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通变与时序是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文学发展、文学与时代关系的两个主要范畴，或曰关键词。这两个文论范畴具有深厚的哲学、文化根基，传统诗文评家在运用这两个范畴进行实际批评的过程中，赋予了它们丰富的文学思想内涵，衍生出了诸如“质文代变”“参古定法”“本末源流”“会通适变”“文变染乎世情”等命题，从而成为我们研究传统文学发展观时需要重点考察的两个关键词。从关键词研究的视角，对通变、时序这两个范畴的形成与发展进行梳理，并且深度阐释它们的义理，对于我们充分认识传统文学批评中的文学发展观念，意义重大。
通变和时序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中关于文学发展和文学与时代的两个主要范畴，或曰关键词。它们并不相同，有着各自的理论指向，但是相互之间又有密切的关联，而就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范畴、概念、术语体系的逻辑层面而言，通变所处的层面高于时序。
一、通变篇
(一)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
作为一个对立统一的辨证范畴，“通变”出自《周易》，刘勰将其引入文学批评，用以指陈文学创作和文学发展中的继承和革新之间的关系。《周易·系辞上》曰：
通变之谓事。
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
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1](P516、537、532、533、515)。
《周易·系辞下》曰：
变通者，趣时者也。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1](P516、537、532、533、515)
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篇中言“通变”者，凡七次，如：
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
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
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可久，通则不乏[2](P521)。
通过对照，我们可以看出刘勰所论通变与《易传》的渊源甚深。《周易》在阐发事物发展的规律时所体现的基本观念是“变”，认为万事万物时刻处于变化之中，没有一个固定的地位和永恒的标准，因此必须“惟变所适”，积极地适应、顺从事物的变化。《周易》哲学体系包含了一些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如天地、日月、阴阳等。“穷”与“通”相对，是矛盾运动的无穷往复。在《周易》中，“通”与“变”本身并不构成矛盾，但是在《文心雕龙》中，刘勰为了表达辩证的文学史观，创造性地将二者对举成文，“通”指会通，指文学发展中的继承；“变”指变易，指文学发展中的革新，“通”与“变”组合在一起使用，就成为一个用来阐述文学发展过程中继承与革新之关系的文论范畴。刘勰在使用“通变”这一范畴来论析文学发展中的继承与革新的关系时，引入了几个对立范畴，如有常之体与无方之数，本与末，同与异，质与文，古与今，远与近，雅与俗，因与革，会通与适变，定法与制奇，等等，这是我们理解通变内涵，理解文学创作和文学发展中的继承与革新关系的关键。
(二)质文代变，质文沿时
“质文代变”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史观的一个中心命题。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对此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和总结，提出了“斟酌乎质文之间”“可与言通变矣”，以及“质文代变”[2](P671)“质文沿时”[2](P675)的重要论断。
在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质与文这对理论范畴，主要指文章的义理与文辞及其之间的关系，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反复提及，如《情采》云：
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2](P537)。
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摛藻，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2](P538-539)。
这里“情”即“质”，“采”即“文”，刘勰在此强调，写作文章时，必须做到内容与形式相结合，二者兼顾，不可偏废。
