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好莱坞《最后的武士》的尾声，森胜元最后冲锋的悲壮，感动了许多心灵，但感动的心灵中没有我，因为那只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的最后武士。森胜元成仁与否其实没有意义，他的原型西乡隆盛并不是最后的武士，正是身为旧武士的西乡恰恰也是缔造近代日本的“维新三杰”之一，日本民族至今从来都不乏他那一类的武士。他们那般以“效忠”为实质而臣服在藩主膝下的所谓武士道德，只是奴才对于主子所应该信仰的道德罢了。
这虚构的森胜元以捍卫东方传统尊严的浩然气血所能诠释的西乡隆盛，总令我无数次想起中国人自己的悲剧。森胜元，也就是西乡隆盛，他倒下的那一年，距离竹内藤《鞑靼漂流记》所载中国人沦为所谓”鞑靼“之耻已有数百年矣。
何为“武士”？ “武”者，刚烈之勇，王者之风。“士”者，发中贯以“簪”之人，“簪，连也”，“夫礼，始于冠”，冠以簪所连，衣冠之人，就是汉人之君子，精神的担当者。
三百年前宁殉“衣”“冠”、死不为鞑靼的汉人书生，他们以儒生之躯活，却以最后的汉人武士之身死。他们之所殉，并非“奴才的道德”，也非一个朝代的名称，而是汉风的傲骨，为“衣”“冠”死，是尊亡宋陆秀夫投海之卫道，是敬子路 “死不免冠”之刚毅。
他们，才是我心中真正的“最后武士”。
中国有礼义之大为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中国人，一个世界上唯一以“衣冠”之美为自己永远命名的民族。
“衣”者，“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之汉风霓裳以超越朝代名称的高贵优雅穿越了整个中国汉人的文明。白居易《缚戎人》云：“一落蕃中四十载，身着皮裘系毛带。惟许正朝服汉仪，敛衣整巾潜泪垂。”“汉服”的精神代表了类似“汉语”“汉字”那样的民族身份与文明质感的尊严与认同。大师章太炎家书道：“今寄估衣以为纪念，斯衣制于日本，昔始与同人提倡大义，召日本缝人为之。日本衣皆有圆规标章，遂标‘汉’字，今已十年矣……”实为此恨绵绵尽嗟叹。
“冠”者，发上有“簪”之“士”也，中国汉人也。清剃发令言：“金钱鼠尾，乃新朝之雅制，峨冠博带，实亡国之陋规。”其推波者汉人进士孙之獬也，孙氏率先自发剃发易装，特上折奏顺治请改制云：“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 汉人之峨冠博带从此沦“亡国之陋规” ，“金钱鼠尾” 从此昭然“雅制”， 顾炎武《断发》诗：“华人髡为夷，苟活不如死。”杜甫《春望》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而今全发之不存，“冠簪”安在？
“衣”“冠” 远去了......
背负着集体中国人的羞耻消失在了人间的悲剧。
我也曾在2000年初访敦煌的某个清晨，在莫高窟亲见大群全副和服的日本人朝圣顶礼，我在他们密密层层的宽衣交领中看到原属于汉人衣冠之“唐衣”“吴服”的
庄重与威严；我在他们肃穆的面庞中看到了他们对古汉人的无限神往；我也在他们微微斜眼扫视我与我身边所有中国人的神态中看到了他们对今天中国人所深藏的无尽暧昧，那样的眼神里究竟埋藏着什么？我想那就是他们半个世纪前那场战争后的“虽败犹荣”；就是因为他们至今都比我们更加崇拜中原之汉风，我的心中再次响起中国人民间的痛语：“在当代的世界眼中，说起东方往往总会令人首先联想到日本或者韩国……”
我一生都不会忘记那种眼神，它使我在任何时候都充满了斗志,因为尊严的较量，永远不会结束。200年前日本儒家藤田东湖氏所谓：“神州自神州，西土自西土”之危言足为今人鉴。我在敦煌的荒原上不禁想起元稹《缚戎人》：“眼穿东日望尧云，肠断正朝梳汉发。近年如此思汉者，半为老病半埋骨……”
紧咬牙根的汉人面孔，在我的绘画中替我渴望那些妄想的战争与英雄的野心。
曾有德国的汉学家“顾彬”痛言姜戎的《狼图腾》是中国的法西斯，我想他一定不明白今天的中国人有自己的奇特耻感：
为何今天的中国少年比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同龄人在内心深处更能体味日耳曼民族之上古维京时代与条顿骑士式的力量与仪式之美？这恰恰正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少年比我们的父辈更加关注自己民族七百年来类似犹太民族的历史命运；也比我们的父辈更加在乎自己民族三百年来失落的象征尊严的衣冠汉风和精神傲骨。
这种诡异的情结正是今天中国少年最特殊的尊严观与羞耻观。
不知道为何，常常回想起童年结识的奇幻人物，我总还是喜欢那位荒唐的唐?吉诃德骑士。如果我的梦想是改变现实，那么我只能选择一个人的战争。
蜉蝣之羽，王者衣冠；衣裳楚楚，霓裳战帜，
汉人衣冠是我心中永不模糊的血缘记忆，
识时务者俊杰，最后的汉人武士不是俊杰，是虽死犹荣的鬼雄。
骑士、武士、王者……都有共同的理想人格和孤独的妄想。
敛衣凭栏，冷眼阅夕阳，谁懂他们的悲凉？
惟有英雄可以惜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