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友涵非常低调，在建国路上那个普通的上海小区里，他穿的是儿子退给他的旧T恤，黑色裤子，凉鞋，像一个普通老人一样为我们指挥着停车。旁边还有小区里另一个年龄相仿的老者，穿着更考究，他可能不知道，看似普通的余友涵，是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先锋人物之一，中国波普艺术的先行者，他的“圆”和“毛泽东”系列使收藏家趋之若鹜，曾拍出1,400万。
走进两层高的小公寓，迎面是简单的家具，不过像许多上海的老房子一样，某些细节透露着曾经的摩登，比如这所旧房子里竟然按了一个装饰用的壁炉，好生洋气。令我们意外的却是墙上挂的竟是余友涵孙女作的几幅画，署的日期是2009年。那是孙女3岁时的作品，笔触之间已显现出灵性。“比我小时候有灵性。”余友涵说。他曾希望孙女能自由自在地作画，不期望和他一样成为名家，但至少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但最后也不得不屈服于繁重的课业。看得出来，余友涵对这个孙女疼爱有加，在他最新尝试的版面中，其中一个作品还特意加入了孙女的头像。
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幅画可以卖到1亿元
“上世纪80年代，我根本没有画廊，没有工作室。开始画‘圆’的时候，家里很小，画好了就卷两幅放在床底下。那时候，画得很少，一来没有材料，二来画多了也没地方摆放。根本没想那么多，更别说可以卖钱。”余友涵说。
结果，2011年苏富比春拍尤伦斯专场，余友涵1985年画的一张“圆”拍出了1,400万人民币。这是余友涵上世纪90年代初在尤伦斯的游说下出卖的5张画作中的其中一张，当时每张的出售价格平均不到3万美元。虽然卖出什么天价都与余友涵无关，但他并不后悔，只是庆幸当时没有答应卖给尤伦斯10幅画。
有许多人因为余友涵的画发了财，这也证明他们的眼光。1995年，他应香港设计师Vivienne Tam（谭燕玉）的邀请画了一幅《挥手的毛》，得到酬金5,000美元，12年之后，这幅画两度转手，最后一次的拍卖价是700万人民币。而他以2,500美元卖给张颂仁的一幅《毛主席》也以370万元人民币成交。
三番两次之后，余友涵早已对藏家不抱什么希望。“活到70岁了，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一幅画可以卖到1亿元。”他说，“我觉得现在的社会，炒作艺术家就像炒股票的心态，非常不健康。”
余友涵对商业不是特别感冒。曾有国际著名奢侈品牌邀请他跨界设计，希望将其作品作为装饰印于产品之上，他委婉拒绝。
有些艺术家可能认为能被奢侈品相中是极其光荣的事，是身份受到肯定的一种表现，但余友涵却说：“如果大众化需要我做什么，我倒是会考虑做一些东西。”他不想因为奢侈品牌的左右而影响自己的作品，如果能有符合他的创作风格、同时又充分尊重原作的跨界合作，也许他会考虑考虑。在他眼里，商业化是多余的，“人基本需求之外的东西，并不是你生活非常需要的，我更关注生活、人的生命，其他只是锦上添花。”
浅尝版画领域与3D打印
今年9月至10月，名为“像外之象——余友涵版画，纸上及其他”的作品展在上海仁庐举行，展示的作品涵盖其早期抽象艺术实验的起源——对上海以及周边景色进行描绘的风景画，包括了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以及80年代初的风景画作品。以及部分余友涵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部分创作于纸本上的 抽象“圆”系列作品，以及他在版画领域以及在3D打印设备上的尝试。
