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tent Troll一词源自美国，因为其商业模式主要是通过买卖专利发起诉讼获利，并不用专利进行生产制造，所以在国内曾被译为专利流氓、专利蟑螂、专利渔翁、专利怪物等，多带有贬义色彩。
此后学术界为了中立的表述这一群体，出现了NPE（Non-Practicing Entities，非实施实体），泛指拥有专利的个人或公司或机构，不直接使用其拥有的专利技术来生产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包括大学、大学或研究所创办的专利许可衍生企业、初创企业、个人、中介机构、工业财团、产品制造商的下属知识产权部门或子公司。
美国白宫下设的国家经济委员会2013年6月发布的报告中，将Patent Trolls称呼为PAE，即专利权利主张实体（Patent Assertion Entities），主要是指本身不进行技术研发，而是通过收购获得专利；或是虽然进行了技术研发获得了专利，但没有将专利实施产品化的主体。他们利用手中的专利，通过主张侵权或权利许可来强制实施专利，并从中获取损害赔偿或授权许可费，显示出较强的侵略性。
NPE与PAE两者概念相比较，不难发现，NPE涵盖的范围更大，不仅包括了仅通过专利买卖而不进行技术研发或产品制造就发起诉讼的PAE，还包括了大学或研究机构等虽不生产和销售产品，但也进行对外许可的实体。
研究显示，2015年美国的NPE依然活跃 。NPE是否仅仅主要是发生在美国的一个现象，在全球其它重要市场的形势如何？本文将介绍欧洲NPE公司的发展，聚焦Patent Troll的活动情况，并探讨对我国的启示。
实际上，欧洲也存一些像Sisvel、PapstLicensing、IPCom、BTG等比较老牌的NPE公司。最近一项针对欧洲NPE的研究选取了2000年至2013年在德国和英国的专利诉讼案，统计分析了专利诉讼数量、结案率以及赔偿额。通过整理分析发现，欧洲NPE的表现只能用不温不火来形容，并没有美国市场表现的那么抢眼。
一、欧洲NPE机构数量少，诉讼案件占比不到两成
有研究显示，截止到2014年，欧洲的NPE机构有28家，其中英国、德国最多，分别有6家和5家，其次瑞士、荷兰均有3家，卢森堡、芬兰、西班牙分别有2家，法国、瑞典、挪威、意大利、爱尔兰各有1家。
在欧洲，虽然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专利体系，但专利的申请和执法行为主要发生在德国和英国，德国几乎承担了欧洲半数的专利诉讼案件。近年来，英国平均每年也有100件以上的专利诉讼。
图1b, 英国专利诉讼案件数量及NPE诉讼比例
在德国，平均每年有近450件专利诉讼；在英国，只有100件左右，而在同期的美国（2010-2013）这一数字已达到3700多件。在德国和英国，由NPE发起的诉讼占所有专利诉讼的18%和12%，即使是攻击性最强的PAE，其诉讼的占比也仅有不到10%；反观美国，2010年由NPE发起的诉讼比例已经超过30%，近5年的平均值竟高达60%。
二、欧洲PAE诉讼结案率低，被诉方积极应对
在欧洲，虽然NPE发起诉讼判侵权的比例高于专利实施实体（non-NPE）（表1），似乎显示出NPE的巨大杀伤力，但如果将其中的专注专利收储许可或诉讼的PAE提取出来看，事实并非如此。在德国，专利实施实体的案件撤回率仅仅只占8%，而专利主张实体（PAE）的案件撤回比例高达55%。在英国PAE的诉讼撤回比例也接近50%；PAE如此之高的案件撤回率，是否因为对于专利有效性被挑战的谨慎考虑？
值得注意的是，数据显示在德国和英国，超半数的涉及PAE的专利诉讼不是由专利权人发起的，而是由被控侵权人发起的，而这一数字在美国只有14-15%，而被控侵权人发起诉讼的目的也多是为了并案审理后能够选择一家对其有利的审判地。这一现象显示出欧洲的被控侵权当事人对于侵权控诉积极的应对态度。
三、专利诉讼赔偿金额与美国相去甚远
关于损害赔偿问题一般包含在侵权诉讼程序中，诉讼当事人往往在庭外就损害赔偿问题达成协议。在德国（图2），大部分案件主张的损害赔付金额在60-100万英镑之间，而NPE发起的诉讼主张的损害赔偿则集中在50万英镑。在英国，由于样本较少，数据较为离散，但无论是NPE还是实施实体，大部分原告主张其专利的价值也未能超过100万英镑。与之相比，有数据显示，在美国，1995年-2010年专利诉讼损害赔偿的中位数即为500万美元（约合360万英镑）之巨。
图2. 案件及权利人主张的专利价值的分布情况
数据源于 BJ Love, et.al. Patent Assertion Entities in Europe.《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5
四、PAE在欧洲没有大肆横行的原因
