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惠芹抱着果果，去追光脚丫摇晃着跑出去的木木——“回来！回来！”她喊着，木木并不理会，扑踏踏一直跑到了大门口，正好老伴儿李守民从外面回来，一把将他抱了起来。
果果和木木脸上都脏兮兮的，指甲也很长。陈慧芹说，孙子刚学会跑，一个都难管，何况两个？一说起孩子，五十多岁的她就不免有些凄惶。
一个多月前，孩子的母亲，年仅27岁的任丽丽服毒自杀了。而在服毒之前，还把农药给两个一岁半的孩子灌了下去，幸好，孩子经过紧急抢救，从鬼门关里逃了回来，可孩子的母亲，却永远地的走了。
“她喝了药了，心疼娃以后日子不好过，就给俩娃也喂了药，唉……”在陈惠芹眼里，二儿媳任丽丽原本是个聪明孝顺的女人，可自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因为孩子奶粉的事儿，婆媳间有了点儿别扭，不过，也绝没到非要以死相抗的地步。
两年前，任丽丽嫁到周至终南镇庞仁堡村后，就和村里很多女性村民一样，成了留守妇女；一年后，又成了留守母亲。和婆婆陈慧芹一样，与丈夫总是聚少离多。
“现在村里男人能出去打工的，都出去了，女人的主要任务就是看娃。”在庞仁堡村妇女主任马霞霞看来，村里有很多这样的女性，而作为一种客观现实，完全是生活造成了。
“80”后留守母亲
终南镇是周至县的大镇，庞仁堡村是镇上的大村。但一大早走进村里，却很少见到村民。
“村里年轻人要么在外面打工，要么念书上学，留下的都是年龄大的老人和女人、孩子了。”
陈惠芹家在村委会附近，一座两层小楼。从外面看，像是才落成不久。但进屋后，没有家具，只有孩子的玩具和很多杂乱摆放的农具。陈慧芹说，自从二儿媳死后，为了能给老公出门打工腾出时间，她只好一个带两个精力充沛的孙子，而且再累，她也只好挺着。
陈惠芹的老伴儿李守民今年56岁，因为要给大儿子结婚，才四处借钱，在2006年撑起了这座楼房。“楼房从外表看还行，实际上没打圈梁，全凭两边靠着邻居的房子。”李守民说，盖房就是为了给大儿子结婚，长期以来，大儿的婚事一直是他和老伴的心病，所以再怎么挣扎着，还是把房建了起来。
“去年4月总算把婚结了，我大儿智力上有点障碍，但干活什么的还行，大儿媳妇小时候患过脑膜炎，现在除了能在家里做做饭，帮些小忙，生活基本上还要我们给照应着。”
李守民的大儿子近年来常在周至西边的哑柏镇干建筑活儿，偶尔才回家，结婚后，依然如此。相比之下，二儿李学清（化名）就让老两口欣慰一些，“虽然不好好念书，连小学都没毕业，可脑子还行，干啥也麻利。”
李学清16岁就出去打工了。5年前，他在西安一家民办学校里帮厨，一次偶然帮助了一位在学校里被人欺负的学生，从而认识了这个学生的姐姐，也就是任丽丽，随后两人接触了一年，便结婚了。
“刚来的时候可孝顺了，她爸（李守民）从外面一回来，就给端上热水，说话客气，干活麻利，对这个媳妇，我俩真是高兴、满意。”
任丽丽那时也在西安打工。作为同样家境清贫的她，出来闯荡的时间也不必丈夫晚。陈惠芹说，儿媳任丽丽勤快，眼里有活儿，唯一不好的就是比较内向，说话声音小，在村里也不太主动跟人搭话，更不爱串门子。
“她有时抱娃过来，也就坐在院里，不说话，我问她一句，才说一句。”忙着摘取猕猴桃花粉，不停地擦着汗的李丽说。
今年23岁的她，云南人，长相甜美，虽与任丽丽一样，同属“80后”，一年前，也都从留守妻子成了村里的留守母亲，但李丽的性格却受到周围邻居的一直夸奖：开朗，大方，讲话总是含着笑意。
2011年年底，她在深圳打工时认识了同样在当地打工的丈夫，经短暂交往，便从云南昭通嫁到了周至。开始，她还想和丈夫一起再去打工，但年底有了孩子以后，就只能一个人在家看孩子，老公外出去西安打工，“还好啦，他一个星期就回来意思。”
因为李丽的家与任丽丽住的老屋、新房都不远，故每次任丽丽经过她家，都要跟她坐上一会儿。虽然在李丽的印象中，自己与任丽丽关系一般，但在村民眼里，她却似乎是任丽丽在村里最为要好的一个朋友，任丽丽出事前夕，她曾给她打了一个电话，说“自己不想活了。”
“我还劝她，怎么就不想活了呢？”李丽蹙着眉头说。在她看来，生活的压力和困难总是暂时的，有什么想不开的呢？
可打过电话的第二天早上，李丽就“走了”。
准备给孩子喂羊奶的山羊卖了
任丽丽家在旬邑的大山里，因为家穷，为了让弟弟念书，她早早就放弃学业，去南方打工了。嫁给李学清后，两人感情很好，看上去美满的生活刚刚开始，可很快有了孩子以后，幸福的味道里便慢慢掺杂了一丝苦涩。
结婚第三年，他们有了果果和木木一对双胞胎。原本是希望有一个男孩的，一下有了两个，虽然很是喜出望外，但为了养育两个孩子，李学清就不得不经常外出打工挣钱。从建筑活儿到搞焊接，一挣下钱就往家寄。但是，一个孩子还好说，一对孩子，光奶粉钱还是让任丽丽很是发愁。
