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陕西地处中国腹地，黄河中游。这里山川壮美，物产丰饶，人文荟萃，兼有黄土高原的苍莽豪迈、关中平原的广阔坦荡和秦巴山区的巍峨雄奇。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为陕西古代文明的演进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成就了陕西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
115万年前亚洲北部最早的直立人—蓝田猿人用打击石器和星星之火，拉开了中国历史的帷幕；5000年前的炎、黄二帝从陕西黄土高原出发，一路高歌猛进将中国带进了文明时代，以渭河流域为中心的陕西文化开始走向中华文明的舞台中心；西周创立的礼乐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秦统一全国后确立的多种制度奠定了中国2000年来政治文明的基础；汉代开通的丝绸之路使中国因文明发达而闻名于世；魏晋南北朝的陕西见证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隋朝创立的科举制至今仍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众多国家的人才选拔；唐朝创造了一个让人自豪、让人追忆并永远激励人们昂首奋进的黄金盛世；唐以后的陕西虽不再是首都所在之地，但长期担负着维系西部稳定、守护中原安全的重任，并在文化传承发展方面取得了很多有巨大影响的成就。
陕西独特的历史地位造就了陕西丰富的文化遗存，也成就了陕西历史博物馆“古都明珠，华夏宝库”的美誉。作为全国最有影响的国家级博物馆之一，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文物多达171万件。这些文物不但全面反映了陕西历史文化的概貌，而且还以其无与伦比的典型性、完整性和序列性，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博大精深。而荟萃了近3000件馆藏精品的基本陈列—“陕西古代文明”展览，以时代为序，将陕西古代文明划分为史前、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七个阶段。
为更好提供长期文化服务，让公众更方便深入了解学习“陕西古代文明”，我们选择以《陕西古代文明》图书为纲，“陕西古代文明”展览序列为线索，计划未来两个月内逐一连续进行专题推送，期待有更多的公众可以参与其中，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讨论交流。后期我们计划梳理完善专门制作线上“陕西古代文明”展览，以期解决馆舍面积狭小不能满足大量公众参观需求！
这个专题文化序列推送旨在按照中宣部通知要求不断提高遗产价值挖掘阐释和传播推广水平。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研究，推进中华文明、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研究阐释，深入挖掘历史文化遗产蕴含的丰厚内涵、系统阐释中华文化的时代新义，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更好发挥历史文化遗产以史育人、以文化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势作用。推动资源禀赋有效转化为传播动能，多措并举做好阐释推广，用好考古和历史研究成果，系统展示历史遗存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准确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提供多样化的文化内容供给，进一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民族精神力量。积极拓展文化文物对外交流平台，推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多渠道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向全世界讲好中国历史故事、阐发中华民族精神、构建文明大国形象，全面生动展现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增进文明交流互鉴，营造良好国际合作氛围，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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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帝陵
