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晞
阿里阿德娜·艾伏隆是俄罗斯女诗人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女儿，阿莉娅是她的昵称。
在20世纪的诗歌殿堂，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这个名字列在最优秀者之中已毋容置疑。曾几何时，女诗人的诗作还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在自己的祖国流传，而今，在每一个有文化的俄罗斯家庭，书架上都少不了茨维塔耶娃的诗集。约瑟夫·布罗茨基说“在20世纪俄罗斯诗歌中，再也没有比她更激情的声音了。”评论家说：“如果以得到公认的尺度来衡量，那么玛丽娜可谓是‘浩瀚无涯的海洋’，而有些诗人不过是河流，而且水流还太浅！”
而阿莉娅并不为多少人知道。在伊利亚·爱伦堡的回忆录里、在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书信里，读者能偶尔见到有关这个姑娘的只言片语。当我读到《缅怀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女儿的回忆》，才了解了这个伟大的女性和她所处的那个难以言说的时代。
阿里阿德娜·艾伏隆生于1912年，病故于1975年。在她生活的时代，世界剧变、俄国剧变。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大饥饿、大清洗……在1917年前后的动荡年月里，她和母亲是革命的边缘人；1922年出国之后，一家三口是远离祖国的流亡者；1939年回国两年后，阿莉娅又成了古拉格囚徒和寒冷荒原的流放者；解冻的时代，阿莉娅重获自由，成了母亲诗作的传播者。
再看看史书记录的这个时代：1918年开始的内战和饥饿中有上百万人死亡；集体化的迫害中有340万人被镇压；少数民族的强制迁徙中有330万人死亡；1930年至1953年遭镇压的人数约370万，其中76.5万人直接被枪决；四年卫国战争中苏联有2000多万人牺牲和死亡，伤残者数倍于这个数字。如女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所说：“充满希望的年代被充满恐惧的年代所取代。”
很难想象阿莉娅是怎么活下来的。对平常人都不容易，更不要说像她这样失去自由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人。
童年的阿莉娅在艰苦的环境中与母亲患难与共。
还不到四岁，妈妈就教她读书，五岁写字，六岁开始写日记。没有面粉、没有面包，跟邻居借土豆充饥。在爱伦堡的记述中阿莉娅是“一个十分瘦弱而苍白的小姑娘”。玛丽娜曾记下日常生活：“我醒来——上面的窗子微微发灰，寒冷、水洼、锯末、篮子、罐子、抹布，到处是孩子的裙子和衬衣。我劈柴，在冷水中洗马铃薯，用茶饮煮……”过得再苦，母亲和女儿一有时间就坐下来，打开自己的笔记本，阿莉娅的本子很薄，是带横格的练习本，玛丽娜使用她自己的手稿本。在饥饿寒冷可怕的年代里，玛丽娜仍写下许多不朽的诗篇，阿莉娅从不打扰妈妈，而她所写的，全都跟妈妈有关。小姑娘用她幼稚的文字为后来的读者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真实气息。
母亲善良、慷慨，自己再饿，还是常把食物送给更缺少食物的人，妈妈的做法会得到年幼的女儿的默许，尽管这女孩儿才七岁。她自己也在挨饿，就已经懂得了有饭吃要跟别人分享。阿莉娅把自己少得可怜的食物分给身体瘦弱的妹妹，妹妹饿极了会哭闹。
在第一世界大战爆发后，阿莉娅的爸爸谢尔盖离开才读了一年的莫斯科大学上了前线，后来他参加了白军，在战乱中逃跑，杳无音信。1920年不到三岁的妹妹伊丽娜饿死在莫斯科的保育院里。七八岁的阿莉娅极其聪慧，跟她天才的妈妈一样早熟，苦难的岁月里，在一连串降临的不幸中，她成了母亲唯一的依靠和精神支柱。茨维塔耶娃曾对女儿说：“我们俩像一本书当中连接在一起的两页，一起走过人生的道路，得到上帝的关爱。
母亲领着女儿行走，两个人,
艰苦平凡中透露出尊严。
也许，上帝正注视着我们，
也许，我们只能留下悲叹……
少年的阿莉娅与父母流亡国外，长期在困苦的生活中挣扎。
玛丽娜托有机会出国的爱伦堡帮她寻找丈夫，1922年爱伦堡打听到谢尔盖的下落，这年春天，玛丽娜得到苏维埃政府的批准，带着女儿离开莫斯科，到国外去寻找丈夫。她们先到柏林，然后去布拉格，后又举家迁到巴黎。
布拉格的秀逸、巴黎的浪漫，都不属于这个家庭，他们太贫穷了，连吃喝都难以维持。他们一次又一次搬家，从城里搬到乡下，从一个小屋子搬到另一个小屋子，铁皮桶和篮子就是装杂物的工具，“妈妈一只手提着桶，另一只手拿着灯。我提着装碗碟的篮子，一会儿用这只手，一会儿用那只手。我们小心翼翼地走，害怕摔倒在泥水里，千万不能摔坏了东西，尤其是那一盏灯。”
1925年弟弟穆尔出生，这年秋天全家四口儿搬到了巴黎，他们住不起城区的房子，只能在乡村生活。为了生存，全家不得不拼命挣扎。有了弟弟，阿莉娅的家务更多了，“可怜的阿莉娅像蹬车轮子的松鼠，整天忙碌，除了学法语，就是拿笤帚扫地，干不完的活儿，自己收拾不利索，别人弄乱的东西，也靠她来整理。”在给亲友的信中玛丽娜这样写道。
