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进入宋代，在诸多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从文明及文化的角度而言，更创造了异常灿烂的一面。如现代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有“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①的评价。但这种历史变迁，绝非宋朝开国就立竿见影，而是在延续与转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不过，在一些宋人的笔下，似乎本朝自诞生后就斩断了过去，显现出全新的面貌，其中后世看到的宋朝突出的“崇文”气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人类的历史记载，从来都是在后世不断追述与放大的过程中延续的，尤其是本时代人眼中的历史更是如此。从北宋中叶以来一些士人的笔墨来看，宋朝的开国岁月就覆盖了许多富有情感而不免夸张的色彩。
赵匡胤结束武夫长期乱政世道，开创了三百多年的基业，尤其是宋朝以后很长时期内呈现出高度的“崇文”气象，因此在本朝士人心中必然笼罩着神圣的光环。那末在宋太祖开国时期，是否完全采取了有关举措并形成了“崇文”的气象呢？
更符合历史真相的是，宋太祖在位期间，采取的有关举措及其成效包括：
首先，通过一系列收兵权、削藩镇举措，结束了以往的武人政治，为恢复文臣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必要地位创造了条件；
其二，在中枢机关逐步恢复文臣应有的角色。在宋太祖朝，除保留前朝宰相范质、王溥及魏仁溥外，先后任用赵普、薛居正、沈义伦、吕余庆及卢多逊等人为宰执，恢复其行政权力，同时防范枢密使对行政的干预，其中亲信赵普更深受信任，“上视如左右手，事无大小，悉咨决焉”；②
其三，陆续任用文官掌管地方行政。宋太祖称帝后，不断从中央派出文臣到各地方任职，逐渐取代原来藩镇手下的部将，“更用侍从、馆殿、郎官、拾遗、补阙代为守臣”；③
其四，注意保护文臣，免遭武夫加害。如：建国之始，悍将王彦升以索酒为名敲诈宰相王溥。宋太祖立即将这位功臣干将逐出京师。④又如：武将德州刺史郭贵被调离本地，国子监丞梁梦升接任知德州后，对郭氏族人的违法牟利活动予以惩治。郭贵便通过宋太祖亲信武官史珪告状：“欺蔑刺史郭贵，几至于死”，但赵匡胤不仅没有治梁梦升之罪，反而加以提拔，并继续令其留任；⑤
其五，恢复儒学的地位。赵匡胤登基不久就下令扩修儒家先圣祠庙，亲自为孔子作赞文，并率群臣幸临国子监，拜谒孔庙。建隆三年(962)，又下诏对文宣王庙行使一品礼仪，⑥纠正了以往孔庙失去祀礼和不受重视的状况；⑦
其六，开始重视科举制度。在宋太祖朝，不仅重视科举取士的制度，而且开创“特奏名”先例，又固定“殿试”制度，录取人数较以往有所扩大。
最后，鼓励官员读书。据记载，“太祖尝谓赵普曰：‘卿苦(若)不读书，今学臣角立，隽轨高驾，卿得无愧乎？’普由是手不释卷，然太祖亦因是广阅经史”。⑧宋太祖还公开要求武臣学习儒经，所谓：“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⑨
揆诸上述举措，不难发现的确有崇文的内容，但若描述成具有时代特征的气象，则显然失之于夸张。事实上，这些举措的实质仍在于一方面调整以往严重失衡的文武关系，力图使文官武将队伍回归各自正常的位置；另一方面，则在落实“可以马上打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政治规则，以尽快结束战乱，确保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统治。因此，其所采取措施的宗旨，更大程度上乃在于将过低的文臣地位提升，以制衡超强的武臣势力，同时提倡儒学中的君臣大义和纲常思想。如元人评说：“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⑩当然，要说有所不同的话，则主要在于迅速瓦解了军功集团，使得这一传统影响王朝前期政治的势力消失，为科举官僚队伍的发展清除了障碍，并与以后“崇文”气象的产生存在一定的关联。(11)
必须指出的是，赵匡胤毕竟脱胎于五代，出身行伍，又处于统一四方之时，故无论是感情上还是现实中都不可能蔑视武将和军队，收夺将帅兵权并不意味着贬低其地位和作用，也就不可能做到以儒立国。现存《宋会要》中“崇儒”的大量篇幅，记述了赵宋王朝“崇文”的无数事例，但涉及到宋太祖朝的具体内容却非常有限。
