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散文中的发现——蒋蓝
作家们在散文里,不断记录着自己的发现——在常人熟视无睹的状态下,自己总是设法去穿越慵懒的、表层的、概念化的青苔,说出自己的发现。这样的发现并非“知识的考古学”的重床叠屋,而是对于事物的敏锐与表达的新颖。但鉴于观察的弱力与比较的平台较为窄逼,趋新的青年散文家往往寄希望在字词造句上,渴望别出心裁、一鸣惊人。但武歆却显得成竹在胸,即便是在难以出新的游记里,也写得摇曳生姿。
《中原行》里提及的不少城市点位,我也去过,因为找不到切入点只好缺如。但武歆的观察却是细致的,来自地质专业的眼光让他看到了一般人看不到的事体真相,并毫不费力地予以呈现。奇妙的是在《陌生而又熟悉的新乡》里,他宕开一笔,并不重点写地下的文物启示录,而是对新乡市的刘庄与天津的大邱庄来了一场地缘政治的对话。词锋之外,感叹丛生,也昭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精神,恰恰是不同时代最为金贵的大纛。
在发现之余,更有跨时空的比较,才是一个成熟的散文家具有的心法。武歆说:“站在河南新乡的一个小村子里,望着村民们忙碌办喜事的场景,我却想到了在德国威尔斯堡的'偶遇’,想到了'距离’,想到了东西方文明,想到了这两种文明的比较,还想到了更多的事情……”也许一种文化能够得到不同族群的尊崇的原因,应该是它蕴含了更多的共性与曙光。
而《安阳的地上地下》一文,那一大段对于袁世凯墓地的思索,恰是多年前的我置身于此就曾想清楚的:“一个极好的说明:台阶很小,陵墓很大,但台阶比陵墓更加雄岸。”
李敬泽曾对我说过,一个成熟的作家,能够代表其最高审美与认识的文体往往是随笔。武歆的随笔《写在纸片上的字》,无疑道出了一个作家写作与积累的秘密。我们总是通过阅读去认识古人、揣摩百转千回的心境。福克纳有一句颇为讽刺性的名言:“你往酒里放一只蟑螂,得到的是一只金龟子;你往酒里泡个南方佬,得到的可是位绅士。”福克纳关注的是变奏,这种变奏往往就是生活的迷人所在。事实上会发现,通过阅读认识到的那一份心迹,往往比生活里的那个人要可爱得多,可靠得多。如此一来,阅读的魅力就胜于写作本身。
多年前我有过一次中原游历。想一想,竟然已经记不清具体的年月,但是洛阳石窟、白马寺、嵩阳书院、少林寺等古老的遗迹还铭刻在心,沉静下来细想,其实也只是一个形状、一个名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河南”给予我的始终是一个“过去时”的状态,是一个博大厚重的地理符号——中原。
以郑州为中心,在方圆百多里的范围内,对登封、洛阳、安阳和新乡进行一次无拘无束的漫游。对我来讲,这不是一次双脚的行走,而是一次精神的游行,是一次历史与现实的“中原勘探”。用“勘探”来形容,并非造作,实在是与青年时代向往地质勘探有关。那是我四十二年前填写高考志愿时的理想,虽然最终没有走进长春地质学院,没有手握地质锤走遍高山峡谷,但这是后来我对所有行走都喜欢用“勘探”两个字的初始依据。
无论我手中的“地质锤”能否凿出时光隧道,但不用质疑,我的身体和精神始终努力前行,始终用心品味。
登封,这座“佛、道、儒”三教荟萃的全国著名的“文物之乡”,与我更早之前的听闻还是有变化。但我心中有个固执的观点,无论怎样的变化,在这座千年古城的上空,古老历史的气息永远不会散去。因为历史的积淀深入土地深处,不管千人、万人如何踩踏,不管出现怎样的现代建筑,都不可能镇压住历史的呼吸,古人古事总会在寂静的夜晚悄悄升腾起来,弥漫在城市的角角落落,等待着太阳升起时与今人相遇。
走在夜晚街道上,吸一口登封的空气,好像还能闻到当年武则天封禅中岳时那庞大的仪仗队所腾起的路尘;睁大眼睛,好像十三棍僧带着十三种表情,正在护卫迷茫的唐王,似风一样在眼前掠过,一时间让人恍惚不已。在登封的日子里我时常迷蒙,身边忽然闪过一个脚步疾快的无语之人,就会立刻想到从黄帝到宣统历代帝王来此巡游祭祀的往事。这在我居住的天津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情,不可能有这样的古旧感觉。但在登封,举手投足都能带起一片久远的历史追忆。
在登封不能不说少林寺。因少林寺而闻名世界的“少林功夫”,就像空气一样充斥在登封人生活的细节里:少林功夫不仅在寺庙上演,也在早上小学校门前的空地上出现——登封的孩子们对武术有着天然的领悟和喜爱,就在上学前短暂的时间里,也要挥一下拳、踢一下腿,那一招一式,看上去有模有样,看得我欣羡不已。
