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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令飞天“神女”刘洋陷入尴尬

    近日,郑州大学官网称:中国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女航天员刘洋与该校有着“特殊的感情”——34年前,刘洋在郑大二附院顺利降生。攀关系攀到这份上,一时引发热议。各路媒体对刘洋的狂挖热捧、家乡地方政府的推波助澜、关联各方的攀龙附凤,无形间令刘洋陷入隐私被曝光、事迹被浮夸、人格被神化的尴尬境地……她一旦回归地面,该如何面对这一切呢?

    “首次”情结令刘洋被过度关注

    “首位进入太空女航天员”风头几乎盖过“神九”

    毫无疑问,公众的共同心理决定了,对“首次”、“首位”等新鲜事物保持着难以抑制的好奇心与超乎寻常的注意力。正是这种“首次”情结,令刘洋被过度关注,其风头甚至盖过“神九”本身——时间,“神九”飞天的主角不是“神九”,而是刘洋,或者说也不是刘洋,而是刘洋头上的“中国首位进入太空的女航天员”桂冠。在这顶桂冠下面,即使不是刘洋,换成任何一个人,都会引起一样的追逐与狂欢,而显然这并非一项高端科技项目所需秉持与追求的理性。

    而作为一般公众,对刘洋有着追星般的感性狂热,也无可厚非,甚至可以说科学事业和科学工作者需要更多热情的粉丝才会更加繁荣,不再寂寞;但公共媒体与地方政府也超越公共权力的界限与约束,不遗余力地加入到追星与造神的活动中,如果说他们不是丧失了起码的公共理性,舍本逐末,那就只能推理出它们貌似懵懂无知的憨态背后隐藏着叵测的商业与政治私利。

    但航天员只是一种职业,刘洋也是普通人,不必神化

    公权的过于介入,惑众的同时带来不公

    公共权力对“首次”的过分关注与过度褒奖,一定程度上能加强自身足以惑众的魅力,但对于幕后的同时参与者以及后来者来说显失公平。而“首次”情结制造出的“首次”效应,会使尝到各种“好处”的利益体痴迷于创造“首次”的运动中。

    2003年10月15日北京时间9时,杨利伟乘由长征二号F火箭运载的神舟五号飞船首次进入太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太空人。如果此次“神九”上没有刘洋,那就没有了“中国女航天员首次进入太空”这个“首次”——如果真的没有,对于“神九”所进行的科研活动恐怕也没有太多影响。

    从世界范围看,女航天员,此前已有56人,刘洋不过是第57个。虽不能由此说刘洋的这个“首次”假冒伪劣,但可见,如果需要,放大或者缩小各种条件,源源不断的“首次”总是可以被发现或者发明出来,可对于科学本身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或者,缺少女性的太空,对人类来说,就是缺失了性别的完整性,但无论男航天员还是女航天员,他们共同的职业都是航天员——性别上的特别关注与区分,只会将这一博大的事业变得狭隘。

    航天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刘洋并非“唯一英雄”

    刘洋只是受训女航天员之一,靠勤奋和机遇脱颖而出,其背后,是无数普通航天人对专业的执着,离不开大家的支持。

    回到刘洋本身,身为女航天员,刘洋是“首位”,但并不是“唯一”。刘洋之外,还有很多位女航天员能够胜任。刘洋的脱颖而出,是她个人的优秀素质与出色的临场表现使然,有必然与偶然的因素。而成为“首位”的刘洋,已经不是代表她自己,更象征着一代女航天员的华丽亮相。

    将目光聚焦于刘洋一个人身上,去发掘她独特的事迹、唯一的故乡乃至出生地,将光环笼罩在刘洋身后的同时,也是将刘洋置身于一个尴尬的境地——航天事业是项集体的事业,她身后有一群胸怀博大的兄弟姐妹,却被那些貌似好心的媒体与地方政府、机构因对她的夸大而被忽略,这令刘洋返还地面时情何以堪?