有诸多事实表明，宋初将帅即使遇事无理，也常受到天子的偏袒。典型例证如：大将慕容延钊平荆湖期间，纵容部将抢掠，担负监军职责的枢密副使李处耘予以惩治。慕容氏控诉于太祖，结果贵为枢密副使的李处耘被贬官至死。(12)又如：开宝四年(971)，给事中刘载权知镇州，“坐与兵马部署何继筠不协，为所构，太祖恶之，出为山南东道节度行军司马”。(13)这种情形到以后的统治时期，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宋人还记载：“旧制，每命将帅出征，还，劳宴于便殿，当直翰林学士，文明、枢密直学士，皆预坐。开宝中，梁迥为閤门使，白太祖曰：‘陛下宴犒将帅，安用此辈。’遂罢之。”(14)由此细节可见，宋太祖并非一味亲近文士。因此，武将经济待遇普遍高于文臣，节度使俸禄更优于宰相。如朱熹所说：“如武臣诸节度、副总管诸使所以恩礼隆异，俸给优厚者，盖太祖初夺诸镇兵权，恐其谋叛，故置诸节度使，隆恩异数，极其优厚，以收其心而杜其异志。”(15)
还值得一提的是，建隆三年(962)，宋太祖下诏修建代表武人精神的武成王庙，“与国学相对”，如时人所云：“缔创武祠，盖所以劝激武臣。”(16)并多次幸临武成王庙，其中在乾德元年(963)，就先后三次率臣下亲临武成王庙。(17)其次数超过了文庙。
宋太祖经历了五代乱世，切身感受最深的是武夫拥兵对皇权的威胁，而对文臣士人则并不担忧。赵匡胤就直率地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18)还有这样的记载：开宝六年(973)，吴越王向宰相赵普私贿黄金，恰被太祖碰见，“帝叹曰：‘受之无妨，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尔！’”(19)由此可见，宋太祖对书生也不免心存轻视。
因此，在宋太祖朝，科举出身的文官士大夫尚未成为执掌朝政的核心力量。就当时的宰执大臣构成来看，宰相共六人，其中短暂保留的前朝遗老三人，两人有科举背景；本朝提拔者三人，只有一人属科举出身。枢密使共有四人，其中三人为武官，其余皆非科举出身者；参知政事和枢密副使共九人，科举出身者仅有三人。由此可见其统治核心的主体并非科举出身文臣。(20)故而，有宋人指出：“国初犹右武，廷试进士多不过二十人，少或六七人，自建隆至太平兴国二年，更十五榜，所得宰相毕文简公一人而已。”(21)还是朱熹评说的符合实情：“国初人材，是五代时已生得了。”(22)
宋朝“崇文”路线发展的轨迹，应大致始于第二代的宋太宗朝后期。自宋太宗两次北伐失败后，宋朝不再走传统的汉唐发展之路，出于极端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守内虚外”，统治重心转向内部建设。(23)为防范武将势力对皇权的威胁，加大了对其压制和钳制的力度。清人王船山针对宋太宗朝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24)同时，进一步重用文臣力量，科举出身的文官士大夫的地位遂不断获得提升。
宋太宗在位期间，从事的崇文活动明显增多，如率领群臣三谒文宣王庙，以示对儒学的尊重，(25)而对武成王庙仅光顾过一次；(26)宋太宗即位初便亲自操持科考，录取五百多人，不仅人数大大超过以往，又超等任官，甚至连执政大臣都觉得过分。但“上意方欲兴文教，抑武事，弗听”。(27)这就清楚地反映出宋太宗的倾向与决心。此后，科举得到空前发展，大批举子进入官僚队伍。宋太宗后期，王禹偁在上奏中指出：“自陛下统御，力崇儒术，亲主文闱，志在得人，未尝求备。大则数年便居富贵，小则数月亟预常官”。以至于科举出身的王禹偁甚至提出了“抑儒臣而激武臣”的主张；(28)宋太宗对号称天下文渊之薮的昭文馆、集贤院和史馆进行迁址和大规模重建，又亲赐名为“崇文院”，以示崇文的态度。此外，宋太宗还率先垂范，“太宗崇尚儒术，听政之暇，观书为乐”。(29)甚至苦练翰墨，并为臣下馈赠御笔字幅。(30)因此赢得了文臣的好感。李昉有“君恩无似此时深”的诗句，(31)表达了士大夫对当朝天子的感激之情。
正因为如此，宋太祖时代萌芽的“崇文抑武”方略得到发展，并基本确立其在国家政治各个层面中的重要地位。应当承认，宋太宗朝后期是“崇文”气象开始萌生的重要时期。
再历经宋真宗朝至仁宗时代的统治，科举出身的文臣已成为执政的主体力量，其中宋仁宗一朝科举十三榜，“其甲第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后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32)可以说，至北宋中叶已完全形成文臣治国的局面，几乎当时各方面的重要职责皆由文官承担，如时人所云：“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故于文士，观其所长，随其才而任之，使其所能，则不能者止其术。”(33)甚至在中央军事机要决策的枢密院和在外军事统军体系中，文臣也逐渐成为主宰者。至此，朝政发展的方向确已巩固于文治路线，遂形成突出的“崇文”气象。
如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在幸国子监时对文教繁盛的局面表示满意，并称：“国家虽尚儒术，然非四方无事，何以及此。”(34)宋人曹彦约对此评说道：“真宗皇帝四方无事之语发于景德二年，是时澶渊之盟契丹才一年耳，而圣训已及此，则知兵革不用，乃圣人本心。”(35)影响所至，官场皆好崇儒之名，如宋仁宗时的一道诏书曰：“顷者尝诏方州增置学官，而吏贪崇儒之虚名，务增室屋，使四方游士竞起而趋之……”(36)故范祖禹认为：“仁宗皇帝在位四十年，以尧舜为师法，待儒臣以宾友。”(37)