刘勰所主张的这种质文关系的思想渊源，来自于先秦儒家伦理哲学。先秦时期，孔子首先在儒家政教伦理范围内提出质文概念。《论语·雍也》云：“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认为理想而健全的人格，应该是文质兼具，内在道德修养与外在言行的统一。孔门的这种质文兼备观，影响深远。从汉代开始，人们就把质文范畴引入文学批评之中。如王充《论衡·书解》云：“或曰：士之论高，何必以文？答曰：夫人有文，质乃成；物有华而不实，有实而不华者。《易》曰：‘圣人之情见乎辞。’出口为言，集札为文。文辞施设，实情敷烈。”[3](P1149)这里的所谓文质、华实、情辞，都指文章、言论的内容和形式而言，亦指人品与文品之关系。又如《后汉书·班彪传》中班彪评司马迁《史记》云：“善述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4](P1647)陆机《文赋》云：“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这里“质”指文学的思想内容，是文章写作的根本；“文”则是文章的语言形式。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在评价曹操父子时说：“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5](P1778)沈约在这里将“质文”与“情辞”对应起来，认为三曹既重视文采，又能做到以情纬文，以文被质。钟嵘在《诗品》中称曹植为“建安之杰”，并且认为曹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具有“体被文质”[6](P37)的特点。
刘勰的文质论，正是在孔子文质论的基础上，对两汉魏晋及南朝宋以来的文学批评中关于文质关系认识的全面总结，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自己的斟酌乎质文之间、质文代变、质文沿时的文学发展观。其《通变》云：
是以九代咏歌，志合文则。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夏歌“雕墙”，缛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至于序志述时，其揆一也。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篇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搉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何则？竞今疏古，风末气衰也[2](P519-520)。
刘勰认为九代咏歌的发展脉络是：黄唐虞夏之世，文学质朴有余而文采不足；商周文学“丽而雅”，文质相称；而楚汉魏晋宋的文学，则愈来愈文多质少。历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体现为质文互为交替，但总体发展趋势是“从质及讹，弥近弥澹”[2](P520)。在这里，刘勰更为推崇的当是商周的“丽而雅”，即文质彬彬。至于他对于黄唐虞夏之质过于文和楚汉魏晋宋之文过于质的文学发展倾向，由其“从质及讹，弥近弥澹”“风末气衰”[2](P520)的结论，结合其宗经的思想和“文不灭质”[2](P539)的观点，以及他对今世宋、齐文学弊端的批判来看，他应该更加反对楚汉之后的文胜质，而对黄唐虞夏之质胜文则是有所认可的。整体来说，刘勰主张，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要“斟酌乎质文之间”，如此，方“可与言通变矣”。
(三)望今制奇，参古定法
质文关系之外，文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历代文学发展演变中的古今关系问题，对此，刘勰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于文学古今问题的不同崇尚，反映出文学史观的不同倾向和文学批评的不同标准。概而言之，一般不外乎如下三种观念形态：其一，尊古卑今、贵远贱近；其二，竞今疏古、薄古厚今；其三，复古新变、古今一也。前两种观念代表两个极端的思想倾向，第三种则是一种颇为通达辩证的文学史观。这三种观念形态，在先秦、两汉、两晋和南朝时期，或是其中的某一种观念占主流，或是同时并存，不一而论。刘勰在《文心雕龙》的《通变》篇和《时序》篇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于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古今关系的看法。所以，刘勰的文学古今观，亦为我们认识他的文学通变观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线索。其中，《通变》篇赞语中的“望今制奇，参古定法”[2](P521)体现了刘勰的融通古今观，可视为古今文学发展观的理论总结，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和意义。
《时序》云：“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2](P671)在刘勰看来，质文代变的文学发展观是随着古今之时代历史演进而发展变化的，所以在该篇赞语中他又说：“终古虽远，旷焉如面。”[2](P676)也就是说，其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之“时序”，就是古今历史的发展演进。对于古今文学的态度，刘勰在《通变》篇里反对文学创作上“竞今疏古”，认为“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2](P520)在这点上，由于他受宗经思想观念的制约，提倡以复古为创新，似乎体现出一定的尊古卑今的态度。但是在《通变》篇赞语中，刘勰又将文学创作中处理古今关系的原则概括为“望今制奇，参古定法”[2](P521)，体现出明显的融通古今的态度，因此刘勰的古今文学观最终还是反映了他的通变文学发展观。这一点在《知音》篇也有论述。《知音》篇中，刘勰对“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2](P713)的现象提出了批评，明确反对“贵古贱今”的批评态度，“观通变”是刘勰文学批评的三个标准之一，同时也是他鉴赏文章的“六观”方法之一。