（1）专利侵权赔偿金额不高。PAEs有意避开欧洲市场的一个原因是欧洲的法院一般的损害赔偿较少。可能由于欧洲的专利权人对损害赔偿的评估值相对于在美国较小。低廉损害赔偿直接导致从事专利货币化的运营实体对此“打不起精神”。
（2）司法救济抑制了NPE的诉讼行为。在一些国家，法律救济对于NPE的诉讼行为起到了较强的抑制作用。在德国，侵权行为发生和认定都比较快，而当侵权行为一旦被认定，往往会发起对未来进一步侵权行为的禁止令。相比之下，在美国，预先禁止令较为少见，而永久禁止令一般也不会颁给不实施专利的专利权人。德国快速的禁止令会对专利权人主张损害赔偿造成相当大的限制，因为，快速禁止将会促成更早和解，此时被告的侵权行为尚未对专利权人造成过多损害，当然赔偿额也极其有限，因而极大地限制了权利人主张更多的专利价值。而对于被诉企业来说，潜在的损害不在于案件的判决，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诉讼事件对于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的妨害。所以，较早地达成和解，对于企业的损害也会降到最小。
（3）专利被无效的可能性大。PAE在欧洲发起诉讼比例较低的另一个潜在原因是：专利被无效的门槛比较低。首先，美国法院一般假定通过审查的专利权有效，而欧洲法院一般不这么认为 。其次，在美国侵权诉讼和无效程序可都在地方法院进行，而美国法院对专利权利人的青睐，使得无效请求很难被支持。而欧洲的一些国家，比如德国，侵权诉讼程序在地方法院进行，而无效程序可在德国专利商标局（DPMA）或欧洲专利局（EPO）进行。目前认为，欧洲的这种在法院系统之外去挑战授权专利的有效性的司法实践，是无效专利权更为有力的途径 。这对于持有专利的NPE或依仗专利发起诉讼或进行许可的PAE来说无疑大大增加了对局势发展预期的不确定性。
（4）败诉要承担对方诉讼成本。与美国最大的不同，律师费用转移制度（Fee-Shifting Acts）阻止了PAE在欧洲发起诉讼。在英国，专利诉讼案件中通常包含了多个议题，费用是基于议题的多少而分担的。这种分担方式意味着，每一方当事人的花费只针对获胜的特定议题。例如，被控侵权的一方主张了涉诉专利无效以及不侵权辩护。如果专利维持有效（此议题原告胜诉），且被告行为不构成侵权（此议题被告胜诉），那么被告可以主张与不侵权辩护相关的花费由原告承担。因此，PAE在决定是否在德国或英国发起诉讼时，必须要考虑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他们可能既不能赢得损害赔偿，以收回自己的律师费，而且还得必须承担被告的部分辩护费。
综上所述，低廉的防范成本和损害赔偿，以及频繁支付的代理费用，造成专利主张实体对于欧洲不感兴趣。而费用问题是欧洲patent troll发起诉讼较少的关键因素。首先，大部分的欧洲专利诉讼是由被控侵权方先发制人而发起的，而且达成和解协议的专利诉讼案件相对较少。简言之，尽管辩护的费用已经高达至少40万欧元（约合45万美元，以2014年汇率计），大量被告侵权的科技企业还是情愿奉陪到底，甚至主动发起诉讼迫使专利权利拥有者罢手。而反观美国，在由NPE发起的351件诉讼案中，有289件（约占82%）的案件最终以和解达成协议。可以看出，被控侵权的欧洲企业更愿意去打官司，而不愿意和解。因为，如果官司胜诉，他们还能够拿回部分花费。
总之，侵权诉讼的高发率和达成和解的低比率表明：律师费转移制度改变了原被告双方的行为，从而抑制了其专利资本化行为。被控告的企业变得更倾向于“将官司进行到底”，而不是畏于诉讼的花费，积极地与权利人进行谈判、快速解决，而是消极的等待司法惩罚性的判决。因此，专利权人变得不大会首先发起诉讼，特别是当他们处于不利的情况下。
参考文献：
1.'Markets and Patent Enforcement: A Comparative Investigation of Non-Practicing Entities in the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Stefania Fusco,Michiga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 Law Review,Volume 20, Issue 2,20141231
2.Patent Assertion Entities in Europe,BJ Love, et.al.,《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51231
作者：李瑞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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