    媒体跟风宣传和挖地式揭秘确实有悖新闻伦理

    为“抓眼球”,媒体钻进猎奇甚至捕风捉影的牛角尖

    毋庸讳言,媒体的市场化加剧了“眼球经济”、“注意力经济”的进程。一些媒体在这一进程中既为原因也是结果:为追求经济效益,一些媒体不再以社会公器为己任,放弃了社会正义守夜人的角色,新闻报道不再遵循新闻价值判断,而优先服从于商业价值判断——导致为“抓眼球”,媒体钻进了猎奇甚至捕风捉影的牛角尖;而媒体风气的转向,更进一步导致新闻趣味的恶化。

    “神九”飞天,除刘洋之外,本有更多科学知识、战略价值与深远意义可以报道、分析与探讨,但众多媒体齐聚刘洋故乡、家庭以及她学习、生活过的地方,目的只是想探讨、发掘刘洋个人的隐私、趣闻、轶事,以迎合市井窥私、傻乐的低俗、庸俗心理需求。一项庄严的科学探索活动,被那些媒体媚俗成了一场闹剧,令还在高高太空中认真进行各项科学实验的刘洋成了被围观的对象。刘洋的尴尬,是那些媒体的不堪,是社会风气的不正。

    如果说“神九”飞天除了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价值之外,还有振奋民族精神,弘扬社会蓬勃正气的作用,那媒体以及一些攀龙附凤搭便车“消费”刘洋的单位、机构,首先应报以惭愧之色反躬自省。否则,置之于更深远的时空去看,它们为民族为社会提供的尽是负能量,将以何立言立功立德?

    某些地方政府对刘洋的过度宣扬是政绩窘况下的自我贴金

    权力再次成为幕后的“黑手”

    刘洋故乡的地方政府、以前她所学习过的各级学校乃至她降生的某大学医院,也都积极地参与到对刘洋的宣传与攀附热潮中。究其原因,这些推波助澜的幕后推手们,其实蕴含着与媒体类似的心态:刘洋的爆红,也将使得他们的声名得以彰显,继而在发达的现代性的名利转化机制中将浮名转化为实利——政府部门藉此将刘洋的成功揽为自身政绩,商业机构则得以扬名赢得更多商业利益……

    实际上,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商业组织,追名逐利,已经成了他们的下意识选择。而越是陷于窘困状况,就越表现得饥不择食寒不择衣——即使八竿子打不着,牵强附会也要与名人好事沾上边。刘洋,这次也不幸地成了他们自我贴金的工具,这位中国首次进入太空的女航天员还未返航,就已不知不觉间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

    刘洋的尴尬,在媒体上,在官方的言辞中看不到,但在网络的空间,人们的窃窃私语中,悄悄流传……这份尴尬与媒体、地方政府对刘洋的挖掘深度、宣扬力度保持着正比例关系,这本不该是刘洋应该面对的局面,即便不是“首次”、“首位”,她也应该享有一份光明正大的荣耀。那么,是谁,令她陷入不该有的尴尬?

    权力示范下,攀附名人已成为一种惯性

    如果真的和名人有直接关联,那自然要大书特书;如果还隔一座山,那也要钻山打洞拉关系。当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弟弟在深圳做买卖,结交了不少中国的好哥们,娶了个河南姑娘做媳妇儿,但是,奥巴马的弟弟却显得很低调,总统的弟弟一点也不张狂。相比有些中国人,就乐意往自己脸上“贴金”,就喜欢 “不是亲者强加亲”。

    潘基文一当上联合国秘长,河南荥阳市高山镇潘窑村就高调宣称其祖籍有可能就在这里;骆家辉一当上驻华大使,他的家乡广东台山市水步镇吉龙村便一片欢呼;梁振英一当选香港特首,山东省威海市两个村庄便打起了口水战,表示都和他沾亲带故……更荒唐的是,一些地方甚至不惜和西门庆、潘金莲攀上关系。看来,这种风气需要好好刹一刹了。

   如今,幸运的刘洋不幸成为被过度消费的对象。这不是刘洋的过错,却是不能不警惕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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