今年70岁的余友涵依然没有停止创作，也没有停止尝试不同形式的创作。去年夏天，余友涵参与了在美国加州洛杉矶版画工作室的艺术家驻村项目，他是首个受邀请的中国艺术家，而且，在他的艺术生涯中第一次挑战使用石版印刷技术来延伸他的艺术表现。在与有着近半个世纪石版画制作经验的洛杉矶专业技师的合作下，一系列手工限量印刷的原创石版作品由此诞生。这系列作品延续了其早期1980年代创作的“圆”系列的抽象风格，单纯却丰富的内在形式暗含了艺术家对于“道”这一概念的理解。
谈起这次合作，余友涵依然很兴奋。“我的画别看简单，其实上面的颜色是无穷无尽的，”这时候我们在公寓的二楼（家居同样简单），余友涵指着一旁画了大半的一幅“风景”说，“这上面至少有几百种颜色，我一笔下去，有深有浅，下面的黑色干了之后淡下去，颜色又不一样。而做版画的时候，你很难呈现这么丰富的颜色，所以，我们就必须把原来的东西（颜色）删除很多之后才能做到版画上去，既有版画的感觉，还要符合版画的要求。”
他对各种石版画和铜版画保持着高度的热情，更得意的是在其中一种以他的作品“圆”为原型的小尺寸铜版画中，他还在四角印了四个小姑娘的头像，而那正是来自孙女的一张照片，介绍时他还不忘拿出iPad，为我们展示可爱的照片原型，慈爱洋溢眼底。
卖掉一张画就像嫁掉一个女儿
余友涵并不是一个产量很高的画家。“我从前作画频率就不高，一年之中画10幅左右，现在还比从前稍微高一点点。”他身边的这幅“风景”从9月3日开始画，一个多月之后还没做完。“我经常改，画了很多之后，会用白颜色涂掉，再补其他颜色，让很多色块衔接在一起。”
我留意到余友涵是对着一张照片在“临摹”的。其实那也是他的作品，只不过已经被人买了。“对于自己特别喜欢的画，卖掉之后感觉就像是一个女儿出嫁了一样，我没有办法去看她了，就只能再塑造一个放在家里。”他说的是又重新画一幅一样的画，只是“再画一个永远赶不上第一次”，余友涵深知这一点。“有的画家，你去他的画室，画作都没了，全卖给别人，画一张卖一张，留下的全是照片，或者他觉得可以，但我不喜欢这样，我可能更保守一些。”
社会需要更多正能量
“我很赞同莫言的一个观点，”余友涵说，“在发明电脑之后，并不是说人的眼光和创造力比发明之前大多少；在发明汽车和飞机之后，人们对旅游的感觉和兴趣又增加了多少呢？他觉得没有。在社会当中，总有一部分总是带着非常警惕的眼光是去审视，而不是说社会总是进步的。”
余友涵也是自己口中那一类带着警惕眼光的审视者。他画的最后一张以毛泽东为题材的画作是在去年，应一个外国画廊的邀请所做。“他们给的题目是：你对将来有什么预言。”于是，余友涵画了一幅玛丽莲·梦露和毛泽东的重叠，外形是玛丽莲·梦露，五官是毛泽东，而他的预言是：如果我再活一次，我将以身作则，并领导人民实现理性自省自由博爱。
“这是我开的一个政治玩笑，但我的出发点正是对现实的审视，”他说，“当今中国，不能过分地压榨底层，环境也搞坏了，产品的质量也永远提不高，在世界上永远是一个二三流的国家。只有把全民的素质搞上去，全民的文化和各方面提到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制造出莱卡那样的产品。现在不是强调中国梦吗，这也是我的一个梦。”
在他看来，中国人最需要的正是理性自省。他身后的另一幅已经完成的画，充满了阴郁的色彩，“为什么这幅画有那么多的黑色？虽然观众不一样能察觉到，我觉得这就是我画的中国，这就是我心目当中的中国人，有时候不开心，不仅仅是个人问题，最主要是大环境的不开心，整个大环境，现在大家都在吹嘘什么盛世，我觉得纯粹就是乱，就是拍马屁。红色则是现在一些社会不公造成的流血事件，血迹斑斑。当然，也有些地方稍微有亮光，那是社会的正能量，但还是少，希望能有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