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在巴黎图书馆见到李义府撰的常何墓志铭,向学术界展示新史料可“补释旧史所不能解之一端”。是的,这常何墓志铭的最后一句写得很清楚。“……九年六月四日令总北门之寄。”九年毫无疑问是武德九年,即公元626年。陈寅恪认为常何当时任屯守玄武门之职,并说他是为李世民所利诱而转戈参与戮杀建成。但我在此想列出以下的疑点:
(1)李义府撰常何碑所言:“七年,奉太宗令追入京,赐金刀子一枚,黄金卅挺,令于北门领健儿长上,仍以数十金刀子委公赐骁勇之夫,趋奉藩朝,参闻霸略,承解衣之厚遇,申绕帐之深诚。九年六月四日令总北门之寄。”《新唐书》卷四十九上《百官四上》:“唐亲卫、勋卫置骠骑将军、车骑将军,翊卫置车骑将军。武德七年,改骠骑将军为中郎将,车骑将军皆为郎将,分左右。”《新唐书》卷四十九《百官四·上》:“左右监门卫有左右翊中郎将府中郎将”可确认:玄武门之变前,常何的官职是中郎将。
《贞观政要·君道第一》载:“马周,博州茌平人也。贞观五年,至京师,舍于中郎将常何之家。”可见李世民登基五年后,常何的官职还是一成不变的中郎将,若作为当时在李世民最凶险和至关重要的一役给他以帮助的人,李世民作为一个赏罚分明的君主,绝对不会不对常何进行论功行赏。
事实上,李世民在贞观五年,赐给常何帛三百段,见《新唐书》列传第二十三“帝以何得人,赐帛三百段”,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唐太宗命百僚上书言得失.中郎将常何不善文墨,乃请家客马周代草奏事二十余条。常何上奏后,事皆合旨意。太宗感到蹊跷,因常何乃一个武夫,不通文墨,何至有如许卓识,遂追问原委,常答,"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具草也。"太宗即日召见马周,未至间,遣使催促者四。接见交谈后,深为满意,马上授官门下省,最后累至中书令。而常何也仅仅因为说了一句老实话推荐了一个人,就得到了丰厚的赏赐(帛三百段),可想而知,如果常何真为玄武门之变的关键人物,唐太宗会如何对他进行封赏?唯一的可能就是常何根本没有参加当日的玄武门之变。
(2)如果常何真是玄武门之变的关键人物,而《新唐书》、《旧唐书》等正史也不会不对常何进行记载的。根本无须陈先生从一个墓志铭上寻找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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