见任丽丽带两个孩子比较吃力，陈惠芹便主动要求，帮她带一个。2011年一年全家都很忙，又是盖房，又是给大儿子娶媳妇，家中开销很大。陈慧芹尽管很累，但还是硬撑着。由于没有收入，收入主要来自老公的打工带回的所得，她手头也并不宽松。而李丽也是一样。
“去年打工攒不下钱，城里房租又涨了，一月一千多，交房租、吃饭，剩下能寄回来的不多。”李守民说，去年房盖好后，原本他希望一家人住在一起，但任丽丽夫妇愿意住老房，所以就没搬过来。不过，自从他和老伴儿与大儿夫妇搬到新居后，他就感觉李丽跟他们疏远了，“平时很少过来了，一个月偶尔才带着娃来屋里转一两次。”
当他还担心二儿媳心理上是不是有分家的顾虑时，矛盾倒从婆媳之间开始了。
任丽丽较瘦弱，身体不好，生产后没有奶水，而那时，李学清在建筑队干活儿，一年到头，是要干完才能拿上钱，没办法，两个孩子的奶粉钱都只能靠李守民一个人出。而二儿子一家的地，任丽丽做不动，也都是他和大儿子帮着做做。去年10月，见两个孩子一月光奶粉钱就得400元，陈惠芹考虑到现在奶粉质量不好，便在外面以550元买了一只母山羊，开始用羊奶给两个孙子喂。开始还挺好，但入冬后没青草，一加上家人都在外忙，顾不上给羊弄饲料，羊越来越瘦，就慢慢没有了奶。春节期间，任丽丽带着孩子回娘家，陈惠芹见羊不下奶，就以650元卖了，准备开春后，等草长出来，再买一只。
谁知，任丽丽回来见老屋后院里拴的羊不见了，就有些无法接受。问她羊在哪儿？陈慧芹说，在儿媳得知羊被卖掉后，感觉就有点不对劲了。于是表示，两个孙子的奶粉保证够。但从此，关系就变得不如以前了。
出事的前一天晚上，任丽丽给她说娃没奶粉了。但陈慧芹身上没钱，老伴又在外打工，可孩子没奶粉不行，因而就在第二天一大早，跑到镇上一个开奶粉商店的亲戚处，赊了一箱给李丽送去。结果到了门口，却发现叫不开门，好不容易从后门翻进去，才发现出事了。
由于任丽丽服农药过多，还没到医院，人就不行了。在媒体的呼吁下，最终陈慧芹的两个孙子才被紧急挽救过来。
作为女人，马霞霞也理解村中留守妇女是个什么境况，不过，对任丽丽之死，她认为还只是一个极端的特例。毕竟，村里其他的留守妇女都好好的。
农村留守母亲渐趋普遍
在庞仁堡村，除了李丽、任丽丽，因为孩子而留守在村里的妇女还有很多。周至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的楚亚恒常出差采访，感觉农村的留守妇女的确在增多，“前几天去了一趟集贤镇上的一个村，大概统计了一下，就有七八十人之多。”
周至县妇联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全县有13.6万妇女，在前几年关注留守儿童后，去年也开始注意到了留守妇女的情况，“直至现在，虽然还没有进行这方面的调查。但确实人数比较多。”
而在陕南一些山区，留守母亲的现象就更为普遍。如镇安县永乐镇，总人口66600人，留守妇女已达17050人，其中大部分都是留守母亲。
“之前比较重视农村的留守儿童，但后来发现，实际上留守妇女、留守母亲的人数这些年也在逐渐上升之中。”镇安县妇联办公室主任杨晓玲说，随着这几年大量农村人口外出，且结团打工、举家务工人员等有组织的团体性务工不断增多，2010年全县外出务工人员就达到了近8万人，劳务收入占到了当年农民收入的50%以上，成为全县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记者在当地青槐、典史、岩湾等乡村走访时发现，实际上，留守儿童只是留守妇女问题的一个表象而已。通常情况下，在农村妇女妊娠后期和生育初期，乃至四五岁以前，大多女性选择了在家；而这段时间，就是不折不扣的留守妇女，等到孩子可以走动，念小学了，这时的妇女往往选择与丈夫一道去打工，而将孩子留给年老的父母看样。
“我娃他爸在广东打工，过年才能回来，等娃大了，能跑了，我就把他带过去。”岩湾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妇女说，在和丈夫结婚前，他们就在广东深圳、东莞等地打工，那边的老乡也不少，原本想着孩子大了自己就去找丈夫，但怕老人看不了孩子，所以决定随后一起过去，“可能苦一点，但一家人在一起，总是好。”
随着留守儿童在离开父母后存在的种种问题，目下很多农村女性已选择将孩子带在身边。可是，更多由于工作性质、收入、地域状况存在的诧异，还有大部分妇女无法将孩子带在身边，这些儿童就势必成为了留守儿童。