文学上的复古主义观念，最早是由孔子确立的。孔子在整理与传授文献时，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后形成了儒家思想学说中的尊古宗经观念，而征圣、宗经也便成了儒家所遵循的创作原则。其后孟子、荀子等从儒家立场出发，皆提倡宗经复古。与此对立的是，在先秦诸子百家中，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是明确反对儒家的复古主义思想的。另外，道家在历史哲学观上虽然也崇尚复古征圣，但由于其理论上与儒家思想的针锋相对，也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反复古主义色彩。
到了汉代，尤其是自汉武帝时期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后，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经学繁荣，复古宗经思想成为时代主流思潮，其中尤以西汉时期扬雄所提出的征圣、宗经主张最具代表性。到了东汉时期，由于时代与社会思潮的变化，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对于儒家复古思想的批判力量，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东汉杰出思想家桓谭、王充的批判复古、力求创新的文学发展观，这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可以说是振聋发聩，影响深远。桓谭《新论·闵友》云：“世咸尊古卑今，贵所闻贱所见也，故轻易之。”[7](P61)明显地表现出反对尊古卑今、贵所闻贱所见的观点。王充对复古主义文学倾向进行了尖锐而彻底的批判，如《论衡·案书篇》曰：“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今人也……善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真伪，无有故新。”[3](P1173-1174)可以看出，王充并不是一味地否定复古，而是辩证地看待古今关系，认为“古今一也”，正确而全面地阐明了文学的古今关系，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两晋的复古新变文学史观以西晋挚虞和东晋葛洪为代表，观点各异。挚虞《文章流别论》对文学的古今发展持崇古抑今的复古观念。如论颂体，批判“今颂”弄文失质，非诗而似赋，其“文辞之异”，乃“古今之变也”。论赋体，称“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8](P179-180)。从赋体创作的古今、质文、情辞变化上，表明了他尊古卑今的文学史观。与挚虞不同，葛洪在文学发展观上则持“今胜于古”的观念。在《抱朴子》外篇的《钧世》《尚博》《喻蔽》等篇中，葛洪集中阐明了他对于文学发展历史的观念性认识。如《钧世》中，他认为古书之所以“隐而难晓”，是因为时代的发展带来了语言的变化，而方言的不同和古籍流传过程中的残缺朽蚀等因素，都可能造成今人阅读理解的困难。在《尚博》篇中，他强烈反对俗士所云的“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广”[9](P120)之论调，指出今人“重所闻，轻所见，非一世之患矣”[9](P120)！诸如此类，反复申述，以见其鲜明的“今胜于古”之文学史观。
南朝文学批评的繁荣，是与以刘勰为代表的众多批评家全面观照历代文学发展演变规律分不开的。在文学史观上，除了刘勰以复古为革新的“通变”发展观外，其他代表人物如沈约、萧子显、萧统、萧纲、萧绎等则大多持“新变”的文学史观。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是一篇著名的文学史论。他站在史学家的角度来看待文学的发展，《传论》称“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5](P1778)。对历代文学均予以肯定。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也明确地提出“新变”的观点。如《传论》曰：“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10](P908)萧统《文选序》认为文学是发展的，“随时变改”的，即所谓“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然”[11](P1)。萧纲在《与湘东王书》中说：“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俱为盍各，则未之敢许。”[12](P3011)萧绎也提出“世代亟改，论文之理非一；时事推移，属词之体或异”[13](P3053)的观点。可见，在南朝，这种文学随世而变的发展已成为一股强劲的文艺思潮。
