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阅《巴林左旗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政协巴林左旗委员会编《临潢史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二书，发现几处对有关辽地风物理解方面的讹误，觉得颇有辨识更正之必要。
一、“貔狸”何物
《巴林左旗志》第1144页“附录”北宋刁约《使北语诗》云：
押宴夷离毕，
看房贺跋支。
饯行三匹裂，
密赐十貔狸。
这首诗见载于宋人沈括所著《梦溪笔谈》卷二十五，题为《使契丹诗》，是反映契丹民族礼俗制度的著名作品。志文将原诗后二句译释为：“临别三杯饯行酒，骏马十匹赐佳宾。”并注曰：“貔狸”为“咩嘞之转音”，意指“骏马”。
“貔狸”一物，果真指“骏马”么？作为出使过契丹的沈括，在其所著《梦溪笔谈》中的记载，应该是可靠的。在文中，他确认刁约所描述的情况是“皆记实也”，并解释说：“貔狸，形如鼠而大，穴居，食果谷，嗜肉，狄人为珍膳，味如肫子而脆。”这就明确告诉人们：“貔狸”为一种鼠类动物，平时住在洞穴里，以瓜果谷物为食，肉质脆嫩鲜美，被喜欢吃肉的北方人视为珍贵野味。想必，沈括是亲自考察和品尝过这种口感如烤乳猪一般鲜嫩的野味的。
既说是“珍膳”，就不是一般人可轻易享用之物。据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八“志事”云：“契丹国产貔狸，形类大鼠而足短，极肥，其国以为殊味，穴地取之，以供国主之膳，自公相以下，不可得而尝。……今朝臣奉使其国者，皆得食之……”又据宋人张舜民《画墁录》所记：“虏岁使正旦生辰至京，见毕，密赐大使一千五百两，副使一千三百两，中金也。南使至北虏账前，见毕，亦密赐羊羓十枚，毗黎邦十头。”这里所谓“毗黎邦”，即“貔狸”之别称，它在辽代是朝廷用来专门招待外国使臣的国宴名菜，也是临别前秘密馈赠使臣的珍贵特产礼物。之所以密赐十头之数，当为取“食全食美”之意，同时亦携带方便，不致给来使造成旅途负担，其后便俗成定制。如果“貔狸”指的是辽地习见的“骏马”，就断不致珍贵到“密赐”的地步，又怎么能够“密赐”呢？
其实，正如许多研究者所言，“貔狸”就是至今仍生存繁衍于契丹故地的一种草原黄鼠，民间俗称“猪狸马子”。这种小动物在站立时，常将两只前爪抱在胸前，象古人待客时拱手抱拳作揖彬彬有礼的样子，颇觉可爱，故又被古人称为“拱鼠”、“礼鼠”。其皮毛可作服饰材料，其肉具有润肺生津、解毒止痛的药用功效，食疗价值很高。对此，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兽部”里有确切记载。以此“礼鼠”，作为礼待诸国外交使臣的厚礼，让其充当“友好使者”的角色，不能不说是契丹民族的一个独特创意。
正如后人谢蕴山《拜经楼诗话》所言：“御膳貔狸是席珍，夜筵拜洗北来人。”
二、“匹裂”何器
在对刁约《使契丹诗》句“饯行三匹裂”的注解中，《巴林左旗志》第1144页将“匹裂”释为“带托盘的酒器”，笔者觉得有主观臆断的地方。
“ 匹裂”为契丹语，从目前可见的一些记载来看，的确指一种“酒器”，且是一种饮酒用的杯子，而不是用来盛酒的酒器，其本身构造也并不带有什么“托盘”，而那是用来端放酒杯的另一种器物，与“匹裂”本身毫不相属。
查清人樊彬《燕都杂咏》诗，其中有“匹烈三巡后，风前舞契丹”之句，即是说：酒过三巡之后，契丹人在轻风中又跳起欢快的民族舞蹈。这里，“匹烈”是“匹裂”的同音异写，有时也写作“匹制”，因辽时“裂”、“制”二者读音相近。显然，诗中是用“匹烈”这一饮酒器来指代“酒”的。更据此诗对“匹烈”的注释：“宋臣使辽，曲宴有筚篥、手伎、琵琶、杂剧、角抵、吹笙诸名，酒杯名匹烈。”可见，辽人所谓“匹裂”，确指一种酒杯。
关于“匹裂”杯的形制和制作工艺，由于缺乏出土实物的佐证，尚不十分明确。但从沈括《梦溪笔谈》的记载，亦可略知一斑，匹裂“似小木罂，以色绫木为之，加黄漆。”据此可知：这种酒杯象小木罂，外形为平底、腹圆、口小，材质是用色绫木制成，表面涂以黄色漆彩，推测当因承袭中原文化崇尚“黄色”之故，是契丹族一种特制专用木质酒具，可谓造型别致，用料考究，坚实耐用，工艺精美。且携带轻便，的确很方便于游牧生活之需。
关于制杯材料“色绫木”，见于明人冯梦龙辑《太平广记》卷第四百零七“草木一”中，其云：“台山有色绫木，纹理如绫巢。当地百姓取之为枕，呼为色绫枕。”台山位于广东，知此木料产自南方，其纹理细腻柔韧，当地人用它制成保健枕头，称之为“色绫枕”。这样一种木材，通过边贸交易到了喜欢喝酒的契丹人手中，他们匠心独运，将其制成“色绫杯”，也是情理中之事。
照此说来，如“匹烈三巡后”的用法一样，所谓“饯行三匹裂”，用今天酒宴上的话说，不就是“临行前敬献三杯上马酒”么!这种在客人临行前敬献上马酒的习俗，至今仍风行于大辽故地，这也正是今人对古代传统礼俗的有序传承吧！
三、“新姜”何来
前述政协巴林左旗委员会编《临潢史迹》第202页云：“契丹人在建辽之前，食用蔬菜很少，即使食用也是野菜。在罕山（黑山）各山脉上都生长野韭菜和山葱、山蒜、山菇、黄花等，在建辽之后，汉人带来了蔬菜种植技术，使他们吃上了种类较多的蔬菜，如《契丹风土歌》中就有‘腹中惊怪有新姜，元是江南经宿食’。”言外之意，是辽人腹中吃进了新培植的蔬菜“生姜”，其实不然。这首《契丹风土歌》里所谓的“腹中”，并非指人腹，而是指天鹅之“腹”，即是说：契丹人射杀天鹅之后，剖开其胸腹，惊讶地发现其胃里有未及消化的新鲜块姜，原来是天鹅前一天在江南地区吃进的食物。此“新姜”，并不是辽人新种植的时鲜蔬菜，而是通过贸易渠道从中原贩到北方的佐味品。
查《马可波罗游记》第二卷记载：江南一带地面平坦，人口众多，居民以商业和手工业为主，盛产鲜姜。商人将生姜运往契丹全境各处，获得丰厚的利润。据此可知：辽地人所食用之姜，本产自江南，包括中原一带，是经商贸渠道到达辽地的。推知因契丹人喜欢肉食，而鲜姜实为佐味佳品，其不仅可消除牛羊等动物肉体腥膻之气，亦同时具有开胃、通窍、驱寒、祛湿的药效，故大受契丹人喜爱。应当说是当时辽地一种价格不菲的珍贵佐味品，断不是寻常食用之物。
(文\临潢阁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