当我见到“少林寺”三个大字时,心里升起一种亲近感,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马上拍下照片,仔细端详三个大字后面是否还有更深一层的其他含义。听说当年全民经商时,寺里随处可见悬挂的“经营科”“洽谈室”的白牌子,还有各种活动的喧闹的宣传标语。时光易逝,我们终于从幼稚、荒唐走向了成熟、沉静,少林寺也回归了原本,如今看上去清雅素淡,与庙宇谐和。
但也有变的,那就是常住院内的银杏树,一定比以往更粗了,已经转黄的树叶,像油画的油彩一样,看一眼,就会把眼睛完全遮住,鲜艳夺目。站在树下,引人凝思,顿发怀古之思绪。还有改变的,是寺院西侧山坡上那些错落有致的塔林。当地人告诉我,过去那些造型各异、种类繁多的佛塔破败风蚀,上面长满了随风微动的蒿草;如今做了许多修整,整齐干净,尽管塔上还有淡定的鸽子,但是说实话,少了一些历史沧桑。这样的判断,我也只是窃窃私语,没有大声讲出来,因为我还没有思考成熟。
还有一处幽静之地——嵩阳书院——也有变化。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来到书院门前时,天已经黑下来,书院已经关了大门。门前没有一个人,特别寂静。
我看过一个关于嵩阳书院的纪录片,门前原本是两条自然的没有人工痕迹的小溪,一条缓缓南流,一条汩汩西来。在溪水的两旁是碧绿的农田,还有低矮的农舍,似乎还有一只、两只匆匆夜归的叫不出名字的鸟儿。可是如今的书院门前,是一片水泥地,溪水还有,但已圈在了砌好的水泥渠道里,很浅的溪水慢慢地流,仿佛一个散漫的学生正在光明正大地逃学。
把这个问题讲出来,只是想说我们可以变,但不应改变整体氛围。我想,当初洛派的理学大师程颢、程颐之所以聚生徒数百人在此讲学,就是因为这里远离喧闹,回归自然,而如今……我无法想象对于我来讲,“勘探”还有何种广泛深刻的意义。乡村向城镇过渡,城镇吞噬着乡村,当大片的农田变成楼群时……当嵩阳书院门前变成水泥地、庞大的轿车可以直接开到门前时——这座建于公元484年、北魏时期的、后在宋朝成为四大书院之一的嵩阳书院——现代文明让古代文明变得模糊。这种模糊也会逐渐吞噬某种思想。
最有意义的是在登封的夜晚,“离开人间”来到月光下的山间,体味在古老中岳嵩山的一次“后现代生活”——聆听“禅宗少林 音乐大典”。
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我还能清晰记得当年的情境。音乐大典的现场,在远离市区五公里一个叫“待仙沟”的地方。假如仅从地名上做推测,是否有等待仙人光临之意?夜晚的“待仙沟”真的很冷,山风掠过山水,带着潮气和阴凉,我寻找舞台——原来就在两座山峰的中间,有人工搭建的庙宇、小桥、亭台和茅草小屋,异常逼真,当然还有自然的溪水、草地和圆润的巨石,亦真亦幻,一时间分不清真假。
在山中看演出,那是我的第一次。本来就有几分期盼,再加上此台音乐会是由谭盾作曲,于是也就更加充满了期待。当时天气很好,天空有星,也有月,还有飘然的白色的云。这为演出增添了一种天空帷幕的感觉,可谓天公作美。正在兴奋中,忽然间感觉有音乐响起,引颈前后左右寻找,只见茅草小屋前,追光灯下,两个乡村女子在小屋门前的水边上,正在用手击打铜盆中的水。以自然之音的水声取代乐器,并作为开端,无疑为这场音乐大典做了最好的注释。再看以山石做字幕板的上面,赫然写着“水乐·禅境”字迹,恍惚间真有一种置身世外的感觉。
此台音乐大典,一共五个乐章,分别为水乐、木乐、风乐、光乐和石乐,与之相配的是禅境、禅定、禅武、禅悟和禅颂。场面因灯光而变得忽大忽小,演员也随之多而少,或歌声山外飘来,或功夫天上飞过,近六百人的演员队伍,皆由当地习武僧人和乡村少年、少女所扮,在现代光科技的衬托下,进行了一场精彩而又浩大的禅武颂唱,在近一个小时的演出中,仿佛穿越了千年的时光。
那天晚上,我坐在温暖的黄色蒲团上,迎风听溪,观武品禅,身体几乎有一种慢慢升腾的感觉,仿佛沉默少语的老子就坐在不远处,正在朝着我们慢慢地吹一口气……顿感飘摇直上云端。当然也有遗憾,晚来的人在身穿灰色衣衫(仿出家人的打扮)的服务员手中锐利的手电光的指引下,不断穿梭行进,因而也就不断地被生生地拽出那种超然的禅境中。我突发奇想,能否将服务员手中的手电改成红色的纸灯,那样就使那些不遵守时间的游客,也变成了演出的一部分?变成匆忙夜归的村人?