刘勰是六朝时期文学发展理论的集大成者。刘勰、萧氏之后，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又一次文学古今问题的大论战，是明代公安派反对前后七子复古之争，以袁宏道为代表。《雪涛阁集序》云：“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近代文人，始为复古之说以胜之。夫复古是已，然至以剿袭为复古，句比字拟，务为牵合，弃目前之景，摭腐滥之辞。”[14](P709-710)袁宏道认为时代和语言都是发展的，“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而前后七子之复古派却无视“今语异古”的事实，一味模拟秦汉盛唐，违背了文学发展的历史规律。
(四)本末源流，还宗经诰
推源溯流、原始本末是刘勰考察古今文学发展演变时所采用的重要理论方法，他通过这种考察，尤其是文体源流方面的考察，得出了征圣宗经、同祖风骚等结论，并且在《通变》篇和《时序》篇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析。
在《通变》篇中，刘勰认为，文学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弊端，如文学内容形式、风格体貌的“从质及讹”，这是因为师法继承的路径错误所致，即“竞今疏古”，只学习当代作家作品，未能远师古人，故而提出“还宗经诰”的主张。这就是《通变》篇所指出的：“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15](P520)所谓“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是说历代文学由“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直至“宋初讹而新”的发展变化，即“从质及讹，弥近弥澹”。每变愈下的原因是什么呢？那是因为学者“竞今疏古”，未能继承古代经典而造成的必然结果，才致使文学“风末气衰也”。所谓“竞今疏古”，就是其所云：“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夫青生于蓝，绛生于蒨，虽逾本色，不能复化。故练青濯绛，必归蓝蒨。”[2](P520)也就是说，文学的发展需要创新变化，但是文学的变化出新不能背离古代经典的内容和形式。所以，懂得宗经，方“可与言通变”，这才是通变的文学发展观。
刘勰的这种文学发展观，源于他的“原道、征圣、宗经”的创作思想。在《序志》篇中，刘勰将“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2](P727)视为“文之枢纽”[2](P727)。又，他在《文心雕龙》中把“原道”“征圣”和“宗经”作为总纲置于全书之首，认为三者是为文的指导思想。三者之间，由于“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即圣人是通过经书而明道的，故三者中“宗经”为关键，为归结点。这里的经指五经，五经乃“文章奥府”和“群言之祖”。刘勰认为，五经是众体文章的源头和本根，所以他在《宗经》篇中说：
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2](P22-23)。
在刘勰看来，“文能宗经”，就可做到“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直面不回、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2](P23)，从而避免文学发展中出现的“楚艳汉侈”[2](P23)之流弊，达到“正末归本”“矫讹翻浅”[2](P520)的效果和目的。由此可见，《宗经》与《通变》篇在文学发展观上是相联相通的。
刘勰征圣、宗经的理论源于儒家思想。儒家的征圣、宗经学说，自先秦、两汉以来有一个清晰的传承脉络。孔子提倡尊古征圣，反对不合圣王之道的淫声巧言。孟子则“言必称尧舜”，强调修身养性、锻炼人格要诵读《诗》《书》。到了荀子，原道、征圣、宗经思想便基本形成体系。如《荀子·儒效篇》云：“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16](P133)《劝学篇》云：“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16](P11-12)汉代扬雄继孟子、荀子之后，明确地提出明道、征圣、宗经的思想，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理论体系。
把文章各体归诸经典，除了前面所引刘勰之外，较为详备的是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云：“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17](P461)其后历代多有论述，如唐韩愈、柳宗元等，明代文体学家徐师曾亦称“凡文各本五经，良有见也”[18](P77)。兹不赘述。
刘勰对于文体源流演变的观念认识和理论阐发，是魏晋六朝时期文学发展观的又一重要理论贡献。《文心雕龙》从《明诗》至《书记》二十篇，分论各类文体，大都是按照“原始表末”的历史流变进行的，可以说是一部详尽的分类文体文学史。“原始以表末”[2](P727)是刘勰文体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他通过这种推源溯流的历史方法，清晰地梳理出每一种文体的发展脉络，以致我们今天可以从中看出刘勰鲜明的文学发展观。
