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上，女性乳腺癌患者是最为常见的，乳腺癌的发病率高，也相对容易控制，故美国的乳腺癌患者五年生存率可以达到84%。但由于多数乳腺癌是明显受制于激素的，影响因素也多，8～10年以后复发的并不少见；再加上女性通常更为细腻、敏感，情绪好波动；滋生的临床问题也多。对于这种情况，愿特别强调：“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经治了数千例乳腺癌患者后，事实告诉我们：绝大多数乳腺癌患者能够“柳暗花明”，准健康地活下去。关键在于能否坚持合理且持续治疗，有效地调整生活方式（包括个性、情绪及应对模式等），同时实施必要的追踪、监控、防范措施等。
在此，我介绍三个比较有意义的乳腺癌案例，也许会有启示。
刘凤香，住南昌青山湖区青春家园。2004年患上乳腺癌，出现了3次转移，但她不向命运低头，以坚强的毅力抗争着；且乐于助人，被喻为癌症病友的“止痛片”，在她的关怀下，许多病友重拾生活信心。故在南昌患友中，她被尊称为“刘姐”，享有盛誉。
那年7月，她被确诊为乳腺癌，开始，经过痛苦的化疗后，癌症并没有控制住，反而扩散至脊椎，“我觉得治疗对于我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就站在窗户前准备跳下去”！她自己曾痛苦地回忆说。但是亲人的关怀和鼓励，促使她选择了坚强。她含泪在日记本上写下“我要挺住！”由于优化了化疗方案及她积极配合，病情一度有所控制。但几个月后，家人还来不及庆幸，却发现已向双肺转移，她不得不再次化疗。这次化疗把她彻底打趴了，回家上5楼，正常人一两分钟就能上，坚韧不拔的她却足足用了一个多小时。显然，化疗难以为继了。更为麻烦的是，肺内病灶依然没有消失的同时，06年5月，她又发现第六颈椎骨出现新转移灶。又一次面临困厄的她，思忖着“2年时间，又是手术，又是9次化疗、20多次放疗，癌症还是转移了，放弃吧，还有什么希望呢？……”
她有一批患友，常一起在公园练功。一次聊天中，一位患友推荐她不妨服用一些我研发的抗肿瘤中药片剂，无奈中，她开始试用。三个月后的11月份复查，居然第六颈椎明显修复，病灶淡化，几乎看不到了。这时，她有了一丝信心。2007年，她清楚地记得我去南昌会诊的日子。那天，很多人找我会诊了，她也是其中的一位。她的回忆录里写道：“1月27日，何教授看了我的片子及病理报告后说：‘你的病情在我的手中不算是最重的’，便一下有了信心，兴奋得不得了！抱着患友说：‘我们有救了！’且大声喊出来了。”3个月再复查，进一步修复性改变，更加坚定了信心；07年6月，再一次查CT，这次重点查肺，提示肺部病灶明显吸收，几乎看不清了。从那以后，“刘姐（我也如此昵称她）”一直很好，非常稳定，骨与肺部都控制良好，病灶完全消解了，可以说临床痊愈了！
她第一次来找我看病，我还依稀记得，当时她述说胸椎到胸前部疼痛不适，我怀疑可能是高位胸椎压迫神经根之故，对症处理后三四个月，症状消失。此后的十余次看病过程中，她从未述说过一点不适。而且，奇特的是，她仅仅借助中医药，没用其他方法，肺骨转移都被有效控制了。有很多人误认为骨转移是癌症的绝对晚期，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其实，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目前，包括中医药在内，对骨转移的控制是有不少有效方法的。至于“刘姐”，她放疗中病情还在进展，纯用中医药却有效加以控制，其中有一个重要特点不宜忽视：那就是她自我心理的调整，全身心地重新投入她想投入的生活中，不被癌症所击败。
第二位，林老师，现年68岁，温州某技校教师，一位曾经的晚期乳腺癌，两肺转移而现在居然完全痊愈者，我的一位很好的老病友加老朋友。
她1994年6月，49岁时确诊为晚期乳腺癌。她还清楚记得是端午节那天，在温州第一医院做的右乳腺癌超根治术，将胸大肌、胸小肌、内乳淋巴结、腋下淋巴结、锁骨上淋巴结及部分软肋骨都摘除的手术。考虑到已是晚期，当地医生建议到上海进一步治疗。术后一周便到上海肿瘤医院做放射治疗，并进行化疗，愈后情况尚可。但2001年3月，林女士不小心感冒了，最初，她没放在心上，吃了些感冒药。但这次感冒很顽固，咳嗽很厉害，几星期都没好，一种不详的预感萦绕在她心头。经温州第一医院CT检查，发现两肺癌转移。当时她及先生都吓懵了!当地医院说这边治不了，去上海试试吧！她们旋即托人在上海租了房，3月20日就赶到上海胸科医院，经过四个疗程化疗（据要求还必需继续化疗），因为血象指标都太低了，呕吐很厉害，吃不下饭，身体极度虚弱，难以再承受。这时，胸科医院的一位大夫告诉她们，中医药在调理身体和控制晚期肿瘤上有一定优势，劝他们不妨试试。于是，她在老病人的介绍下，找到我们，开始了中医药治疗，而且，从那以后，她认准了中医药，走上了中医康复的不归路。除必要的检查外，她几乎不再利用西医学方法。有趣的是，约一年后，到2002年底的CT检查，病灶已完全消失，后经十几次CT、MRI（磁共振成像）复查，肺内完好如初，似乎不曾有过损伤。现在已经是发病后的第19个年头，转移后的第12个年头了。林老师尽管已近7旬，仍然神采奕奕，声音洪亮，快人快语，丝毫看不出曾经是位几次游荡在鬼门关旁边，死里逃生者。她除了肯定中医药治疗康复的特殊意义外，还经常寄语新患者：一、患了癌症既不可操之过急，也不可盲目乱来，要合理治疗；第二、本人的精神千万不能垮；第三、亲戚朋友的关怀至关重要。她还强调：康复中要特别注意合理饮食和生活调理，避免疲劳，适当进行力所能及的身体锻炼等以提高自身的体力。
