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亮生二胎缘何能“一家两制”

    近日有报道说奥运冠军、中国跳水队前队员田亮，因超生二胎疑被任职单位陕西省体育局双开。但后者回应称，田亮已从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职务上卸任，并未被双开，田的第二个孩子是在香港出生且获得香港籍，不属于超生。两个孩子一个“陆生”，一个“港生”，田亮生二胎缘何能“一家两制”？陕西体育局的回应是否存在偏袒？

    田亮生二胎如何定性？

    如往宽处看，田亮生二胎并未违法犯规

    田亮生二胎，如何定性，从部门职能上看，应该是陕西的计生部门出面来定性与解释才更合常规，也更具权威性；由其任职的主管部门陕西体育局来定性，过于潦草，也有些不避嫌疑。

    如果是在广东，田亮的第二个孩子即使是在香港出生并获得港籍，也属违法。《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归侨、侨眷的生育，户籍在本省但居住在境外的公民的生育，以及配偶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台湾同胞、外国人在本省生育的，除国家另有规定外，按本条例执行。”据此，广东省计生委官员曾经公开表态说，“在香港生子与在内陆生子在政策层面上没有什么区别。在实际管理中，夫妇双方若均为广东城镇居民，在香港生育第二个子女，并且未在内陆入户，但该夫妻的生育行为仍定性为‘超生’一个孩子，即使子女不回国内入户、生活，照样按超生对待，虽可暂缓征收社会抚养费，但该夫妇如果是中共党员、有工作单位的，仍可按照《条例》和党纪、政纪的有关规定，对当事人作出党纪、政纪处理。”

    而《陕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对此并无类似的特别规定，因此，田亮的情形落在当地计划生育法规的灰色地带，往宽处看，陕西体育局对田亮生二胎的定性倒也符合“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公民权利保障原则，田亮赴香港生的二胎可以不算“超生”。

    但这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指导原则与立法精神是相抵触的。陕西省的立法空白不等于说，在陕西赴港澳或境外生子就毫无法律上的障碍而具有正当性，否则陕西岂不成了逃避计划生育政策约束的天堂？

    而且，国家人口计生委明确表示：夫妻双方均为内陆居民，在国外、境外生育的子女回内陆居住，办理了入户手续或两年内累计居留满18个月的，在适用各地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规定时，应当计算该名子女；也就是说，只要父母户籍在内陆，不管在什么地方生育，只要不符合照顾生育政策，都要受到“超生”处罚。

    因此，田亮生二胎算不算超生，还需要时间观察，要看他是否愿意不厌其烦地让爱子间或离境飞一会儿；或者终有一天，彻底转换身份，解除烦恼。而到那时候，陕西省体育局恐怕会因为现在急匆匆的回应陷入尴尬之中。

    如从严要求，田亮身为国家公务人员、中共党员，涉嫌违纪，理应受罚

    尽管田亮已不担任领导职务，但仍为国家公务人员，根据国家《公务员法》等法规的要求，公务人员应模范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遵守社会公德；而田亮赴港生二胎，实际上是钻了地方现行法规的空子，做了不好的行为示范，与公务员的行为要求相去甚远，理应受到行政惩戒。

    田亮更是一名党员，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员纪律处分条例》的相关规定，“破坏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实施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以田亮的身份和影响，其生二胎的政策投机策略，客观上起到了“破坏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实施”的效果，田亮自然没有理由成为凌驾于党纪之上的“特殊党员”。

    田亮生二胎背后的社会现象与争议焦点

   “高帅富”们的超生现象挑战生育平等权

    贫富的差距，反应在生育观上，“高帅富”们想多生超生与“屌丝们”的生不起、不敢生形成了鲜明对比。

    超生罚款对“高帅富”们来说不是问题，而境外生二胎三胎，更是他们抬腿就可以轻易迈过的门槛。

    孙楠、张艺谋们的超生与多子女传闻不绝于耳；更有广州富商“八胞胎”的拍案惊奇令人瞠目结舌……这背后，“代孕”利益链锁就的非法行业也不时挑战国家与社会的法律、道德底线，挑战着公民的生育平等权。

    作为赛而优则仕的田亮，或者更认同自己的“高帅富”身份，对于体育官员的职责，陕西省体育局可能比他自己更在乎——田亮不惜暗度陈仓赴港生子，是更切合其带有群体性特征的行为选择；而公众愤愤不平的则是，凭什么他就可以鱼与熊掌兼得？

    而作为对比的“屌丝”型生二胎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杨支柱，自2009年12月21日其二女儿诞生后，就面临着行政与经济上的双重处罚。

    更在视线之外的悲苦者，是那些梦想多子多福改变命运的底层“超生游击队”，他们已经被罚得倾家荡产，一无所有，绝望者的希望难免不会成为社会未来的隐患……

    田亮的超生与杨支柱的超生有何不同

    同样是超生，从网民与社会舆论的反应来看，人们对田亮的超生缺乏谅解，对杨支柱的超生却不乏同情。这一方面是出于传统的排斥强者、同情弱者的文化心理，另一方面更是因为田亮的“超生”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家庭幸福而受到了公权的优待，而杨支柱的超生则被赋予意见表达的功能，带有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发出行动质疑的牺牲色彩。

    有学者指出，“经过30多年的生育控制，中国遏制了人口快速增长的态势。当前，中国人口依然微弱增长，但是，这只不过是人口结构的惯性使然。十年后，中国人口或将进入峰值，并快速下降。持续20多年的低生育率，造成了严重的少子化、老龄化，已代替总量失控而变成中国向现代转型的主要风险。中国亟待厘清人口发展战略，重定人口和生育政策。”

    在这样的背景下，“刘易斯拐点”成为一个深刻而忧虑的话题；而历史告诉我们，政策的突破、改变，强势者与社会精英起到了引领作用，从这一角度来看，田亮们与杨支柱们的作用并无差别。

    但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需要的是程序与实体的双重正义与公平。

    与国家整体目标相冲突的个性选择须付出相应代价

    日前，国务院发布《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我国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2015年全国总人口控制在13.9亿内。

    这样的决策是基于如下的国情考虑：因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生育高峰出生人口相继进入老年，“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出现第一次老年人增长高峰，预计60岁以上老年人口年均增长800万以上，总量将突破2亿。但目前正值我国人口第四次出生高峰期，7.2‰的增长率与上一个五年相比略有回升，所以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仍有必要。

    当然，从长期来看，放松与调整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势在必然，但应在“十二五”之后逐渐放开。

    显然，在国家整体规划与国家基本政策未调整之前，无论田亮还是杨支柱，其个人的判断、理解与行为选择，一旦与之发生冲突，都必须一视同仁地付出相应的代价。

    当田亮以及“高帅富”们能以自身的资源超越限制，甚至不受惩戒时，则说明国家的法令有所疏漏，必须补救与完善并严格执行到位，否则难以用公平正义的方式实现国家的政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