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海农民王建昌虽说是考古界的奇人、怪才，但大半辈子却是默默无闻，默默地做事，默默地生活，偶尔有“王建昌”的大名出现在某学术期刊、理论专著上，也很少有人会将它与一位通海农民联系在一起。近日，王建昌找到本报，希望通过媒体的宣传，为他的珍贵藏品找一个归宿。记者赶到通海，在他的家里，见到了一屋子的“奇珍异宝”：如动物化石、锡铅冥器、汉砖、古代火葬罐、古代碑刻、瓦当等，琳琅满目，有数百种之多。王建昌说，他想把这批藏品捐给国家，最好能留在玉溪，让更多的人来欣赏、研究，为玉溪的地方史留下一段不可替代的记忆。
50年考古生涯塑造一名“土专家”
王建昌今年70岁了，从19岁那年迷上考古，算来也有50多个年头了。在这50多年中，他经历了玉溪考古界的多个重大事件，他是参与者、发现者、研究者，也是一个希望将这些重大考古发现为众多专家、学者以及像他一样的考古爱好者知悉的热心人。回顾50多年的考古生涯，王建昌为记者梳理了一次又一次的考古发现。
19岁那年，他在通海小石山发现一件动物化石，经云南省博物馆专家鉴定为野牛的股骨化石。在专家的鼓励下，他开始走上了业余考古之路。
上世纪70年代，他在通海县里山乡大石洞发现了一批化石，后经云南省博物馆考古专家张兴永教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专家黎兴国的研究，这些化石中有一件猿人的下颚骨、两颗猿人的牙齿。遗憾的是鉴定之后，没有专家到通海进行实地调查。
上世纪70年代，他在通海杨山、海东等地陆续发现了一批石锛、石斧、石纺轮、石网坠以及一批陶壶、陶杯等，其中一件陶制的水田鱼塘模型，正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得以合璧复原。
1982年，他在山地苗圃耕作完回家途中，捡到第一块大理国墓志碑刻——《通海郡彦贲苏意海塔志》。随后他又在通海白塔心、大新等地的水沟边、土埂下捡到300多块碑刻，记录了大理国纪年（含国号、纪年）的40余块，其中20个年号为首次发现……
王建昌是一个农民，早年靠经营一块苗圃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有了一点积蓄，大多花在了考古爱好上。他说，1982年以来陆续收集到的大理国碑刻因为与死人有关，怕带到家里不吉利，就留在自家苗圃的窝棚里。后来，这批碑刻的价值越来越为人所知，他就请马车拉回家保存，几百块石头光运费就用了2000多元。平时到外地考察，一瓶矿泉水都舍不得喝，他把吃喝省下的钱都买了图书资料。
他的观点和发现让专家、教授大吃一惊
50年的收集、调查、学习、磨砺，王建昌在古人类、大理国、火葬墓、通海古代史等方面已经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土专家”。
1984年，他带着从通海杨山、海东贝丘遗址收采集到的石器、陶器参加了在玉溪市召开的一次文物普查工作会，并在会上发言。随后，参会的专家专程赶到通海实地调查。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良兴奋地对他说，你带来的这些东西是“玉溪新石器时代文物的首次发现”。这是他第一次面对省内外的专家，并得到了一个宝贵的发言机会。
专家的评价，是对他多年付出的最大肯定。此后，他的业余时间大多花在了考古上，背上一个包，一个人上路，去调查，去发现。回到家，他就开始写研究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他坚守着自己的理想、信念，完全忘了自己只是一个农民。
有一次，王建昌与云南省博物馆的黄德荣教授会面，谈及通海白塔心出土的大理国碑刻《先生尹□□墓碑》。黄德荣说，你将这块墓碑定于大理国时期，你可知道碑中所记的“至治”，大理国和元朝都用过这个年号，你凭什么判定这个年号是大理国的？王建昌面对专家的发问，不假思索地说，因为元朝的“至治”年号只用了三年，而《先生尹□□墓碑》上说的是“至治六年”，所以这个“至治”必然是大理国的。
一个农民的知识如此丰富，的确让省里的专家吃了一惊。之后，王建昌便顺利地成了“通海大理国火葬墓纪年碑研究”的研究成员，要知道，这可是一个省级重点课题。
在占有大量碑刻资源的前提下，他又开始研究“秀山郡”的断代史。他认为，段思平在建立大理国后，设立过“通海郡”，不过时间不长，不久就改为“秀山郡”，通海秀山因此而得名。之后，秀山郡作为滇南地区的行政管辖机构，一直延续到元朝都没有变更过。这一研究成果在学术期刊发表之后，也填补了通海地方史研究的空白。
“我的藏品最后的归宿是国家”
在王建昌的家中，记者有幸见到了王建昌现有的珍贵藏品。这些藏品按类别摆放在不同的房间，楼上一个房间陈列的是动植物化石，桌上陈列着珊瑚化石、象骨、羚羊角等；另一边是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这些藏品来自杨山、海东贝丘遗址，是近几年新采集到的；在楼道口一间不起眼的小屋里，记者看到了南诏、大理、元、明不同年代的火葬罐，有陶的、铜的，也有价值不菲的青花罐，更有奇特的梵文罐、汉字罐，且大多保存完好；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大理国和元代的碑刻，一大批记录了通海、玉溪乃至云南历史的碑刻一直被他珍藏多年，并不轻易示人，这些碑刻中除了记录有“秀山郡”外，还有20多块纪年碑，弥足珍贵；此外，他珍藏了汉代的砖和陶钵、大理国的瓦当、元代的团碑，也是无数藏家梦寐以求的……
王建昌说：“我今年已经70岁，研究工作还将继续下去，但限于精力、物力、财力，考古已经不可能走得太远了。在有生之年，我想这些藏品最后的归宿是国家，我希望这批东西最好能留在玉溪，让更多的考古、文史工作者、爱好者能看到它们、研究它们。”
其实在此之前的1998年1月，他将从通海杨山、海东贝丘遗址收采集到的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共288件捐赠给了玉溪市博物馆；2004年，又将自己收集到的大理国火葬墓碑刻共130多件捐赠给通海县文化馆；2012年10月，他再次将他收藏的大理国时期的碑刻37件、火葬罐3个捐赠给大理市历史文化研究所，并得到了对方一定的物质酬谢。也正因为最后一次捐赠，王建昌在玉溪收藏界一直饱受非议，有人认为他私自将玉溪的文物卖给了大理，很不厚道，还有人直接指责他违法交易国家文物。王建昌很委屈地说，从他开始爱上考古那天，就开始学习国家的文物保护法，他是一个知法、守法的人。在收集、收购这些藏品过程中，他花费了不知多少钱，不过他从来没把这些藏品与任何私人做过交易，他的藏品最后都要捐献给国家。在他看来，无论是文化馆、博物馆，还是研究所，都是国家的下设机构，因此那批文物即使被大理的研究机构收藏，它们仍然属于国家。
采访结束，已是下午，王建昌还要赶班车去昆明。这段时间，他辗转于玉溪、昆明的几家医院，为老伴孙保仙寻医治病。他的老伴患的是脑动脉血管瘤，全家人已经为他守护了近3个月时间，前后花费已经超过了50万元。现在他经济拮据，得靠向亲友邻里借钱维持老伴高昂的治疗费。这几天他的老伴已经有了意识，但说话还不清楚，这让一家人看到了希望。王建昌说，生命是买不来的，但他们一家人会尽力坚持下去。（记者 蔡传斌 饶平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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