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覆灭，无数辉煌转瞬即逝，铜镜上的华丽装饰在乱世中就显得可有可无。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宋、辽、金、元时期，北宋和辽、西夏的并立，南宋和金的对峙，使这段时期的历史呈现出十分复杂胶着的局面，各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也不平衡。我们说铜镜在唐后再无巅峰，指的是一种日益衰落的大趋势，尽管在形制、纹饰等方面仍有许多变异，但从艺术角度来说，再也没有形成足与战国、汉、唐比拟的高峰。但每个时期当然也有格外出色的铜镜，而且由于多民族的融合交流，许多铜镜既表现出强烈的共性，又有着明显的时代差别和民族特色，仍是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环境的重要材料。
宋作为唐之后第一个统一的大国，结束了五代的长期割据，采用“重文轻武”的文官体制，加之航运贸易的发展，极大的促进了商品经济。从汉开始，铜镜就逐渐成为可以日常交易的商品，在宋贸易友好政策的环境下，按理说铜镜应该有很好的生存发展空间，随着铸冶技术的进步，甚至完全可能产生超过前朝的巅峰，但至少从结果来说并不是这样。
铜镜没能像其他许多商品那样在两宋“大放异彩”，甚至远销海外，其中最大的原因或许就是二者最本质的区别，即铜镜的“铜”。铸镜所需的铜在当时来说是一种非常敏感的资源，因为铜和当时的货币铜钱直接相关，也就和整个经济体系和国家信用直接相关。两宋商品经济的活跃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货币流通的需求量增大，一度出现“钱荒”，而铸币需要的铜料又很特殊，为了确保铜币的辨识防伪，铜和铅的比重较大一些。需求大，要求高，所以宋政府为了保证货币的供应和杜绝私自铸币，颁行了“禁铜令”： 其一，除极少数特殊情况以外，严禁使用铜器；其二，开采出来的原铜，禁止私人购买，只能由官方购买。
“铜禁”的初衷在将整国的铜全部用于铸币，但政府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来民间有铜钱而无铜料，铜的价值就被大大高估了，形制精美的铜器更是成为了士大夫看来炙手可热的奢侈品。类似今天的黄金，百姓藏币不出以期待升值，投机商人熔币铸器以牟取暴利。这样的“铜禁”对铜镜的打击是巨大的，直接造成了铜镜的没落。宋镜镜面大多较薄，铭文或有粗糙难辨者，都与这样的大背景有关。不过宋铜镜本身利用有限的资源，采用了多变的样式，算是一个重要的特征。中国铜镜在唐以前，多为圆形，极少有方镜，至唐首创了花式镜。到了宋代，除了常见的圆形、方形和葵花形、菱花形外，又出现了长柄镜、盾形镜、钟形镜、鼎形镜等多种形式。形式虽然多了，但有的不能和内容协调，显得单调乏味。
钟形镜
另外两宋铜镜的装饰主题却高度集中，北宋时流行各类缠枝花草的纹饰，南宋时流行铸有“商标”铭文的素面镜，可见当时的镜更注重实用性，人们的审美观念也在发生变化。总的来看，虽然受到“铜禁”的冲击，但两宋的铜镜在样式上产生变化，得益于发达的贸易流通，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一些铸作铜镜的中心，虽不及前朝之镜，但也形成了特有的风格。
湖州镜
另一类值得一说的铜镜是金代铜镜。铜镜自唐末衰落，却在北国少数民族地区异军突起，产生了多样化的主题纹饰。金镜主要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仿造汉唐宋镜的图案。从出土资料看，前朝的许多类型，金代都有仿制，如仿汉的星云镜、龙虎镜，仿唐的瑞兽葡萄镜为多，有些镜类虽是前朝的图纹，但风格殊异。第二类是新创造出的样式。这类镜以人物故事镜和双鱼镜最为流行。金的人物故事传说镜，题材多为中原地区广为流传的典故、民间传说和轶闻趣事，如柳毅传书、吴牛喘月等等。这是多民族在文化思想上互相学习、互相渗透的必然结果。双鱼镜是金代新创出的图案，鱼的繁殖能力强，象征着多子多福，门丁兴旺的祝福寓意，又有“黄鲤鱼逆流而上，得过者便化为龙”，是仕途高升之意。在双鱼镜之前，双鱼纹在北方地区就较流行，发现过不少双鱼图案的器物，如唐的三彩器和金银器，可见金代镜大量出现双鱼图案是有历史渊源的。
双鱼镜
金镜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有的铜镜边缘刻有官府验记文字和押记，刻字字迹清晰，直接记录了行政单位的名称，是了解当时行政制度的重要资料，如“上京宜春县”（上京是金的都城，宜春县是下一级的官府）、“上京警巡院”（警巡院是管理京城治安的官署）、“左训院验记官”（左巡院是缉拿刑讯的官署）、“大兴县官”、“任城县官匠”等等。除刻记之外，金镜上还有官铸的铭文，表明镜的铸造时间和地点。不光宋有铜禁，金也有铜禁，而且更为严格，凡铸镜必须有官府验记的记载，出售的铜镜必须有官府的刻记，金官府再三禁止私铸铜镜，也说明了当时的私铸之风确实很严重。
元代的铜镜可以说“粗者甚粗，精者甚精”，走向两个极端。从考古资料看，元代金银器物发现不少，说明当时金银细工的水平很高，铜镜在墓葬中也出土了一些，但数量较少。元镜保留了宋镜菱花形镜的样式，但纹饰已渐趋粗略简陋，甚至素镜也相当流行，人们对铜镜的艺术寄托越来越少。明清时虽然铜镜继续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但就镜子的工艺美术而言，却是江河日下，随着西方玻璃镜的传入，至清中期就被逐渐替代了。中国铜镜兴起昌盛，又曲折发展，最终也难免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
纵观四千年铜镜发展史，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中国铜镜作为日常生活用品却能够成为中华文化的载体。由于镜背面积小，能够表达的空间有所限制，而社会生活又多姿多彩，因此铜镜题材的选择更为典型概括，构思奇巧。铜镜同时也反映了青铜工艺的水平，尤其是战国、两汉、隋唐的特种加工镜，将青铜工艺的最高水平毫无保留的展示给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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