刘勰“原始以表末”的文体源流发展观明显是其“宗经”说的延展，并受到曹丕“文本同而末异”文体论的影响。这在《通变》篇开篇就反映出来：
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2](P519)。
他引入“常”与“变”这对古代文论发展观范畴，进一步阐明了文学发展在继承和革新上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也从中体现出他的文学通变发展观。
在坚持文本于五经和原始表末这一文体源流思想的前提下，刘勰又提出了“同祖风骚”的文体发展观。将以《国风》为代表的《诗经》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作为中国文学的源头，汉代以来的文学批评家多有论述。刘勰在《通变》《时序》篇中更是集中地阐述了这一问题。《通变》篇云：“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这是在说《离骚》继承了《诗经》传统，汉赋则受到《楚辞》的影响。《时序》亦云屈宋艳说，“笼罩雅颂”，“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2](P672)。同时代的钟嵘在《诗品》中，将汉魏至齐梁间的五言诗人之源头推溯到《国风》《小雅》《楚辞》三系，亦“同祖风骚”。再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原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5](P1778)刘宋檀道鸾《续晋阳秋》：“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19](P247)由此可见，“同祖风骚”在当时是一种得到普遍认同的文体观念。
(五)会通适变，参伍因革
前面我们分别从质文、古今和源流三方面分析了《通变》《时序》的文学史观，并简要地梳理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中的文学发展观的历史演变脉络。其实，在刘勰看来，质文、古今、源流三者是三而一的问题，如果我们将他对于这三个问题的看法归纳、整合起来，便可以形成刘勰完整的主张“通变”的文学发展观。
首先，刘勰以文学发展史上的具体事实为例，通过批判偏执于通而不变或变而不通所形成的弊端，确立了有通有变、通变兼融的文学发展观。在具体的论析中，他通过纵观上古至南朝宋初之文学发展的历史而指出，虽然“文”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其“变”是无方的，但是历代歌诗在思想本质上都是相通的。既通且变，故而黄唐虞夏能做到淳而质、质而辨、丽而雅，这是刘勰所赞赏和认可的。另一方面，从楚汉、魏晋到宋初，虽然能够对前代之文有所继承，但每一代都是继承模仿“今”代，未能通于古代，故而这几代的文章便显示出侈而艳、浅而绮和讹而新的缺陷。这实际是变而未通，对此刘勰显然是持批判意见的。究其根源，刘勰认为是作家们竞今疏古，即争相摹仿今代而忽略借鉴古代经典。刘勰既批评了当时的文士变而不通，在创作上近附而远疏的风气；又批评了汉初赋颂创作中的夸张声貌、通而不变、循环相因的弊端，而指出，变当以通为基础、为前提，并且提出了他自己主张的通变之术，即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
其次，刘勰认为，在文学创作上，要想达到“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2](P519)的境地，进而写出万里逸步的颖脱之文，首先需要懂得“通变之术”。所谓通变之术，指“体必资于故实”与“数必酌于新声”[2](P519)。前者当“通”，后者须“变”。各种文体，因其名称的恒定和写作规范、文体规范的不变有常，是相通的，可以历代前后相因袭相继承，故而要借鉴过去的作品。“数”指“文辞气力”等无方之数，语言文辞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而作家的气质才力也因人而异，故而在具体创作时，必须参照当代的新人新作。也就是说，通者、变者为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除了懂得“通变之术”，尚需“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2](P521)。但是如何做到会通适变呢？刘勰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博览古今文章，有所因循，方能会通；精阅具体的作家作品，才能发现不同之处，才能适变，有所革新。总而言之，在刘勰看来，文章创作的规律如日月运行，周而复始，相循相因，此为“通”；日月虽循环升落，但光景常新，日新月异，自有其变化不居之处，此为“变”。正因为如此，刘勰主张有通有变，有因有革，做到“望今制奇，参古定法”。也就是说，在创作中，既要参照今之文，制奇革新，有所变；然而，这种变又需要参照古代作品恒定的创作方法，有所相因，有所通。
二、时序篇
(一)歌谣文理，与世推移