那年,我在登封只有短暂的一天一夜,但却好像经历千年时光。这就是古城的魅力,这是无法替代、无法篡改的历史基因。
关注历史的人,提到洛阳,首先想到的就是“十三古都”这个钉在洛阳前面的定语。这个定语,就像大河中矗立在中央的一块礁石,把这个四面环山、四河(伊、洛、瀍、涧)流经其间的古都,牢牢地托举在河的中央,无论历史怎样变换,都不能抹掉它在大河中的显赫位置。从夏朝开始,先后有13个王朝在此建都,建都史长达1500年。哪个城市能比得了?“永怀河洛间,煌煌祖宗业”,陆游对洛阳的感慨,至今依然能引发人的一声长叹。于是,洛阳在我的心里也就无比庄重、无比悠长起来。
其实洛阳对我的震撼,在还没有进城前,就已经开始了。记得在去洛阳的高速公路上,一边是笔直的路,一边是考古发掘现场,我计算了一下,以每小时129公里的车速行驶了十分钟,考古现场一直没有中断。当地的朋友告诉我,高速路要拓宽,在没有拓宽之前,考古队要先行进驻。我问为什么要先进驻呢?当地朋友笑起来说,洛阳的地下,你就挖吧,啥时挖,啥时有宝贝,只要动土,考古就先行。朋友说得肯定,好像这是件用不着讨论,板上钉钉的事情。还没到洛阳,洛阳悠久的历史积淀就已经给了我一个“下马威”。
来到洛阳当然要看石窟,这是一件不容置疑的事。好像你来到一户人家,主人端上一杯茶水一样,这是必然的待客礼节。
那天的洛阳,天空有些发灰,不冷,但总是令人唏嘘长叹。青灰色坚硬的石洞窟好像钢铁一样。站在宾阳三洞前,我忽然想到了莫高窟。在来河南之前,我去莫高窟采风,甘肃的朋友曾经问我一个问题,能不能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描述莫高窟。我没有想出一句话,只想出了两个字——漫长。而今站在三世佛造像、莲花藻井飞天、伎乐人雕刻、万佛洞的那一万五千尊小佛面前,还有梅兰芳先生大加赞赏的身形呈S形的飘美的菩萨像前,笨拙的我,依然只是想到两个字——虔诚。只是宾阳的一个中洞,八十多万个工人,用时近30年才开凿完成,不是对佛的虔诚,不是内心里有一种向往,还是什么?要知道莫高窟的佛像是泥塑的,而洛阳石窟的佛像则是在坚硬的岩石上雕刻而成,佛像衣裙的皱褶、莲花的花瓣、手上的掌纹等,无不雕刻清晰、细腻,没有一种对佛的精神的向往和虔诚的内心,就是给更多的赏赐,似乎也不能如此逼真地描述。
站在佛像前,我的耳边依然响着铁与石碰击时所发出的声音。那每一次的凿击,都是心灵向天空的一次攀爬、一次上升,也是通向“觉悟”的过程。在一切追求速成的当下,“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早已成为唇边的童话。站在洛阳石窟前,现代人应该沉思,应该好好想一想我们的未来。
在洛阳要看的东西太多了,白马寺、关林,还有千唐志斋,当然最要看的,就是花了——名闻天下的洛阳牡丹。但因错过牡丹花开的季节,遗憾的同时却看到了别样的牡丹——平乐农民牡丹画。
