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镇和硖石镇都是海宁县属下的两个名镇。过去先后作为江南水乡的米市，为调剂周围城乡的粮食余缺，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因而名噪一时。
20世纪50年代，我有幸多次到过那里，那些遗留下来的米市痕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今，我作为高龄老人居家养老，闲来谈谈长安米市和碳石米市，根据历史的记载，陈述它们兴旺和衰落的过程，也许对史学界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历史长河来看，一向以全国粮仓而闻名天下的长江三角洲太湖流域，到明代中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手工业和商业的迅速发展，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包括嘉兴在内的农村经营的商品化倾向日益加剧，大量的粮地改种桑树、棉花、烟叶、苎麻和其他经济作物，以适应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加上人口快速增加，粮地面积缩小，粮食供应的压力日益加大。
到了晚明、人们感叹：“吴中五方聚处，日食甚繁·····吴所产之米原不足供本地之用.若江、广（即江西、湖广）之米不转浙属籍以挤运，即苏属亦望为续命之音”，这是崇祯年间任应天巡抚黄希宪于崇祯十三年（1641）移牒苏州府长洲、吴县的檄文。
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长江三角洲苏松常杭嘉湖等地，对湖广、江西粮食的依赖已非同小可，“望为续命之膏””藉以济运”，殆非虚言。
同时代人吴应文（1594～1645）可作为一个旁证，他的《楼山堂集》中写道，江南“地阻人稠，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栗”。
进入清代以后，这种形势更趋明可以发现，无论是封疆大吏的密折，同地在探讨江浙仰给于湖广的问题。
不少官僚试图解析江浙仰赖湖广地窄人稠的原因外，大半田地栽种经浙江巡抚程元章对杭嘉湖的分析：
“杭嘉湖三府属地，地窄人稠，民间以育蚕为主，田地大展植桑，岁产米谷，除办漕外，即丰收之年尚不敷民食，向籍外江商贩接济。”
这一分析是中肯的，可以从地方志中找到佐证，康熙《嘉兴府志》中说，其地粮食“每不能自给，待食于转输者什之三四”。“鱼米之乡”的嘉兴府尚且每年要输入30％到40%的商品粮，其他地区可想而知。
长安米市就是在这一经济形势下兴起和建立起来的。
长安，旧名修川，北宋时成市，为南都临安，修川市扼其要律，地位重要，改发展，长安由一个鱼虾甚富的小市上升长安镇，已是临安府的大镇之一，属盐官德，漕运往来，商旅络绎，为官、商必经通驿站。
明代在此设置税课局，成为周围著名的商业中心，万历《杭州府志》上说：“长安镇上下两河商贾，经济繁荣，商业兴旺。”
清代前期，杭州府海宁县长安米市是于苏州府枫桥米市和吴江县平望米市之一、当时，有人把平望米市称作小枫桥、小望米市是略小于长安米市一筹的。
长安镇河道四通八达，上河之水直达南及川楚各地，因面湖广、江西的粮食经运河南下，此地作为集散码头的优越性就凸显出来。长安镇就作为“通运之总区”。杭绍诸商販咸集，湖广、江西等处运抵此镇的粮食，不仅可就近销往浙抗嘉湖一带，而且可转销浙东各府，故（修川小志）说，长安米市达，杭、绍、宁三府咸资接济。
米市设在长安镇石塘湾，米市上-江南、川、楚之米无不毕集”。
商品粮的大量集散，使长安镇繁忙而兴旺，时人有诗云：“灯火安镇，河流上下争。市分粟米价，坝转轴轳声。”
咸同年间（1864年前后），太平天国军和清军曾多次在这一带厮杀，长安米市因而元气大伤，当地人员大量伤亡、房屋被毁，人民财产损失惨重，遭此浩劫，长安米市已无法经营，硖石米市乃起而代之。
硖石镇作为水路交通的码头，以米市事权之集中，交易惯例的便利，不特能承袭长安米市之局面，而且连省城杭州之湖墅米市也望尘莫及。
硖石为一河两街型集镇，市河南分硖石湖之水，入市北往长长水，穿越镇市，系南北舟航孔道，市河两旁为市街，南北长四里。
明朱一是《硖石镇关厢水栅记》上说：“硖石通四道，西遏钱塘，东连武水，北经御儿，走吴淞、震泽各水”，“其港三十有六”，“日中为市，道遇不拾”，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它有可能成为一个理想的粮食集散地。
明清之际，硖石已号称“烟火万户”，并已成为海宁下属的名镇之一。