文学创作，以及一个时期文学的发展演变，均与所处的社会息息相关。也就是说，文学创作、文学的历史进程，无不受其所处时代的由诸如政治、思想、文化等因素所构成的整体社会语境的影响，此即所谓文学的“时序”问题。“时序”亦是关系到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刘勰对于文学的“时序”问题的看法，是他的主张“通变”的文学发展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文心雕龙》中，刘勰对于文学的“时序”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论析，而他在《时序》篇中所言之“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2](P675)，可以看作是他关于文学“时序”问题的核心看法。所谓“世情”，大体而言是指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道德崇尚，治乱兴衰状况，以及学术文化风貌[20](P427-458)。
刘勰认为，一个时代的文学，与这个时期国家的盛衰、德盛清明或昏暴衰微之政治教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他提出：“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2](P671)在刘勰看来，唐尧虞舜时期，政治上德盛化钧，政阜民暇，而其时的歌谣便充分地反映了这点，并且体现出心乐而声泰、勤而不怨、乐而不淫的时代特点。而在周代，由于幽王、厉王昏庸，平王衰微，当时的文学创作便出现了诸如《板荡》《黍离》等表现怒哀的篇什。在中国古代，战乱亦是影响文学创作和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代因素，对此刘勰在阐述“时序”问题时，亦有较为详尽的分析。刘勰指出了战乱影响文学创作和文学发展的正、负两个方面的效应：一方面，战乱让人无暇顾及文学，如春秋以后，由于诸侯乱战，英雄角逐，以致文学衰微，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其余无足观矣；另一方面，战乱亦可能催生文学繁荣，并影响文学的内容和风格，如建安时期文学的勃兴，便为一例。他指出，“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2](P674)。在刘勰看来，建安文学的繁荣，并且形成“梗概多气”“雅好慷慨”的“建安风骨”，就与当时社会政治的“世积乱离，风衰俗怨”[2](P674)分不开。
关于政治、社会治乱与文学的密切关系，先秦、两汉以来的文学批评多有论及，大多注意到诗乐与社会治乱的关系，这与早期诗、乐不分有关。如《左传》季札观乐，已认识到了文学与政治和社会治乱之间的密切关系，《礼记·乐记》则总结为：“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诗大序》所谓“声音之道与政通”，可以说是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最为集中的概括，而刘勰对于文学与政治、社会关系的认识，正是受此影响而来的。
(二)帝王雅好，文采相尚
由于受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形态的影响，传统文学的发展演变与帝王的崇尚和提倡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实质上就是一个君主帝王的思想文化领导权、话语权对文学的影响制约问题。刘勰在论析“时序”问题时，也充分地关注到了这一点。他认为，一方面，君主的崇尚和提倡，可以带来文学的繁荣，如曹魏时期，“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2](P673)，所以才出现了建安文学“俊才云蒸”、七子竞展文才的文学繁荣局面。再如南齐明帝因为自身“雅好文会”“振采于辞赋”，当时一批如庾信、温峤等文士被重用，所以才出现了“彼时之汉武也”的文坛局面。另一方面，君王如果不好文学，则文学不盛，如汉初因“高祖尚武，戏儒简学”[2](P672)，故而“虽礼律草”，但“《诗》《书》未遑”[2](P672)。
此外，帝王自身爱好文学及其取得的成就，也会以其示范和带动作用而成为推动文学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帝王的好尚和提倡，往往与帝王自身擅长文学有关，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列举到的诸如三曹、明帝、高贵乡公、宋武帝、文帝、孝武帝等等，情况均属如此。如《南史》卷二二：“宋武帝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21](P595)《南史》卷七二：“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21](P1762)应该说，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帝王的崇尚和提倡对文学产生影响是一种客观的事实存在，刘勰之后的文学批评也多少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如《全唐诗·太宗小传》：“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22](P1)另据史书所载，南唐后主、清乾隆等皇帝均讲究文治，文学成就很高，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关于这方面的历史记载和批评文献很多，兹不赘举。