在孟津县的平乐镇平乐村,在这个有着六千多户农民的原汉魏故城的遗址上,家家户户画牡丹,就像我生活的天津,千年古镇杨柳青,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会画年画的人,毫不稀奇。
那天来到平乐村时,正是洛阳画院的画家来平乐村辅导点评农民作画的日子。在一间由大厂房改做的画室里,用人潮涌动来形容一点不夸张。学画的人中间有年轻人、中年人,也有老年人,他们认真地作画,画家们不时地走过来,纠正几笔、点评几句,话不多但皆是要点。作画的农民们脸上带着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表情——专注、欣喜,还有陶醉,这和以往我印象中的农民表情有着极大的差异。这样的表情我在杨柳青镇同样见过,手拿画笔,脸上也会拥有色彩。在一个中年妇女的画室里,虽然她的手略显粗糙,但她手上精致的画笔,还有画案上夺目的牡丹花,看上去并不觉得违和。这是色彩的魅力。
在这个村庄里,没有喝酒打牌的,没有乱串门的,没有张家长、李家短的搬弄是非,而是用画笔勾勒日常生活的炊烟。如今,平乐村的牡丹画不仅销到国内其他地方,还远销日本、美国和东南亚一带。
厚重的历史土壤、传统文化的传承,厚植在村庄的鸟鸣声中。
去安阳必看殷墟,还有周文王“拘而演《周易》”的羑里城。在去安阳之前,我两去红旗渠,与上述两点近在咫尺,却出于种种原因没有前往,很长时间里心中总是有一种隐隐的落寞。
站在殷墟遗址前,望着红色的方正门框,我正在走神儿,感觉脸上有点冰凉,用手摸一摸,倒没啥感觉;但抬头仰望天空,这才发觉不知什么时候,忽然飘起了细雨,很小,几乎看不出来,从地面上斑驳的湿迹才判断了出来。那一刻,我感到眼前的红色门框正在离我远去,最后变成了一个红色的圆点——我无法读懂的一个字母。殷墟,这座千年的遗址之处,倏忽之间就变得虚无缥缈起来。
走进红色大门,正面就是巨大的司母戊大方鼎。关于这座大方鼎,我在中学地理课本上就曾见过,那时也曾遥想过它的模样。想一想,从图画到眼前(尽管是仿制品)竟也有数十年了。时间如梭,我也由一个懵懂少年,变成脸上有皱纹的正在迈向老年行列的人。一时间,心生感慨。
看殷墟,当然要看地下。沿着石阶而下,顺着设计独特的脚下朝代图表,再往下,我终于看到了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土”、中国“最早的骨”,还有世界最早的文字——世人皆知的甲骨文,就从这里被农民的铁锹扬上了天空,仿佛礼花一样照亮了天空和大地,让人类文明史的脚步,一下子向前奔跑了几千年。
在安静的展览厅,借助放大镜,我看到了龟背上那纤细的符号——人类最早的文字,是那样精美、娟秀,弯曲的曲线,像是乐符一样漂亮好看。中华民族的聪慧才智,从这些仿佛蝌蚪一样的曲线中,慢慢地成长,顺着大江大河,顺着宇宙太空,走向了世界,走向了永远。
在遗址的大院内,有一个长长的长廊,墙壁上面雕刻着几百个文字的演变过程,从甲骨文到现在的简体字,好像要把几千年的历史,微缩到那一个个精巧的文字当中,欲找出其中的喜怒哀乐、人生悲欢,能吗?
