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载于1776期《作家文摘》·
小编说！
北京三里河的国务院宿舍区，是杨绛居住了37年的地方。院子外国务院部委云集，院子里满是翻新外墙的脚手架，103岁的杨绛静悄悄隐身在一片喧闹中。
但隐身于世并不等于她“两耳不闻窗外事”。从2004年出版的《杨绛文集》到现在的《杨绛全集》，她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和对文字的笔耕。
还有一件事，杨绛已坚持13年。2001年，她和清华大学签订协议书，将钱锺书和她当年上半年所获稿酬72万元及其后他们发表作品获得的报酬，全部捐献给母校，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帮助爱好读书的清寒子弟完成学业。随着钱、杨稿酬的不断累积，目前本金达到1400万元。
她静悄悄地隐身，又在静悄悄地影响这个时代。
1938年，杨绛一家三口乘坐海轮，从欧洲回国。她与钱锺书都晕船。一次大风浪中，杨绛突然悟出不晕的办法：船身倾斜厉害，舷窗外，一会儿全是水，一会儿全是天，波动幅度大，人自然会晕；她教钱锺书，不要以自己为中心，而以船为中心，让自己随着船倾斜，这样永远头在天之下，脚在水之上，不波动了。钱锺书照做，果然不晕了。他说：为人之道也如此。
1935年，新婚的钱钟书与杨绛赴英留学
归国后，抗战、内战、“文革”、改革开放……每一次，杨绛都拿出了当年“不晕船”的见识，适应环境，但并非与世沉浮，而是暗藏气节。
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大多面临生活的艰难。钱锺书是书生本色，不擅生计。为了让钱锺书和女儿过稍微体面的生活，杨绛当过中学校长，给富商小姐做过家庭教师，也做过小学代课教员。1943年，日本人接管了工部局北区小学，杨绛立即辞职。家里没了稳定的经济来源，怎么办？
恰在此时，陈麟瑞、李健吾鼓动杨绛写一出戏。杨绛在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时，就是班上的笔杆子，听好友一说，心动了，很快编了个故事，标题为《称心如意》，这就是她的处女作。
杨绛的本名是杨季康，她不敢用本名，怕出丑，于是就署名杨绛。1943年，黄佐临执导、李健吾客串舅公的舞台喜剧《称心如意》上演，大获成功，红遍上海。
杨绛一鼓作气，1943年接着写了《弄真成假》，1944年又写了《游戏人间》，都是喜剧，政治色彩很淡，巧妙地避开了日本人的干预和压力，又能让人发笑，用笑声“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有丧失信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精神”。李健吾毫不吝啬地赞美好友。
新中国成立前，杨绛和钱锺书就决定留在祖国。
1949年8月24日，杨绛一家三口登上火车，前往北京，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外文系工作。钱锺书教《大二英文》《西洋文学史》和《经典文学之哲学》。按照清华的旧规，夫妇不能同时、同校任正教授，杨绛就做起兼职教授，讲《英国小说选读》，后来又加了一门翻译课。她自称“散工”，不参加系里的会议；又借口教课，不是家庭妇女，也不参加妇女会学习活动。
杨绛这样做，是为了省下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同时也有个妙处，避开了一些政治场合。杨绛在东吴大学读的是政治系，“但是我却成了一个不问政治而且远离政治的政治系毕业生”。
1950年清华大学校庆日，杨绛一家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杨绛得偿所愿，和钱锺书都分到新成立的文学研究所，“我们当然愿意研究文学”。杨绛属于外文组（今社科院外文所）。
1957年，杨绛接到翻译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著名骑士小说《堂吉诃德》的任务，被告知可用任何译本。精通英语、法语的她找来5种英法译本，仔细对比后，觉得译本代替不了原著。于是一年后，47岁的杨绛开始学习西班牙文。
有时候，政治就像海上的大风浪，避也避不开。到了这时节，“年轻人”眼中“和颜悦色、温文尔雅”的杨先生，就会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了。但和多数人不同，杨绛是一种智慧的、带着点儿幽默的“怒目”。
杨绛的学生、外文所研究员郑土生回忆：“1966年，有人污蔑钱锺书先生，说他的桌上不愿意放毛主席的著作，并贴出大字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罪名。杨绛先生觉得冤枉。那天晚上天快黑了，她带着钱先生，拿着手电筒和浆糊，把写好的一张小字报贴在大字报的下面，申明没有这回事。当时，我看到了这一幕，他们也不避我，但是彼此间都不敢说话，贴完小字报就走了。”
反贴大字报，这还得了。“所有老干部和‘老先生’都不敢在人家批评自己的大字报下面反驳，杨绛先生立刻被拉到千人大会上批斗示众。”革命群众要她低头认罪，谁知杨绛竟和革命群众顶嘴了，还跺着脚说：“就是不符合事实！”郑土生说：“整个‘文革’期间，敢和革命群众发脾气的，外文所只有她一人。她晚年谈起这事还不无得意，因为她坚持不认假账、不说假话，爱护了钱锺书先生的名誉。”
60年代的钱钟书与杨绛
后来，何其芳等“黑帮”挨斗，杨绛和钱锺书都被叫上台戴高帽陪斗。“我学得诀窍，注意把帽子和地平线的角度尽量缩小，眉眼全罩在帽子里，形成自然低头式。如果垂直戴帽，就得把身子弯成九十度的直角才行。”这聪明的小诀窍，让人看到了杨绛苦难中的乐观。