(三)华实所附，斟酌经辞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与历史、哲学密不可分，文学家、批评家大都兼具政治家、思想家、艺术家、史学家等身份，历代哲学、宗教、文化、学术思想等都会对文学创作和批评以及文学进程产生一定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对这一问题也予以了充分的关注，在《时序》篇中，他具体考察和分析了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想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总体风貌的深刻影响。比如，刘勰在考察先秦文学时指出，战国时代，由于群雄纷争，诸子百家风起云涌，游说盛行，而屈原、宋玉之作意奇藻丽，乃“出乎纵横之诡俗”[2](P672)，故曰：“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2](P672)又如，汉武帝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繁荣，这一学术思想在文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辄，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2](P673)再如，东晋由于玄学清谈兴盛，带来了玄言诗的繁荣，这也深刻地影响到了当时的诗风：“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2](P675)
刘勰重视一个时代的政治状况、学术思想文化对该时期文学总体风貌的影响的批评方法，对于后世的文学批评影响颇大，历代文学批评中关于文学发展与时代政治、学术思想文化等之关系的论述很多，难以列举，我们仅以清代著名诗论家叶燮的《原诗》为例，以见大概。其曰如：“盖自有天地以来，古今世运气数，递变迁以相禅。”又曰：“其正变系乎时，谓政治风俗之由得而失、由隆而污。此以时言诗，时有变而诗因之。时变而失正，诗变而仍不失其正，故有盛无衰，诗之源也。”[23](P2，4)叶燮以时言诗，认为《诗经》中《风》《雅》与时代的政治、风俗有关，两者由兴隆到衰落，即由正风、正雅变为变风、变雅，正是受时代风气影响所致，而整个诗歌发展的历史，便是一部正变相续、盛衰循环的历史。
(四)文变染乎世情
在《文心雕龙》中，刘勰还从质与文的角度，对于“时序”问题进行了阐述。阮瑀在《文质论》中提出的“二政代序，有文有质”的政治历史观，可以说直接影响了晋代挚虞的“质文时异”和葛洪的“醇素雕饰”“时移世改”的文学发展观。在此基础上，刘勰综融诸家之论，提出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的文学发展观。
受汉魏以来“质文互变”的政治历史观的影响，在《文章流别论》中，挚虞考察了各种文体的源流发展，具体说明了文学由质而文的变化趋势。如论“铭”体曰：“夫古之铭至约，今之铭至繁，亦有由也。质文时异，则既论之矣。”[8](P181)在挚虞看来，时代的发展变化，正是“铭”体古约今繁之质文演变的重要因素。挚虞之后，东晋的葛洪也阐发了质文变化的文学发展观。《抱朴子·钧世》云：“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则莫不雕饰，时移世改，理自然也。”[9](P77)这里，古者醇素为质，今者雕饰为文，文学古质今文的变化是“时移世改”的自然演变规律。挚虞、葛洪把各体文章演变与时世变化相联系的观念，明显地影响了刘勰“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和“质文沿时”的文学发展观，刘勰通过“质文代变”来阐述文学“时序”问题，无疑是对挚虞、葛洪观点的总结和理论提升。
在《时序》篇中，刘勰在描述文学发展演变的过程时，通过对历代文学历史变迁的具体分析，指出“蔚映十代，辞采九变”[2](P675)，明确提出了他的“质文代变”论。《时序》开篇称“时运交移，质文代变”[2](P671)，赞语言“质文沿时，崇替在选”[2](P675)前后呼应。在文中，刘勰则通过对“十代九变”之历代文学的全面勾画和具体分析，说明了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随着时代的推移而变化，亦即“质文代变”“质文沿时”，并且从中归纳出了“歌谣文理，与世推移”[2](P671)“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2](P675)等结论性命题，意在说明文学的“质文代变”受“世情”制约，并遵从“时序”而“与世推移”。
如果说，刘勰在《通变》篇中分析“九代咏歌”“从质及讹”的发展变化，多着眼于揭示内容与形式之间关系的文学内部发展规律的话，那么，他在《时序》篇中通过“质文代变”论来讨论“时序”问题，则更注重挖掘文学发展变化的外在原因。所以，《通变》篇与《时序》篇的质文发展观两相结合，则“质文代变”论这一文学发展观就获得了全面而充分的论证，从而使“通变”与“时序”所构成的该时期文学发展观的中心命题得以确立。
作为文学发展演进的基本规律，“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论的提出和确立，一方面受到先秦两汉魏晋以来政教理论上“质文互变”论的影响，同时也继承了晋代挚虞、葛洪等文学批评家关于“质文时异”的文学史观，是对前此有关文学发展观念的总括与提升，并对后世文学史观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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