1864年前后，长安镇急剧衰落，全县贸易重心转往硖石镇，民国《海宁州志稿》上说，咸同以前，土产各货集散于乡镇，尤以硖石居多。
1864年以后，硖石米市取代长安米市，迅速繁荣，历数十年而不衰。
如今，谈及浙西米市，首推硖石，硖石米市每日交易之多，使人瞠目，连上海米谷交易市场上亦挂出硖石米市的行情。其成为米市的历史，即自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之后。
硖石市河旧貌，从新桥向南看旧米市一角，木结构的吊脚楼。
硖石米市之所以继长安米市之后成为浙西米市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硖石河流纵横，交通便利，又有沪杭铁路，不仅本省的嘉兴、嘉善、平湖等地及江苏芦墟、同里、青浦和金山等处之米，均可以由水路汇集此间，即远如皖北之三河、皖南之宜城，常年亦有大量远来。
第二，硖石米市为一集散市场·萧山、绍兴二帮及海宁邻县均常年向此间办货，所以如此，要以硖石惯例.行家恒能待客垫款项等主因。其对萧、绍两帮的放账，常年均达巨额，且时有长达二三月，相互均具有信用关系。
进入民国之后，特别是到了民国二十年（1931）之后，由于日本人造丝倾销国内市场，蚕茧价格低落，许多农民视养蚕为畏途，纷纷砍桑种粮，太湖流域诸县农业经济格局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即蚕桑和种粮的比例由过去的7：3转变为3：7。
据当年中国经济志记载：嘉兴县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产鲜茧九万余担，不及民国二十年（1931）的一半，农民砍掉桑树种植粮食。所以自民国二十二年以后，嘉兴一带粮食较前有所增产。
硖石米市不仅是本地区临近县镇米粮的集散中心，而且是浙、苏、皖米粮的转运出口地之一，浙东缺米地区如绍兴、萧山、余姚等地，也莫不以硖石米市为最大的米量供给来源。
砍石米市地处今米市街，一河二街的市镇，居然能使数万石乃至百余万石大米大进大出而游刃有余，其米市的运营机制，是由经售商、米行、碾米厂和零售米店四个层次构成，全部集中于硖石镇米市街市河两岸约半里长的街道上。
硖石米市街旧址。
第一个层次—经售商：
经销商系外来米商与本地米行的中介者，在硖石米市街市河两岸设有行所（类似当今的房地产中介所），米客运货来硖石镇，均先投经售商，然后由他们向各米行接洽交易。按惯例，米客投行后，所有货色即归该行一家兜售，而米客来自远道，不能预悉行家有无买主，投行之后，若一时不能脱售，殊感不便，故有熟悉当地市的中介人代为向各行接洽，由此形成了经售业。
20世纪30年代，硖石镇有经售商十家，经售外汇来米者有沈城和、周大观、张恒升和李仁义四家，经售内河来米者有陈公大、汪三泰、陆源盛、徐义昌、许公义等六家，除了以上十家外，还有以个人名义代客兜售者三十余人，他们对来客米商而言具有绝对的信任度。
第二个层次-米行：
米行是硖石米市的主体，所有米谷的集散无不经过米行。
民国十九年（1930）共有大小米行64家，由于营业范围的不同，可分为三类：
一是大袋行。多做萧、绍二帮生意，交易范围大，资本雄厚。所用米袋可装一石五斗，故称大袋行。此类米行有七家：生大、和顺裕、广顺泰、何永丰、公顺隆、裕生隆和信顺昌。
二是小袋行。专销本镇四乡和邻县，所用米袋可装一石二斗，故名之。此类米行亦有六家：大昌、慎义泰、正大、胜昌、协兴顺和徐永泰。
三是乡货行。数量虽多，营业额却较小，且兼营杂粮，以收买、出售本地乡货为主。
第三个层次-碾米厂（糙米加工业）：
由于运抵硖石米市的米粮，大多是糙米（约占三分之一），须经碾米厂加工为白米后再运往各地。此类碾米厂共有十家：泰顺福、开泰、泰昌、泰丰、泰隆、泰和、康泰、万有余、裕和成和顾永盛。
第四个层次-米店：
此类有多家，不仅在米市上有，硖石各街道亦有，专为当地缺粮户、镇民和渔民供应口粮。在硖石米市上，外埠米船到达后，除了与上述各家打交道，还需经过三种人之手：
一为接船-介绍米船于经售商的（限于外江船）；
二为“斛手”--斛量米石数量的专职人员，镇上有四十余人世袭操持此业；
三为脚尖-起卸搬运工人，有百余人。
民国时期的硖石米市街布局。
硖石米市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战乱·全部停业，八年抗战胜利后，亦无复苏。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在农村贯彻“以粮为纲”，改革开放后，市场放开，由于交通运输便利，由各地自行采购互补粮食余缺，虽曾一度拟在嘉善建立“米市”之议，但终成泡影，乃作此文存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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