《堂吉诃德》译稿被没收了，但堂吉诃德的探险精神留在了杨绛的脑子里。她对革命群众很好奇，自己的检讨上每次都有一句狠狠的批语“你这个披着羊皮的狼”，可她偷偷端详“监管小组”的审阅者，面目又十分和善。杨绛便颠倒过来，称他“披着狼皮的羊”。
1941年，钱锺书回到上海。一天，他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杨绛大为高兴，催他赶紧写，这便是《围城》。为支持钱锺书的写作，杨绛让他减少授课时间，又辞掉女佣节省开支，自己包揽所有家务，劈柴生火做饭。杨绛不抱怨，心甘情愿做“灶下婢”。钱锺书每写完一章，她都先读为快，读完又急切地等待下一章。
抗战后期，物资更为匮乏，杨绛不得不精打细算。比如烧煤，煤球里泥掺多了，烧不着；掺少了，又不禁烧。为了省煤，杨绛自己和泥，把炉膛搪得细细的。有一次煤厂送来300斤煤末子，杨绛如获至宝，掺上煤灰自制煤饼，能抵四五百斤煤球。她还负责买菜、洗全家人的衣服。
《围城》
1946年，《围城》问世即引起轰动。钱锺书在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1970年，钱锺书、杨绛相继下干校。“我们的干校在河南信阳的息县，我和杨先生分在菜园班，钱先生一开始被分去烧开水，但他老是烧不开，后来专门负责去邮电所取信。”郑土生回忆，“钱先生经常借着到邮电所取报纸、信件的机会，绕道来菜园，隔着小溪和杨先生说几句话。”
很多下干校的人见过这对老夫妇菜园相会的场景。在杨绛看来，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旧戏剧里的“情人私会后花园”。
1972年3月，钱杨夫妇作为“老弱病残”被遣送回北京，先是搬到钱瑗在北师大的集体宿舍住，后又搬进北师大教职员宿舍。搬家忙乱，已经着凉感冒的钱锺书也想帮忙，“拙手笨脚”地想扫除一堆陈年积土。等杨绛发现时，他已吸进大量尘土，引发哮喘，打针吃药也没见好，直到1974年1月送入医院抢救近4小时才得以缓解。
在杨绛的悉心照顾下，钱锺书写完了《管锥编》初稿，还参与完成了《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工作。在钱锺书眼里，杨绛“无所不能”，他称她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回到北京，杨绛最高兴的事莫过于可以重新翻译《堂吉诃德》了。
1978年3月，杨绛的心血译作、72万字的《堂吉诃德》终于出版，这是直接从西班牙文译为中文的第一个版本，人们排着长队，将首印的10万册抢购一空。
这年6月，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和王后来华访问，邓小平将《堂吉诃德》的中译本作为国礼赠送给贵宾，并在国宴上将杨绛介绍给西班牙国王和王后。
《堂吉诃德》为杨绛带来了极高的社会声誉。西班牙授予她“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她坐在国宴主宾席上的镜头上了电视；她参加了第四届全国妇女大会；她作为社科院代表团的成员两次出访；她受邀出席各种与塞万提斯、堂吉诃德有关的文化、外交活动……各种政治礼遇纷至沓来，杨绛和和气气、从从容容地接受了，然后，继续埋头读书写作，“自觉自愿始终做零”。
那一时期，控诉“文革”的哭喊声铺天盖地。1981年，杨绛却写了一本笔调平静、感情温婉的《干校六记》，讲的全是干校生活的琐事，没有半点激烈的指责，更没有声嘶力竭的控诉。正如她自己所言，“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她指的，是人们在苦难中生出的同情和友爱。甚至于，对伤害过她的人，她也选择了友爱。
杨绛那一代知识分子，都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至晚境时争分夺秒地工作，因劳累过度，身体很快虚弱。1993年的一天，钱锺书整理完自己的《诗存》后，对杨绛说：“咱们就这样再同过10年。”杨绛脱口而出：“你好贪心啊！我没有看得那么远，3年、5年就够长的了。”钱锺书听了，默默退入起居室的躺椅里，不再作声。他一向不会系表带，都是杨绛帮他戴，从这天起，他乖乖地让杨绛教他自己戴。杨绛总是自责，认为自己这话让钱锺书愁出了病，1994年便住进了医院。
1998年12月19日凌晨，钱锺书身体状况很不好，医生连忙通知家属。杨绛赶到床前时，钱锺书已经合上一只眼，还睁着一只眼等待妻子。杨绛帮他合上眼睛，轻轻在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
“逃逃逃逃逃！”这是杨绛八妹童年时的口头禅，杨绛记忆深刻。如今，“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她最终逃向了世上最难的学问——古希腊语哲学读本、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斐多》，一头扎进去，忘记自己。2000年，中译本《斐多》出版，被称为“迄今为止最感人至深的哲学译本”。
之后，在那张钱锺书曾伏案工作的写字台上，杨绛完成了整理钱锺书学术遗物的工作。2003年出版3卷《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2011年出版20卷《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现在，还有100多册外文笔记等待整理出版。一位103岁的老人，仍在坚韧地、静默地“打扫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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