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融资——华尔街新秀
假如你在最高法院当过书记员，那么恭喜你，在法律圈混绰绰有余了。有观察人士曾经说过，一朝混过最高院，法律行业任我行；实际上确实如此，最高院的书记员们离职后大多能在法律行业找个不错的工作，像副检察长办公室的终身职位和相关位子，通常是留给他们的。
假如你在对冲基金圈子混，一旦在高盛这样的高大上投行工作过一段时间后，你就是华尔街版的“最高法院书记员”了，算得上金字塔尖上的人了。不同的是这一行比在最高法院干书记员挣得多，后者没几个能像对冲基金巨头史蒂夫·科恩那样花6000万美金买个房子的。
最近，法律和对冲基金圈子的几个精英却辞职不干了，一起开了一家公司。到底什么样的机遇让这些人放弃所有重新开始呢？想必是可以挣得不少的买卖吧。Dealbook专栏作家威廉.奥尔登，是这么报道这件事的：“这绝对是一个高大上的精英团队，看看他们的成员就知道了。两位肯尼迪大法官的书记员，两位对冲基金行业的模范，某大型公司的总法务，吉普森邓恩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最后还有一名高盛银行家；他们辞职成立了一家公司，正打算进军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新领域——诉讼融资。”诉讼融资，这个隐藏在华尔街边边角角的角色，此刻正在悄悄的赚取大量的利益。
葛尔钦凯勒资本
最新的一家诉讼融资公司叫葛尔钦凯勒资本，它已经募集到1亿美元，用来投资公司间的高风险诉讼。诉讼融资的高回报率在近几年吸引了一些著名律师的加盟，他们为原告提供诉讼资金以换取一部分潜在的胜诉收益。一些律师在接案子的时候先垫付律师费，案件胜诉后再收取回报；这跟贷款给客户不一样，因为要是案子没赢，钱就打水漂了。
在这个领域内，有几个比较大的事务所，始创于2009年的博尔福德和始创于2007年的法律资本管理是其中两个，它们的基金项目已经在伦敦上市；黑袍资本和福布鲁克资本管理是由律师经营的两家事务所，分别创立于2011年和2012年；帕拉贝伦资本是由瑞信之前的诉讼融资团队创立的。相比之下，葛尔钦凯勒资本的经营模式跟传统不大一样，他们主要投资大公司之间的诉讼，而不是消费者诉企业或集体诉讼等案件。只为大公司服务，杜绝小客户，这使得他们更加的商业化；而不像美国商会批评传统诉讼融资公司那样——这些公司是反商业的。而且葛尔钦凯勒资本既为原告也为被告提供服务。
首席投资官艾希莉·凯勒是这样解释其运营模式的：假设有家大公司打算聘一家顶级律所代理它的一件大案；公司提议能不能律所先少收些律师费，等出现对自己有利的结果后，再给律所支付更多的费用。一些律所就会犹豫要不要这么干，因为他们担心给的这点律师费不够支付日常开支；这个时候，葛尔钦凯勒资本就会投资他们，帮其承担一部分风险；由于当事人已经答应案子有利好消息就给钱，所以律所和投资方都可能从中收益；当事人也能够实现投入产出最优化。这个模式的价值在巴特利特贝克一案中就体现出来了，该案被告一方率先提出了激励费用的概念，他认为：“这是律师事务所（可以提供）的一项增值服务。”
葛尔钦凯勒资本背后的四个人
葛尔钦凯勒资本这么出色，和其背后四位掌控者不无关系，看看他们的履历就知道这是一群多么优秀的人了。
首席执行官亚当·葛尔钦，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曾任对冲基金阿里耶斯卡投资集团投资组合经理，也是曾任职高盛的一名投资银行家。
首席投资官艾希莉·凯勒，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曾任阿里耶斯卡分析师和巴特利特贝克赫尔曼帕莱彻和斯科特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他还担任过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的书记员。
首席保险官特拉维斯·伦科纳，毕业于堪萨斯大学法学院，曾任波音公司资深顾问和吉普森邓恩和克拉彻律师事务所律师，也担任过肯尼迪的书记员。