唐朝的帝王也像中国古代其他帝王一样，动用国家巨大的人力物力，为自己修建了规模宏大的陵墓。除宣帝温陵在河南、哀帝和陵在山东外，高祖献陵、太宗昭陵、高宗武后乾陵、中宗定陵、睿宗桥陵、玄宗泰陵、肃宗建陵、代宗元陵、德宗崇陵、顺宗丰陵、宪宗景陵、穆宗光陵、敬宗庄陵、文宗章陵、武宗端陵、宣宗贞陵、懿宗简陵、僖宗靖陵共18座均分布在渭北原上，称“唐十八陵”。从最西边的乾陵到最东边的泰陵，地跨五县，绵延150多千米，比后代的宋陵、明陵和清陵分布范围要大得多。
唐代帝陵规制源于西汉，但实际执行中又有很大变化，具体表现在类型、范围、平面布局、陵前石刻、陪葬墓群几个方面。
类型：可分为覆斗形墓和依山为陵两种。高祖李渊去世后修建献陵，“有诏山陵制度准汉长陵故事”，于是，献陵的构筑便在山前土地上瘗葬后夯筑成覆斗状封土堆，成为唐代在位皇帝去世后效法西汉帝陵形制建陵的例证，此后又有敬宗的庄陵、武宗的端陵和僖宗的靖陵采用了这种陵冢形制。
范围：唐代帝陵规模宏大，陵园周围长度20-60千米不等，其中太宗昭陵和宣宗贞陵均达60千米，高宗乾陵40千米，玄宗泰陵38千米，其余各陵均约20千米，陵园面积的大小不同与各个皇帝在位时期的政治经济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总体上体现了唐代帝王埋葬制度应享有的等级礼遇。
平面布局：初唐时期，以尊崇汉制为主，唐朝本身的规制尚未建立，从修筑高宗的乾陵开始形成了具有唐代特点的帝陵营建规制，即依山为陵、坐北朝南、内外城垣、南置三门。一门外置陪葬墓，二、三门间置石刻，陵园布局仿长安城格局，山腰凿筑地宫象征宫城，外城南门外安置皇亲国戚、文武大臣陪葬墓象征外郭城，主次清晰，等级分明，规划严密。
陵前石刻：初唐时，献陵前石刻中的石虎有北朝遗风，华表则有六朝神道柱的影子。从乾陵开始陵前石刻种类趋于固定，从南至北依次而列的石狮、值阁将军、翼兽、蕃酋、华表、碑石分别象征或具有守卫、仪仗、神话传说、中外交流、陵位、记叙功德的作用。各帝陵前石刻因时期不同而有所变化，数量组合和艺术风格也呈现较大区别，学者们大致将其分作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显著标志是以石虎守陵，其他石刻种类不定；第二阶段自乾陵开始以石狮守陵，立高大石碑，盛唐气象显现；第三阶段自泰陵始有持笏内谒者监（宦官）石刻人物形象，与持剑武将面对而立，此阶段的石马变得矮小，雕刻技艺粗率，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的下降已经影响到帝陵建设；第四阶段进入晚唐时期，自文宗章陵以后石刻更加粗糙，缺乏张力和神韵，唐王朝走向衰败表征明显。
陪葬墓：汉唐时期，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在死后能够陪葬帝陵是一种莫大的荣耀，而这种陪陵制度也是帝王笼络官僚阶层人心的有效措施，更是帝王彰显对皇室成员、文武大臣、贵族世家的特殊礼遇和恩宠，巩固皇权的特殊手段。陪葬君主陵前是“主尊臣贵”“崇重今朝冠冕”的等级观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的最直接而有效的作用。据目前考古调查发掘所知，唐太宗昭陵的陪葬墓最多，达100多座，陪葬墓的形制有覆斗形、依山筑墓形（如新城公主墓）、圆锥形、像山形等，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和影响关系紧密。唐玄宗的宠妃武惠妃，去世后以贞顺皇后身份安葬，墓中出土的石椁精美异常即是例证。
唐代帝陵在继承西汉帝陵制度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内容不断加入，作为显示大唐国家形象和气魄的重要物化载体，从设立“诸陵署”“诸太子陵署”，到由高官专门负责为先帝修筑陵墓加强制度管理，都是唐代国家实力提升和重视帝陵营建瘗埋制度的体现；源于西汉文帝霸陵的“依山为陵”模式开创了唐代帝陵构筑模式的新纪元，同时防盗掘功能显著增强；平面布局严谨和石刻群像组合变化凸显了皇权和中央集权的观念在不断强化；陪葬墓的安置一改西汉集中在帝陵东边形成陪葬墓区的传统，自太宗开始分布在陵园南门外并成为定制；墓主人享受陵区赐地、东园秘器随葬、刻立石碑、送葬礼仪等一套完整的等级制度，且此制度得到沿袭。
摄影：张温馨
编辑：张温馨
审核：周 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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