但到北宋中叶才真正出现的“崇文”气象，主导朝政的文官士大夫并不满足，基于现实的需要，不仅要坚持高扬“崇文”旗帜，坚定最高统治者皇帝的决心，而且从诸多方面宣扬其由来已久的精神，以至于追溯到开国时代。宋真宗在位期间遂深受这种主流意识的影响，亲自撰著《崇儒术论》，公开宣称：“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则经籍道息，汉盛则学校兴行。其后命历迭改，而风教一揆。有唐文物最盛，朱梁而下，王风浸微。太祖、太宗丕变弊俗，崇尚斯文。朕获绍先业，谨遵圣训，礼乐交举，儒术化成，实二后垂裕之所致也”。(38)即为太祖皇帝时代渲染上崇尚斯文的色彩。
宋哲宗朝，范祖禹在经筵期间，曾向皇帝进呈《帝学》一书。从《帝学》讲授的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出，士人推动儒家思想文化建设的巨大努力及成效。范祖禹说：“本朝累圣相承百三十有二年，四方无虞，中外底宁，动植之类蒙被涵养，德泽深厚，远过前世，皆由以道德仁义、文治天下，主无不好学故也。”(39)其中将本朝开国以来皇帝都描述为崇文好儒之君。如对太祖幸临国子监并拜谒孔庙的举动，评说道：“儒学复振，是自此始，所以启佑后嗣，立太平之基也”；宋太祖鼓动臣子读书，其目的本是要求他们遵守儒家纲常规范，但范氏进一步引申道：“太祖皇帝之时，天下未一，方务战胜，而欲令武臣读书，夫武臣犹使之读书，而况于文臣其可以不学乎？”并与“五代以来，四方多事，时君尚武，不暇向学”(40)进行了强烈的对比。除他之外，还有人也认为：“我太祖神武披攘，亲驾辟雍，真儒有光有赫。”(41)但宋初许多右武的事实俱在，于是文臣刘安世委婉地辩解道：“太祖与群臣未尝文谈，盖欲激厉将士之气，若自文谈，则将士以武健为耻，不肯用命。此高祖溺儒冠之意也。”(42)在北宋灭亡之际，宋钦宗也标榜：“祖宗涵养士类垂二百年，教以礼乐，风以诗书，班爵以贵之，制禄以富之，于士无负。”(43)
南宋时，文人士大夫对开国史的追忆就更为夸张。如陈亮上书宋孝宗时言：“艺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44)在此便宣扬宋朝“以儒立国”的开国原则，而掩饰了当时的历史真相。朝臣周必大则称：“本朝太祖以神武基王业，文治兴……”(45)周氏将太祖朝定性为“文治兴”的时代，也属于士人有意识的过分描述。还有如吴渊所说：“艺祖救百王之弊，以‘道理为最上’一语开国，以‘用读书人’一念厚苍生。文治彬郁垂三百年，海内兴起未艾也。”(46)
宋代的“崇文”气象，实在是真宗朝至北宋中叶以后发生的事情，与其朝开国史相距甚远。但无论是以后的宋朝帝王，还是许多朝野士人，都将此气象追溯到宋初，则反映着历史记忆中包含的有选择的失忆倾向。还是王安石清醒，他指出：“本朝太祖武靖天下，真宗以文持之。”(47)在此将“以文持之”视为真宗朝才出现的事实。欧阳修撰文回忆称：“大宋之兴，于今八十年，天下无事，方修礼乐，崇儒术，以文太平之功。”(48)苏辙参加仁宗朝制科考试时，在试卷中也承认：“昔太祖好武略，则天下之猛士出而为之兵；太宗好奇谋，则天下计划之士出而为之虑；真宗好文而爱儒，则海内无有不学以待上之所使。今陛下公卿满朝，进趋揖让，文学言语，上可以不愧于古人，而下可以远过于近世者，以陛下诚好之也。”(49)都道出了更接近史实的评说。
宋代士人作为时代及其变迁的记录者，在官方编修机构中编纂了本朝历史，使得其开国史被或多或少地描述为“崇文”气象，宋太祖也因此获得高度的赞美。其实这些光环，很大程度上是本朝士大夫不断有意识选择而不断添加的结果。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士人在自己所写的诗文、野史及笔记小说中，对开国史也不断附加上自己的理解。
从宋代的有关记载来看，北宋中叶以来一部分士人对本朝开国史的追忆，尤其是描述的“崇文”气象，其实是在包含历史记忆的过程中，有目的选择、并逐渐放大的产物。显然，这体现出宋代主流士大夫自身的价值评判。其很大程度上修正记忆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疏离了真实的历史，却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正如研究宋朝“祖宗之法”的学者所指出：“‘祖宗之法’并非祖宗行为举止与创制措施原原本本的反映，而是经过士大夫筛选、寄寓着士大夫理念、有赖于士大夫们整合阐发而被认定为‘祖宗之制’的。”(50)