安阳的地上,首推羑里城。
细雨过后的羑里城,人很多,到处都是匆忙的行人和车辆,因为正在修路,所以给人一种拥挤嘈杂的感觉。但走进周文王的幽禁之地,立时感到一种清冷,好像与外面的市井之气,顿成两个世界。
这里人很少,青砖、青石,还有青树,安静得现在看来还是适合做软禁之地。虽说是“监狱”,可是地势很高,院子里有亭,站在亭上,可以看见较远的地方。只有幽静而没有压抑,但这是游客的感觉。对于曾经权倾一时的君王文王来说,从那么辽阔的疆域视野,缩小到眼前这样局促的小城,七年的拘禁生活,会是怎样的心境?可能有的君王,早就会抑郁而死,但要是那样的话,我们就没有了伟大的玄深高妙的《周易》,也就没有了那块令我们感慨万千的“万古臣纲”的牌匾,站在演易坊的石牌下,心头浮出“无语”两个字。我不懂《周易》,也看不懂《周易》图标,更不明白其中博大精深的奥妙,但这一切并不妨碍我向《周易》致敬,向中华文明顶礼,也向文王内心的广阔致远深深地瞭望。
“洪宪皇帝”袁世凯的墓,我是偶然进入的。说实话,我对袁墓,没有多大兴趣,只是因为“袁皇帝”太过铺张,仅天津就有他的故居九处,几乎就是随处可见。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度”,如此之多,令人不再重视,所以袁在天津的故居被拆了不少座,没有拆的,有的也没有标牌,就那样混同民居。如此之大拆,似乎也没有见到什么名人出来呼吁保护,可见事情并非“多多益善”,犹如面对乾隆的题字,后人早就没有了惊讶和激动。
但在袁墓,我最感兴趣的是一处台阶。
这处台阶有七八层,很普通。台阶的后面,是一堵灰色的斑驳的高墙,台阶前面,就是袁世凯的圆形陵墓。在这个台阶上,坐过一代伟人毛泽东。
1952年,毛泽东视察安阳,在这里歇息过,曾经望着袁的陵墓。当时有人提议,要把“窃国大盗”的陵墓拆掉,毛主席说还是留着吧,留着做反面教材。就因为毛主席的这句话,袁的陵墓才得以保存到今天。
我在想,在1952年的那个夏季,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毛泽东,望着这个巨石围绕起来的坚硬的陵墓,还有里面那个在中国近代史上非常复杂的政治人物,他在想什么呢?当时他是怎样的面部表情?
作为一个普通人,伟人的内心离我们太过遥远,无法猜测,但是一个轩昂的陵墓和一个简单的台阶,就这样直直地对望着,并且都成为一个景点(在台阶旁,有一个说明牌,说明毛泽东曾来此),说明什么呢?一切事物,不在大小,不在繁简,皆出于人的缘故。是“台阶”保护了“陵墓”。一个极好的说明:台阶很小,陵墓很大,但台阶比陵墓更加雄岸。
本来毛泽东和袁世凯没有什么联系,但在1952年的这个夏天,他们成了一个对比,成了一本教科书并且延续至今。
第一次到新乡。
对于新乡的认识,源于多年前“正宗新乡红焖羊肉”的招牌。那时候在我们天津的大街小巷,忽然间到处都是“正宗新乡红焖羊肉”的餐馆,一家连着一家。前来就餐的人身份庞杂,社会各阶层啥人都有,因此生意红火。我吃过,的确好吃,至今一说起来,嘴里还是口水连连。后来去其他省市,同样是满大街的“正宗新乡红焖羊肉”餐馆。再后来少了许多……再后来……
假如对新乡的认识,还是以“正宗新乡红焖羊肉”来走近,那是对新乡的误读,那是狭隘的偏见。
新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早在新石器时期这里就已经有了人类生存,至今遗迹多处,譬如龙山文化遗址等。新乡是典型的平原地区,过去以农业为主,曾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诞生地。如今除了农业,还有强劲的工业和科技,在医药、化工、机械、纺织等诸多工业领域,每个领域都有“大手笔”。走在新乡的大街上,宽阔的街道、现代的建筑,处处都给人一种阔大的感觉。从这座城市的建设布局来看,能感觉出一种大气和沉静,能看出新乡人的稳重,在一种不慌不乱之中运筹帷幄,一切都在长远的安排计划之中。
我还是喜欢看乡村,当在城市居住久了之后,对乡村的渴望,犹如吟诵杜甫的“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的向远心境。
我站在一排排造型别致的小洋楼面前,望着干净整洁的街道,还有神态安静幸福的村民,一时间恍惚不已:这哪里是乡村,这分明是度假的别墅区。三层小楼外加一个地下室,所有房间布置得井井有条,地下室里还有打乒乓球的球台,这是怎样的一种生活?
有人告诉我,这个村庄叫刘庄。
迎着清凉的中原大地的秋风,听着村人们谈论他们热爱的史来贺。是的,号称“五十年红旗不倒”的史来贺,他的名字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已经响遍了全国,他曾受到毛泽东、邓小平等伟人的多次接见,仅毛泽东就先后九次接见过他。他的名字与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钱学森并列,虽然他已经去世,但至今站在这里,大家还是不断地提起他。史来贺将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小村庄,建设成了一个“红色亿元村”“中原首富村”,建设成了在当代中国具有典范意义的农村。
那一刻,我忽然想到了天津静海区的大邱庄,还有那个禹作敏。我曾经办事路过大邱庄,正是黄昏,一切都显得那样清凉和肃杀,大片的厂房没有人,厂院里长满了半人多高的蒿草。曾经煊赫一时的大邱庄和禹作敏,只经过短暂的辉煌,迅速消失殆尽。尽管大邱庄正在恢复,但因为伤了元气,所以恢复得极为缓慢。为什么刘庄和史来贺能如此坚挺,而大邱庄和禹作敏却如此脆弱?