第三位也早已成了我的老朋友，一家都和我很熟悉了。她和我是同龄人，知青，插队江西后回上海，在某银行做财务，96年确诊为左乳腺癌，在上海的一家著名医院做的手术及后续治疗。手术中发现多发性淋巴转移（11/14），然术后做了两次化疗就没法再做下去了，血象不支持，血管损伤厉害，脸色发青，肝损伤，虚弱不堪……她的先生是位领导，主治医师对他摊摊手，无奈地摇摇头，表示无能为力了！这让她先生绝望了。她先生插队落户的“插兄”与我是中学同学。所以，几近周折，找到了我。当时，我印象很深，开着车接我会诊时，车在高架上，她先生一言不发，只有一句话：“知道也没有办法了，我这只是最后尽尽义务了，也不抱多大希望了……”说此话时，我侧面瞟过去，他眼里噙满了泪珠。我看到她实际情况时，却并不悲观。我帮助他俩做了个决定：不再考虑化放疗等创伤性治疗了，一心一意中药调整。尔后，一年、两年、五年过去了，她情况越来越好，生龙活虎，又恢复了工作（现已退休），但一直在康复治疗中。
到了，2008年，也许是闲着无聊，也许是鬼差神使，她心血来潮，在小区做体育锻炼，努力去拉健身器，可能用力过猛（乳腺癌患者术后手臂禁止剧烈活动，以免伤口拉伤或诱发远端水肿），回家就觉得左手臂有钻心样疼痛，不久发现原伤口开裂，流出脓水。因为她当时是根治术，开刀的伤口很大。开始，她还没太在意，过两天发烧了，这时，有点急了。到了医院，用了吊瓶（抗生素），体温仍一时未退。然后就敦促她先生来找我咨询（她那时已经住院）。当时，我很谨慎地对她先生说：“左臂伤口我相信是可以处理的，不妨找位经验丰富的中医外科大夫！最担心的是她很可能因此促成转移，特别是肺内的转移……”果然，他们请来上海中医门诊部的一位资深的中医外科女大夫，不断以外敷药治伤口后，伤口倒真的一点点收口了。但我的预测却一语成籖：不久，她出现了剧烈咳嗽，一查，发现两肺密密麻麻的小转移灶（满天星）。此时，医生会诊后与其先生商量了，明确地说：“你现在没有选择了，只能给她大剂量化疗试试。但恐怕效果也不会好……”她先生追问：“化疗有多大把握？”医生答曰：“也许化疗能拖延她6～9个月，不化疗或许很快就走……”
焦虑至极的她先生出了医院就直奔我办公室，一筹莫展地对我说，这次完了！我当时倒还是有几分自信：我觉得她癌性伤口能愈合，其中一个因素或许是因为她已用了长达10多年的中医药，身体基础状态是相当不错的（换句话说：癌症是白军的话，机体自我康复能力就是红军了，红军已经够强大了，她之所以出问题，完全是个例外）。所以，当时我就坚信她仍有很大可能发生奇迹。按照她当时情况，一化疗，一方面伤口会重新崩开（新生组织最容易受抑制）；二是她对化疗的心理阴影没有消解（十年前的惨景她还时时挂在嘴上）。鉴此，我明确建议其先生：你不妨先观察观察，3个月为期！如果咳嗽缓解，症状不加重，你就让她这样活着……她先生进一步问我：像她这种情况，你预估她大概能够再活多长时间？我坦率地说：“8到10年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吧！（因为关系太熟识了，所以回答没有忌讳）。”她先生带着一丝犹豫与期盼，回去了。马上转告患者本人：“教授说的，先观察，别化疗了！”据说，患者高兴地不得了，当场就要求出院。然后，回家认真吃药。我还提了其他一些要求（如不准抱孙子，屋内湿度增加，每日加阿司匹林100毫克等），她都一一照办。一个半月后复诊，脸色完全变了，有点神采了，咳嗽症状也没加重；半年后，时至2009年夏日，咳嗽全无了，做了CT检查，肺内没有大的变化，结节影似乎有所收缩（可能炎症控制了）。现在又三年多过去了，肺内病灶有明显消减及变淡趋势，身体已无任何不适，连呼吸都没有任何障碍。
对于她，至少我还是比较有把握的。因为中医药治疗就像是“煲汤”似地，时间越长，越浓（综合效果越好）。这一关过了（已经过了），我相信她不再出这类意外的话，争取活到上海市民的期望寿命应该不是梦！
她姓梁，在我的门诊，也算是个活生生的好榜样了！因此，与她类似的好几个都受她的感染，走出了困境，成了枯木前面嫩芽竞发、生机盎然的新树了。
因此，记住古训：“车到山前必有路！”天无绝人之时！有时候，需要的只是如何选择及把握。人们若采取错误的或者过激的措施，孤注一掷，堵一把，那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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