众所周知，中唐开始的藩镇割据局面，至五代时进一步造成武夫跋扈、悍将称雄的后果。如宋太宗所说：“自梁、晋已降，昏君弱主，失控驭之方，朝廷小有机宜，裨将列校，皆得预御坐而参议，其姑息武臣乃如此。”(51)数十年间，王朝更替频仍，割据局面愈演愈烈。长期存在的这种武力左右政局的因素，其影响十分深远。西方学者也指出：“在960年以前，北方一直被一系列不稳固的、短命的军事政权所统治。正是在这一时期，军事力量决定着政治状态，并继续成为宋初几十年间的一个主要因素。”(52)在此期间，不仅皇权式微，割据政权帝王的威信扫地，而且文武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衡，文官集团受到武将群体的压制，地位沦落，仰承鼻息，纵然是宰相也要受制于掌管兵权的枢密使。清代史家即评说道：士人生于此时，缠手绊足，“动触罗网，不知何以全生也”。(53)正因为如此，文教荒芜，当时社会上还形成了强烈的重武轻文风气。所谓：“五代以来，四方多事，时君尚武，不暇向学。”(54)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宋朝再一次通过兵变而建立。因此，出于对唐末五代乱政的恐惧，文官士大夫群体在强烈的自保意识下，坚定地支持皇权壮大，积极协助统治者实施一系列的“抑武”举措，并期望朝廷复兴儒教。于是，宋太祖基于自身统治需要而初步萌芽的“崇文抑武”方略，自然得到他们的拥护和歌颂。
宋太宗统治后期，以科举出身为主体的士大夫已重新获得重视，逐渐成为统治集团的中坚力量。但是当门阀世族消亡之后，使得累世公卿、富贵长存的局面一去不返，这就决定了士大夫阶层必须更紧密地寻求与专制皇权的结合。为了防止朝政偏离“崇文抑武”方略，导致武力因素再度猖獗，并最终危及自身的利益，他们必然更坚决地支持宋朝走“崇文”之路。
宋真宗朝以降，文官士大夫终于完全成为统治的主体力量，把握了朝政命脉，以至于还向皇帝表达了朝廷“与士大夫共天下”的自信，(55)崇文气象自然出现。至此，士人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现实中，都不能允许否定“崇文”路线，更不愿看到军功集团势力复辟。因此，他们不仅在现实中坚持既定方针，同时也是出于现实的需要，寻找并夸大开国时代的有关事例，以便宣称“崇文”气象一贯存在的合理性。
历史的记忆就这样延续，多少附加着后世的理解和想象。现实远离过去，但在国家认同的背景下总能修正过去的历史影像。
注释：
①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45页。
②脱脱：《宋史》卷256《赵普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8932页；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中华书局，1989年，第9页。
③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1，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220页。
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1，建隆元年三月己巳，中华书局，2004年，第11页。
⑤《长编》卷15，开宝七年二月庚辰，第317页。
⑥《长编》卷3，建隆三年六月辛卯，第68页。
⑦《宋史》卷105《礼志八》，第2547页。
⑧文莹：《玉壶清话》卷2，中华书局，1984年，第19页。
⑨《涑水记闻》卷1，第15页。
⑩《宋史》卷439《文苑传》序，第12997页。
(11)参见拙作《宋代军功集团的消失及其影响》，《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4期。
(12)《宋史》卷257《李处耘传》，第8962页。
(13)钱若水：《太宗皇帝实录》卷26，四部丛刊三编本；《长编》卷12，开宝四年七月己酉，第269页。
(14)《长编》卷34，淳化四年十一月丁卯，第759页。
(15)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28《本朝二·法制》，中华书局，2004年，第3074页。
(16)《长编》卷4，乾德元年六月壬辰，第92-94页；《宋史》卷105《礼志八》，第2556页。
(17)《长编》卷4，乾德元年四月丁亥、六月壬辰、七月丁卯，第88、92、98页。
(18)《长编》卷13，开宝五年十二月乙卯，第293页。
(19)《宋史》卷256《赵普传》，第8933页。
(20)《宋史》卷210《宰辅表一》，第5416-5422页；并见《宋史》各传。
(21)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下相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63册，第659页。
(22)《朱子语类》卷129《本朝三·自国初至熙宁人物》，第3085页。
(23)参见拙作《宋代主流意识支配下的武力战争观及其实践》，《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
(24)王夫之：《宋论》卷2《太宗》，中华书局，1964年，第37页。
(25)《宋史》卷105《礼志八》，第2547页。
(26)《长编》卷36，淳化五年十一月丙寅，第801页。
