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裴矩在隋唐的不同表现，司马光这样评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也。”
司马光的意见是裴矩遇到了明君，变成了忠臣。实际上裴矩没变化，只是他换了一种讨好皇帝的方式，他知道唐太宗喜欢沽名钓誉，喜欢把自己打扮成勇于纳谏的皇帝。唐太宗对于那些谏言并无太多感觉，他只是知道纳谏了，历史上就会留一个千古明君的名声，他做到了。
看看唐太宗如何刻薄地对待魏征，就知道他根本不想纳谏
唐太宗在魏征死后，曾废除与魏家的婚约，扑倒自己手书的魏征碑，但这些事不大被人提及，人们津津乐道的，仍是他们作为明君贤臣的故事。其实，这对中国历史上的君臣楷模，是被后人的记载着意塑造的一面。唐太宗在心里面是很讨厌魏征的。
于魏征生前曾经举荐杜正伦和侯君集为宰相，结果杜因为过失而遭罢官，侯因叛乱而被诛杀，加之有人在太宗面前说魏征结党营私，令太宗大为不悦；又有人说魏征曾让史官褚遂良看过自己的谏诤文章，这一点更是触犯了太宗的神经（由于玄武门之变这一事件，太宗对国史的编修非常看重且亲自过问），于是，太宗一怒之下，先是废除横山公主与魏叔玉的婚事，随即又下令扑倒了自己手书的魏征碑。虽然碑后来又竖起来，但婚约就不再提了。
李世民疑心很大，由此他怀疑魏征并非表面看起来那样正直，连续推荐两人都出了事，莫非这两人都与魏征有私交？莫非魏征结党营私？
就在李世民冥思苦想没有答案时，一封针对魏征的小报告呈递给李世民，这个小报告的内容更惊人，“魏征居然每次将自己的进谏书出示给褚遂良看”。
这个小报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魏征沽名钓誉。
魏征将自己的进谏书出示给褚遂良看，而褚遂良恰恰是负责纪录李世民起居的官员，李世民的一言一行褚遂良都会纪录，这些纪录都会成为历史。魏征展示进谏书后，褚遂良也会同样纪录，这样历史上就留下了魏征的进谏，而这些进谏书也在不经意中暴露李世民的若干缺点（没有缺点就无从进谏），所以说魏征展示进谏书是沽名钓誉，增加自己的名声，却在无形之中损害了李世民的名誉。
魏征与太宗之间的佳话是如何被经典化并传颂下来的呢？这就不能不谈到吴兢和他修撰的《贞观政要》。吴兢是唐前期重要的宫廷史官，一生经历了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五朝，因“励志勤学，博通经史”而受到人们的钦佩，负责修撰国史，曾编修著名的《武则天实录》、《唐春秋》等。有意思的是，无论《旧唐书·吴兢传》，还是《新唐书·吴兢传》，都没有提到《贞观政要》。而今天，《贞观政要》的版权不仅归于吴兢名下，还成为一本广为人知的政治典范之作。
事实上，吴兢是在中宗（656－710）朝，针对“袭武周之制”还是“依贞观故事”的政治纷争，开始了《贞观政要》的编修，到开元十七年（729）上呈唐玄宗，翔实呈现了贞观年间的政治风貌，尤其突出地记录了唐太宗与以魏征为代表的贞观名臣的问答与政论。或许是同为谏官的原因，吴兢尤其突出了对魏征的描绘。但此书上呈后，吴兢非但没有受到玄宗的称赞，反倒随即遭到贬官。由此，《贞观政要》虽入藏宫中，其下落却隐而不彰。
直到德宗（742－805）朝，《贞观政要》才由时任史馆修撰的蒋乂（吴兢外孙，747－821）重新整理，得以面世。
此后的唐宪宗（778-820），非常喜欢读《贞观政要》，“每有大政事、大议论”，必召蒋乂“咨访”，蒋乂“征引典故”。现今所见“读《贞观政要》”最早的记载，就是在唐宪宗朝，也就是说，正是蒋乂，使其外祖父吴兢的遗著得以重见天日。此后，唐文宗、唐宣宗，直至宋仁宗所读、所见的《贞观政要》，都是蒋乂整理过的版本。
到唐文宗（809-840）在位时，尤其痴迷《贞观政要》，并将此书写在屏风上，每次阅读都非常正式，视为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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