文化在这里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原地区深厚的文化背景,那埋藏在地下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无不滋养着史来贺们,还有刘庄们。
刘庄的地下埋着甲骨文,而大邱庄地下呢?
老子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但是世间什么都要受它的支配,所以老子才继续阐释道:“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甲骨文就是刘庄的“水”。
在新乡的乡村漫游,总有许多画面令我感慨万千。在一个叫八六的社区,我看见了一家农户正在办喜事。喜事大棚搭在十字路口上,大棚四周都是漂亮的小楼。办喜事的碟子、碗、筷子、铲子、勺摆满地上,仿佛一片白色的庄稼地。几十个男人女人,正在紧张忙碌着生火做饭。看得出这些忙碌的人,来自许多个家庭,来自那些小楼里的众乡亲。这样的场景我很多年没有看到了,这样办喜事说明什么?说明一种自信,说明一声召唤就会有人来“热闹”,说明良好的邻里关系。
如今人们讲求距离,但在这里却走得如此亲密。乡村改变村貌,改变生活质量,但没有改变人的友善亲近的内心。这让我感动,也让我深思。
那年在德国威尔斯堡的一个小车站购买车票。人们彼此之间离得很远,不是一米线,而是大约四米线,这让陪同我们的翻译很是为难,不知道后面的那个人是不是购票者,但又不好上前询问(在西方,别说打扰别人,哪怕就是去帮助他,那也要说一声“对不起”的),所以只好躲在更远的后面观察:前面的那个人买完车票走了,后面的那个人慢慢走上前去,果然是一个购票者。曾在德国居住了十多年的翻译告诉我,当初他在德国时,好像等待购票的距离没有这样远,大约两米;他离开德国三年多了,原来距离又拉远了。坐在威尔斯堡去科隆的火车上,我想着购票的情形还有翻译的话,还有在德国街道、剧院、商场等各地时,所看到的人们越来越远的距离,以及当你不小心走近一个人时,那个人脸上所出现的惊异和不解。没错,人与人之间应该有距离,应该有距离产生的隐私安全,但如果一味地要求距离,则走向另一个极端,走向人与人之间的陌生。而这种“距离与陌生”的互动,最后有可能导致个体性格的孤僻与执拗。当然,这只是个人的一种探讨、一种观点,没有其他特别的指向。
站在河南新乡的一个小村子里,望着村民们忙碌办喜事的场景,我却想到了在德国威尔斯堡的“偶遇”,想到了“距离”,想到了东西方文明,想到了这两种文明的比较,还想到了更多的事情……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的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在他的散文集《我的求学生涯》中,曾经讲过一段故事。他说罗素对中西方文化曾经有过极为客观的评价,说得相当中肯。罗素认为中国文化有三点优于西方文化:一是象形文字高于拼音文字;二是儒家人本主义优于宗教的神学;三是学而优则仕高于贵族世袭制,所以中国文化维持了几千年。但儒家伦理压制个性发展,象形文字限制国际交往,不容易汇入世界文化主流,对人类文明的客观价值有限,所以应该把中国文化提升到世界文明的高度,才能成为世界文化的有机部分。
罗素的观点,暂且放在一边慢慢琢磨,不再多议,说个小插曲。记得那年,当我从河南回到天津后,发现自己胖了,整整胖了三斤,平均一天长了不到一斤。天津人把出门在外爱说成“跑瘦了”,意味奔波,容易消瘦。我在回津的飞机上,摸着圆鼓鼓的肚子,想说一句话:河南好,河南的粮食好,还有一点最重要,河南人实在,真的。谁要不信,那就来河南慢悠悠地走一圈。一次、两次或是更多次,那样你才能有自己的经验。经验一定要是自己的,千万不要省力,趸来他人的经验,然后“胡言乱语”。那样的话,你委屈了自己,也冤枉了别人。想念河南,想念河南的山、水,还有友善的河南人的笑脸。
中原行,让我的“地质锤”又蘸了一次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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