(27)《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正月丙寅，第393-394页。
(28)《长编》卷30，端拱二年正月乙未，第673-675页。
(29)范祖禹：《帝学》卷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96册，第744页。
(30)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崇儒6之4-5，中华书局，1957年，第2270-2271页。
(31)李昉：《御书飞白玉堂之署四字颁赐禁苑，今悬挂已毕辄述恶诗一章用歌盛事》，李昉《禁林宴会集》，载于洪迈《翰苑群书》卷7，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95册，第372页。
(32)《宋史》卷155《选举志一》，第3616页。
(33)蔡襄：《端明集》卷22《国论要目》，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094册，第493页。
(34)《长编》卷60，景德二年五月戊辰，第1333页。
(35)曹彦约：《经幄管见》卷1，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86册，第36页。
(36)《长编》卷155，庆历五年三月辛未，第3760页。
(37)《帝学》卷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96册，第765(B)页。
(38)《长编》卷79，大中祥符五年十月辛酉，第1798-1799页。
(39)《帝学》卷8，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96册，第778页。
(40)《帝学》卷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96册，第743、745页。
(41)赵师民：《劝讲箴》，吕祖谦《宋文鉴》卷7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50册，第750页。
(42)马永卿：《元城语录》卷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63册，第366页。
(43)李纲：《梁溪集》卷34《戒励士风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25册，第802页。
(44)《宋史》436《儒林六·陈亮传》，第12940页。
(45)周必大：《文忠集》卷53《初寮先生后集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7册，第560页。
(46)魏了翁：《鹤山集》，吴渊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2册，第77页。
(47)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2《上田正言书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9页。
(48)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39《襄州谷城县夫子庙碑记》，中华书局，2001年，第566页。
(49)苏辙：《栾城应诏集》卷12《御试制策》，《苏辙集》，中华书局，1999年，第1358页。
(50)邓小南：《关于“道理最大”--兼谈宋人对于“祖宗”形象的塑造》，《暨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51)《长编》卷37，至道元年五月丙寅，第815页。
(52)[德]傅海波、[英]崔瑞德：《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导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6-7页。
(53)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2《五代幕僚之祸》，中华书局，1984年，第476页。
(54)《帝学》卷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96册，第745页。
(55)徐规《宋太祖誓约辨析》，认为宋太祖立誓碑，告诫后嗣不得杀大臣和上书言事者，是体现了“与士大夫共天下”，也显然过高估计了宋初“崇文”的程度，《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
作者：陈峰 来源：《历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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