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宁向东
【课外的话(微信ID:ningxiangdong_qh)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宁向东教授的随想录。宁向东教授为清华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个人微信公众号“课外的话”包括对财经时事热点的解析,好书阅读,以及企业管理实践的分享。】
昨天晚上,和一群毕业多年的学生聊天,讨论为什么中国缺少真正的创新,以及中国何时有所改变等问题。有人乐观,有人悲观。今天听说,作为清华大学副校长和教务长的杨斌教授提出了一个“木鸡态”理论,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我急忙找来文章看了看,一下子意识到,大家关注的事情都差不多。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虽然层级不同、角度不同,但关注的问题本质都是一样的。
“木鸡态”理论是杨斌教授有感而发。杨斌在一个公开活动中提到,他几次和埃隆·马斯克打交道,发现身边的记者总是追问商业问题和估值问题,而马斯克却总是显得一脸懵懂的样子。杨斌认为,这不是马斯克为了故意保密,而是这些问题根本就不在马斯克的主要思考之中。杨斌说,马斯克“真的是沉醉在创新的过程中、细节中、尝试中,甚至是失败中”。杨斌还说,马斯克就是一只“木鸡”,而清华园中应该有更多这样的“木鸡”。
埃隆·马斯克(Elon Musk)
其实,不仅是在清华,整个社会都应该提倡创新者摆脱急于求成的功利心态,而应该去做马斯克一样的“木鸡”。学校更要努力塑造学生的“木鸡心态”,并且创造一个让“木鸡”们心无旁骛的环境。因为大学更大意义上是一个丰满理想的地方,应该让所有受教育的人在大学的四年中不断地来判断自己,准备在毕业之后做一件自己喜欢、自己认为重要、值得用尽全力去做的事。
前几天的院长午餐会上,听钱颖一教授讲起杨振宁先生对于中国未来科技发展的一个判断。我境界太低,无法对此发表评论,但觉得相当有道理,转述如下。大意是:中国如果按照现在这样的投入速度持续下去,再过一、二十年,达到目前日本这样的水平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就是可能获得十几个诺贝尔奖。不过,要在主要领域获得关键性的科技突破恐怕还会有点难度。
听杨先生讲这话的某几位活跃学者,据说又把目标对准了中国文化,私下里提出了“推倒重来”的主张。他们如同历史中的一些前辈,再一次把目光对准中国的儒学,甚至思想体系和语言体系。而我自己的体会是:把科学技术的落后归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没有问题。但一提到传统文化,就联想到中国的那点国学,想起了所谓的“孔教”,想起了八股文,这是不完全的,也是不彻底的。我觉得,中国文化中要命的东西不少,但真正阻碍新和教育发展的,是中国人读书取仕的官僚文化。我觉得这才是要紧的地方。
我自己有过两次读博士的经历。第一次只搞了一年多,因为当时感兴趣的是李约瑟问题。我选择这个题目纯粹属于不自量力,所以,大败而归,到后来连攻读博士学位的征程都放弃了。李约瑟是英国人,他的主要作品是《中国科学技术史》。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为什么如此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却无法催生出现代科学技术?
几十年来,这个问题像斯芬克斯之谜一样拷问着所有对此有兴趣的人。我后来意识到,这个问题本质上不是一个智力意义上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靠中国社会不断进化来作答的问题,一个“大历史”层面的问题。我觉得,有本事回答这个问题的,只能是时间和历史。什么时候中国成为了科技强国,这个问题也许就不言自明了。
李约瑟曾经猜想过这个问题的答案,猜想是因为中国人的象形文字,不利于演化出符号和运算体系。也许是这样,也许不是。中国人文字中确实处处可见思想禁锢。比如,在西方人的诗歌中,没有对仗,想写几个字,就写几个字,论行不论字,有点像我们的现代诗。而中国传统诗歌,是讲究用字的。在对仗工整、韵律美好的前提下,追求文字所带来的意境。
比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不仅文字漂亮,而且,音、画俱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两句诗的画面感和音律感。这得要费多少脑细胞,才能得到这样字词、音韵齐整,并且有优美画面感的文字呢?而且,中国人不仅在遣词造句上要费这样的功夫,写出字来还要工整方正,小学生写田字格,是不能出格的。所以,中国人确实是从规矩堆里爬出来的。
但是,纯粹文化方面的因素是否是制约中国科技创新的唯一桎梏、或者主要桎梏呢?我看不尽然。自古以来,读书的目的是什么?学而优则仕。核心是取仕,是要做官。读书和考试,几千年来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选拔官员,而不是创造科技文明。其实,在废除了科举制度之后,新学依然没有摆脱选拔官员的功能。
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例子是,十几年前,一群最精英的留美学者聚集到清华园,他们共同把现代学问带给年轻的学子们,并且深受学生们的喜爱。没几年,这些人渐渐地散去了,他们纷纷成为了各个大学里的院长,获得了你无法想象的高薪和权势。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即使受到西方最新文明的熏陶,传统下的中国人依然对权力有着痴迷的向往。
当年,梁启超说过“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他在清华国学院教书的最大幸运。而对于今天的成功学人,当官进阶,似乎比在冷板凳上做学问、教育天下英才更重要。
中国大学的事情,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也很简单。大学不是世外桃源。我们本身就处于一个靠权力来画坐标、来给每一个角落定位的社会里,所以,不可能有超越社会整体环境的独立王国。我亲耳聆听过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前辈,当着莘莘学子说:“在中国必须要做官,不做官就做不成什么事情”。这最初着实让我吃惊,但事后想来,确实是肺腑之言,殷殷教诲。
显然,在这种背景下,学问再牛掰,也只是获取权力的敲门砖;而获得了权力,就意味着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成就更大的事情。那么,如何表明你成就了事情、能够服众呢?要靠一些表面性的指标!这就会产生短期化、功利化的压力。而主导者化解自己困境的最佳办法,就是尽快出短平快的业绩,向权力的更高处攀爬。所以,求学、做官、尽快出业绩、再做更大的官,这是中国文化最深层的逻辑之一。在这个逻辑下面,自然无法产生出“离经叛道”的大学问,也就是杨振宁先生所谓的大成果。
整整100年前的一月份,是蔡元培获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日子,也是北大开始变革的日子。在此之前,京师大学堂的学生没几个想听什么学问的。学生对专业学者没有兴趣,反而对那些过去做过大官的兼职教师兴趣盎然,争相攀附,以备他日仕途之用。蔡元培的改革即由此开始。
蔡元培改造北大,请了陈独秀、胡适和梁漱溟这些完全不同的人,用了所谓“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渐渐地,北大有了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的新风气。蔡元培这个人很复杂,我们对他的理解有时过于简单了。蔡元培请的这些人,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特立独行,对权威不屈服。有了他们的榜样,北大才有了一点风骨。
一百年,是个很长的时间,也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一百年来,这个世界有什么本质的变化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视角和评判。我这里只想用孙文的老话来做结束:同志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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