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必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供给侧结构改革需要怎样的金融配合?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中国金融改革迷失非常严重。迷失体现在哪儿?为与国际金融市场技术接轨而改革,而经常忘记中国改革的核心目标;中国的金融市场越来越适合财富再分配,而渐渐远离实体经济,就是说,它抑制了财富创造,鼓励了通过金融投机而实现财富分配。所以我认为,供给侧结构改革必须包含金融结构的调整,努力实现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的有效配置。
实际上,中国当下的金融投资已经发生逆转,一个高风险、低收益的时代已经开启,而我更期盼一个大量货币投机的资金更多地变成安静、平和的资本,更期盼实体经济的利润可以有效回升,而更多的“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特征更加明显。事实已经告诉我们,按照美国规则改革中国金融体系,中国将永远处于被动地位,永远处于被盘剥的地位。当然,中国必须要搞市场化改革,但那是为了中国的经济效率,而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把握一个根本方向:市场化改革必须以维护中国全体国民的核心利益为根本目标,同时,这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
但是过去,我们一方面要中国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但金融改革却不断地走向金融资本主义方向,这是不是中国改革中的一个重大误区?要知道,金融改革是牵涉面最广的经济改革,它决定着经济所有方面的意识与行为取向。更重要的是,金融改革关系到中国国民经济和财富的保全与完整。
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必须理解金融的实质。如果说实体经济是“固体”,它所形成的机器、厂房等“固态资本”,搬走的难度很大,成本极高;但金融实际是实业资本的虚拟形态,它会在资产和货币之间迅速转换,由于资产价格的不断变动,所以从资产到货币的不断转换过程中就存在套利的可能。如果极致情况发生,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情景,固态的实业资本已经变成空壳,亏损累累,而实业资本的价值已经被金融资本吸干了。而一切都发生在悄无声息之间。所以我们说,金融改革关系到中国国民经济和财富的保全与完整。
金融还有另一个基本特征:效率极高。实体经济从货币形态的资本到实物商品、再从实物商品到货币形态的资本——实业周转的过程一般比较长。一个效率很高的实业企业,一年之间周转4次,已经很好了。但金融不一样,金融交易一天就可能周转4次。所以,实业企业的商品周转,相对于金融周转过程不知道要慢多少倍。所以,如果我们要构建一个以实体经济为本的金融体系,我们根本用不着太高的金融效率。但当今世界、包括中国金融业都在追求越来越高的金融效率。
金融危机告诉我们,这不是什么好事。金融效率旗帜之下,更多的效率体现为金融的自我循环。我们中国必须防止这样的事情进一步恶化。而在我看来,供给侧结构改革在金融方向的关键作用,就是大幅度抑制货币投机,促进有利于资本形成的金融市场。很遗憾,中国金融过去5年走的是相反的路。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在中国金融业听到最多的说法是:美国是金融过度引发危机,但中国却是金融不足,应当放松管制,而鼓励金融创新。
其实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结果。互联网金融乱象就是典型事例。互联网金融真得提高金融效率了?真得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了?还是相反?为什么要强化中国的金融效率?适宜中国经济特征的“金融效率”之度何在?中国金融监管机构是否有人在研究这样的问题?也许有,但我没见到过,也没有听到这方面的言论。相反,在一些研讨会上,有人会讥讽我这样的说法。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事儿该由市场决定。但市场不是由规则决定的吗?规则又是谁决定的?
我认为,今天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已经开始教训我们。不顾国内经济现实、无视经济发展阶段而一味的人民币国际化努力,结果是什么?中国当下的金融状况不可持续,它会导致巨大的金融风险。所以,我们必须降低金融自我循环的效率,而增强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效率。还是那句话:我们需要的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慢金融”,而不是金融自我循环的“快金融”。自我循环的高效率,它反而是破坏中国经济的罪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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