脉逆返的压力，这就是Swan所指望的PAWP，基本上反映左室的前负荷。1970年，他们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第一篇有关文章。肺动脉漂浮导管以Swan和Ganz命名。血流动力学床边监测技术突破性进展，很快在美欧诸多国家ICU被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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