投资委员会主席特里·卡尔森，毕业于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曾任辛迪思公司总法务和吉普森邓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并创建该所在香港的办事处。
此外，特拉维斯·伦科纳的妻子艾琳·德莱尼也是一位最高法院书记员，她和最高法院的几位法官关系也相当不错。
与葛尔钦凯勒资本创始人的对话
上周我通过电话与葛尔钦、凯勒和伦科纳先生就葛尔钦凯勒资本进行了讨论。下面是讨论的一些片段：
记者：你们找的都是些大公司，这让我很纳闷，他们自己的案子为什么不自己掏钱呢？
艾希莉·凯勒：你说到点子上了。其实，很多客户有足够的资金能力支持诉讼；但却可能面临公司制度上的限制；如果是标的50亿美元的索赔案，它应该会起诉，但要是标的额只有5000万或1亿美元，可能就需要考虑了。
如果你是总法务，各部门高管都会将你的办公室是视为一个成本中心。想让首席财务官为打官司提供500万或1000万美元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那会直接影响公司收益，也会影响每股收益，但是诉讼结果却不确定。就这样，大量在我们看来值得一搏的索赔案就被搁一边了。
记者：为了让你们的投资获得成功，你们必须选对案件。你们是如何评估一个案件可盈利性呢？
艾希莉·凯勒：一开始，我们会像做风险代理的律所那样去研究这个案子，做尽职调查；设定一个最低的回报值，也就是你的资本投入总额。然后画出决策树来找出你要面对另一方提出的哪些论据，找出这个案子值得一搏的原因，然后折合成现值，再看结果是否达到你的最低回报值。但是，介入诉讼的时间不同，使得我们获得的信息多少也不同；比如说，起诉前介入案件获得的信息会少，双方出示证据后再介入案件，获得的信息就多。所以说，我们没有单一的定价机制，没有一成不变的公式。
记者：你们怎么想到要从事诉讼融资业务的呢？你们又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呢？
艾希莉·凯勒：第一次出现这个想法是在2008年，那时候，特拉维斯和我还在最高法院当书记员。后来在芝加哥，我和亚当一起在对冲基金阿里耶斯卡工作，那个时候这个想法就又浮出来了。亚当从事风险套利工作，对定价机制很熟悉，这跟为诉讼结果定价并没有太大差别。去年年底，亚当和我开始讨论这个想法。
我们认为诉讼融资业务将会吸引投资者，因为投资回报很诱人，而且跟其它资产类别不太一样；因为股市指数怎么反应跟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是否宣布一项软件专利无效无关，跟法官罗宾逊是否愿意做出一个简易判决也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整合了一下手头相关市场的材料，开始募集资金，并获得资本承诺。这时，我们需要另一个绝顶人才，于是就把特拉维斯拉进来了。
记者：你们的投资者是谁？你们现在仍然接受投资吗？
亚当·葛尔钦：我们的组织结构有点像私募基金，4月1日进行了一次预售，并获得了未来四年的资本承诺。我们是一家拥有大约12个有限合伙人的有限合伙公司，有限合伙人大部分是高净值的个人投资者，还有一个以上的机构投资者。
记者：关于不再从事法律实务，你们怎么看？在做诉讼融资之前，你们已经混的很出色了，这些经历没准可以让你们将来某日成为政府高官或联邦法官。你们当初是不是有过犹豫呢？
艾希莉·凯勒：没有人给过我这样的承诺，可以保证我未来一定可以怎样。
特拉维斯·伦科纳：我是从波音的法务跳过来的，亚当和艾希莉去了阿里耶斯卡，已经是脱离法律实务了。关于现在的工作，我们都觉得挺有趣的；一脚跨金融，一脚跨法律。要同律师事务所和公司一起工作，监督指导诉讼并成为一个战略合伙人。我们希望自己能够提供全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诉讼融资仅仅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过去的一切都还是老样子，相对于我们从事法律实务而言，我们能够与更多的律师和公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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