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中关于高俅一节文字是令人痛楚的。从高俅发迹一事，我们看到了恶人当道、好人受压的残酷现实。
怎么能允许恶人骑在好人头上呢？这个时代不是“乾坤颠倒”（哈姆莱特语）了吗？如此，国家不是一团混乱了吗？
其实，人类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出于人朴素的感情，大概没有人愿意让某个社会乱起来的；只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利益缘故，才有人把社会搞成一团糟，以便混水摸鱼。
那么，如何做到“保国安民”呢？孔子对这个问题颇有心得。在孔子看来，“保国安民”的核心就是个干部选拔问题。当鲁哀公问他“要做些什么事才能让百姓服从呢？”孔子的回答是：“把正直的人提拔出来，放在邪曲的人之上，百姓就服从了；若是把邪曲的人提拔出，放在正直的人之上，百姓就会不服从。”（“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这段话的文字意思不算深奥，观点也多为人们接受，但它的现实意义却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因为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表面看，孔子的治世良方是不是有些概念化呢？把好人置于不好的人之上，这个国家就治理得当了——问题真的是这么简单吗？今天的人不是讲德才兼备的择人原则么？不是讲经济学、讲管理学么？孔子干吗只讲了一个“德”字，是不是忽略了这个“才”字呢？
古人的许多思想与今人都有很大差距：《道德经》讲了“道”与“德”，却很少讲“才”；《论语》中讲的更多的也是这个“德”字。好象古人都强调“德”，却不大在意这个“才”字。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个世界的规则是“善”。人人都有意无意的遵守着这个规则（除了极邪恶者），并用这个规则衡量和要求他人。如果你自己没有遵守这个规则，是要受到他人指责的；如果他人没有遵守，你也会批评他。这是生活中一种极为自然的现象。当大家都认为某一社会机制是可以接受的时候，这种社会机制很可能含有某些“善”的元素；同样的道理，当人们都对某一社会机制存有异议的时候，很可能是他们认为这种机制是违背“善”的。
一个社会不容易管理好，是因为这个社会里的人出了问题，即不够善的标准。如果大家都是善的，都是为他人着想的生命，还有什么比管理更容易的事情吗？当各守其私，各怀鬼胎，还有什么比管理更困难的事情吗？如果领导是好的，是为公的，民心就一定是顺服的；如果领导是为私的，即使出台再多的政策、措施，国家也是搞不好的，因为民心散乱。
好人就应该被置于不好的人之上。如此，大众才可能幸福。如果坏人当道的话，那么，百姓就必然在水深火热之中。可见，“举直错诸枉”或“举枉错诸直”决不限于某个人的事业成败，而是牵涉到百姓幸福与否的大问题。《水浒传》开篇即写高俅受宠，用意是凸显“举枉错诸直”巨大的社会危害。
孔子在另一场合也讲过“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的话，樊迟不解，但子夏是这样理解孔子的思想的：尧舜有了天下，在众人之中挑选，把皋陶提拔出来，坏人就难以存在了。汤有了天下，在众人之中挑选，把伊尹提拔出来，坏人就难以存在了。（“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今人则强调德才兼备，听起来不错。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当德才不可兼备时怎么办？人们通常都是取“才”而废“德”。
一个人有“德”，做事就会以“善”为原则，而无德者以“私”为目的；一个人如果无“才”，还做不了什么大坏事；怕就怕这个人无“德”而有“才”，它的“才”都用在了“缺德”和“损人”上，甚至用在了“整人”上——你说无德者可不可怕？！
其实，在我看来，一个人有没有“才”并不重要，而“德”才是最关键的。当然，我并不是否认“才”的作用，但“才”的提法并不确切，容易给别有用心者以可乘之机。
圣人讲：有德有志，方可成器。一个人要成为国家栋梁，有“德”是前提，还要有“志”。二者结合，才能成器。当民心淳厚、民风清正，即使是那些没有所谓“才能”的有德者，也照样能够把社会事务管理好。
现在，我来回答文章开始提出的问题：
如何做到“保国安民”？
——“举直错诸枉”，为民择善，就可以了；
怎样才能“祸国殃民”？
——“举枉错诸直”，为国择恶，就做到了。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