然而，相比在外打工的时间，即便是在家生产，养育孩子的这段时间对于留守妇女而言并不长，但三四年的留守，也并非没有压力。
“既要照看小的，还要照看老的，地里的活儿还要做，很是辛苦。”该县云盖寺镇的留守妇女刘岚（化名）说，周围亲戚多，还能帮上一把，否则，日子并不好捱。
而留守的原因，除了孩子还小，打工收入无法支撑外地的租房生活外，还有一些老年妇女，是由于老伴（尚有劳动能力）与子女均在外打工的缘故。
对于日渐显露的留守妇女现象，镇安县妇联在率先在2011年对全县的留守妇女做了一次调查，发现全县19个乡镇普遍存在留守妇女，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永乐镇，有一万多名，最少的是月河镇，只有120人。平均人数在四五千人左右。而从年龄分布上看，最大的85岁，最小21岁。从学历分布上，则主要以初高中为主。
关注她们的精神生活更利于社会和谐
“相比于养儿持家，她们在精神上担负的压力更大，很多家庭，近的一月回来一两次，远的，丈夫一年只能到年底回来，对于一个完整的家庭，这是很大的考验。”镇安县米粮镇副站长、镇妇联主席成芳告诉记者，农村妇女之所以留守，实际上也是无奈的选择，“这里去甘肃的较多，去广东的较少，一旦男的在外边打工时间长了，能立住脚跟，妻子和娃大都会一起过去的。”
事实上，大多数妇女外出打工后，都已经适应了所在城市的生活，等由于结婚、生育再返回家乡，并做不算短的“留守”时，心理上早已跟这个乡村有了生疏感、距离感。一位留守妇女对比在外打工的城市和自己的家乡，说“感觉回来就像待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城里虽然累，也辛苦，但晚上去逛逛，上上网，吃吃饭，很有意思。”
但再怎么样，她们留守的还是自己的家乡，她们身边有亲人的陪伴，和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山与水。而一些在外打工的妇女，只是因为远嫁他乡，最终不得不留守在陌生的乡村里。如庞仁堡村的留守妇女李丽，原想着从云南嫁到陕西后，虽乡土迥异，但希望却在城里：“想着一结婚，我们就去城里打工生活，结果孩子出生了，他一个人的工资又不够，就没法了。”面对现实，她不得不接受丈夫外出打工，自己在家的留守生活，“在老家我们都吃米饭，这整天都吃面食，你说我怎么能吃得惯？而且才来的时候，村里连个聊天的人也没有，简直都快要闷死了。”李丽说，庆幸的是，公公婆婆看在自己是远道来的媳妇，非常照顾，丈夫也很顾家，不忙了就回来，所以，还没感觉到特别的苦闷。
点点滴滴的苦闷情绪徘徊在留守妇女身边，成为她们集体流露出的一道灰暗表情。原镇安县高峰镇办公室负责人、现铁厂镇干部刘茜说，农村留守妇女不光要照顾老的，小的，还要种地，劳动量大，而且最主要是，生活过于单调，“现在基层农村生活比较安静，侵扰妇女的不法情况极少，因此不存在安全问题，关键是文化娱乐几乎是零，生活枯燥。”
据中国农业大学一项研究显示，目前全国有8700万农村留守人口，其中有4700万留守妇女。调查发现，一些留守妇女长期处于性压抑状态，从而导致“69.8%的留守妇女经常感到烦躁，50.6%的留守妇女经常感到焦虑，39.0%的妇女经常感到压抑”。
中国女性学专家李银河在日前回答某媒体就农村留守妇女生存状况咨询时，表示，“我觉得留守妇女面临的两大问题，一是双重负担问题（下田和家务），二是夫妻生活的缺失。许多外出打工的男人一年才回家一次。男性农民工的性需求如何解决的问题已经引起一定程度的社会关注，可是留守妇女的性需求却根本无人问津。”
有专家指出，是城乡二元体制是形成留守妇女现象。全国妇联《中国农村妇女状况调查》中指出，农村家庭中的两地分居状况，不但可能影响到农村劳动人口的性别结构，也会影响到农村家庭的婚姻生活质量。“社会应给予农民工家庭更多人性化的关怀，让他们能多团聚、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等等。”
“一个完整的家庭，谁都不愿意分开，农村妇女也一样，很多农村家庭尝试过举家外出，可一旦生了孩子，他们的打工收入没办法在城市维持三口之家的生活，女方就只能带孩子回农村。”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妇女研究专家赵淑真指出，在现有条件下，根本解决这种这现状，还需要一个过程，但从家庭和社会和谐角度说，各方面都应该对留守妇女问题给予关注，给她们的生活带去更多的人性化关怀。（潘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