家里也有幸福和温暖的时候，“谢廖沙（谢尔盖的爱称）给我们大声朗读从布拉格带回来的书籍。玛丽娜和我一边听，一边缝补衣服或修理东西。从那时候起，果戈里的许多作品，狄更斯的《董贝父子》和《小杜丽》，都是从我父亲的朗读声中听来的，并且永远记在心里。”“碰巧某一天，我表现挺好，玛丽娜和谢廖沙就给我讲故事，连带着即兴表演——这种家庭故事让我很开心。”
玛丽娜想一心一意地创作，谢尔盖绞尽脑汁想改变贫困的生活，“而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拣到个‘装着两百万的钱包’，一百万献给我的父母，另一百万分别送给‘贫困的俄罗斯大学生’……”
谢尔盖有才华也有弱点，一生曲折坎坷，对白卫军失望的他转而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玛丽娜对政治不感兴趣，在巴黎夫妻二人不为憎恨俄国新政权的俄侨待见。玛丽娜想在侨民办的俄文报纸上发表诗歌都不容易，在漂泊的岁月里，除生活艰苦，没有俄文读者对玛丽娜更是一种难忍的熬煎。
渐渐成年的阿丽娅越来越想回到昼思夜想的祖国。终于下定决心时，她和朋友们一一告别，她大概没想到，与大多数在国外的同胞和友人这是永别。她到布宁家告别时，布宁说：“傻瓜，你走吧，会把你遣送到西伯利亚去的！”布宁已过了六十六岁，几年前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此时的他已经阅尽沧桑，他的告诫并没有让一个满怀期望的姑娘担心。沉默了一会儿，布宁又说：“假如我也是你这般年龄,哪怕是西伯利亚，哪怕遭受遣送，我也认了！因为那毕竟是俄罗斯啊……”俄罗斯人对祖国的情怀不分老幼。
青年的阿莉娅1937年春天怀着满腔希望只身返回祖国，等待她的却是十几年的集中营和流放生活的磨难。
到了莫斯科，阿莉娅就有了热爱的工作，她把普希金的诗歌译成法语，还为出版社担任图书的装帧设计。同年秋天父亲也回来了，1939年夏天，母亲带着弟弟也回到苏联。
一家人刚刚团聚，新的生活刚刚开始，灾难就接踵而至。1939年8月27日阿莉娅被捕,“凌晨时刻，我被押进一辆小汽车离开了鲍尔舍沃，那个早晨我最后一次看到妈妈、爸爸和弟弟。一生中的很多事情，在那个早晨突然之间都被切断了。”对阿莉娅，这是与全家亲人的生离死别。那年月，在国外待过的人就是“帝国主义的间谍”，没有你辩解的机会。
不到两个月，谢尔盖也被捕了。多少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那么多老布尔什维克都没能幸免，何况历史复杂的人。
对政治比较糊涂的这一家人在最不适宜的时间回到苏联，扑面而来的是腥风血雨，告密、怀疑，审判、枪毙，大清洗、大屠杀，之后是席卷一切的战争。
就在阿莉娅被羁押日子里战争开始了，先是父亲被当局处决；母亲在疏散途中对生活绝望而上吊自杀。一年以后阿莉娅才得知妈妈的死讯。她后来在一封信中写道：“假如我跟妈妈在一起，可能她就死不了。我们一起生活，她背负沉重的十字架，我能跟她分担，苦难再深重，不至于压垮她……”的确，阿莉娅与母亲一起生活时间最长，最能理解母亲。
在阿莉娅幼小的时候，母亲就写过样的诗句：
在严酷的未来，
你要记住我们的往昔：
我——是你的第一个诗人，
你——是我最好的诗！
好像有预见似的，阿莉娅确实经历了“严酷的未来”，其严酷的程度可能母亲从未想到过。
好不容易在关押中熬过了死伤无数的战争年代，好不容易等到和平的日子，阿莉娅1947年秋天也被释放了，但不允许回莫斯科居住，她在梁赞当美术老师。不到两年，当局政策又收紧了,按照苏联刑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过去受到清洗的人们，要重新延长刑期或者流放。1949年2月阿莉娅又一次被捕。
这一次是被流放到北极圈附近的图鲁汉斯克，光是押解途中就走了四个月，“一路上受尽了苦难。”阿莉娅在与帕斯捷尔纳克的通信中多次描述了当局判定她“要永远定居”的那个地方的场景和自己的感受：秋冬，叶塞尼河“冷漠地汹涌流淌”,“寒气从北方吹来，仿佛非人间的怪兽张大的嘴巴”；“9月18日头一次真正下雪，那天正是我的生日。以后就越来越冷，一直降到零下四十五度，可是当地人说，这仍然没有到达图鲁汉斯克寒冷的极限”；“刚用手去捂鼻子，手就冻僵了，等你烤手的时候，眼睫毛又结冰了”； “所有家务活儿都是自己动手，做饭、洗衣服、擦地板、拉水、锯木头、劈柴、点炉子取暖”；“我累得要命。这么漫长、这么黑暗又寒冷的冬天”……到了夏天，也有无数活儿要干，“有二十二天我必须到某个荒岛去割草，一百公担（一公担等于一百公斤）的青草必须自己用爬犁拖回来。大大小小的蚊子把我叮咬得不成样子”；“每天干活长达十二到十四个小时。自己到叶塞尼河去挑水，路很远，还要上坡下坡。经过这样的操劳，我的样子已经成了牲畜，就像拉水车的驽马”……
但是母亲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培养了女儿的勇敢精神，阿丽娅从来没有退缩，没有放弃，“每走一步，每次呼吸——都是跟恶劣环境的搏斗”，“可我一直不信，一辈子总这么晦气倒霉，我常常想，有一天一觉醒来，眼前是一片光明”。她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资助修整小房子，“有三畦菜地，还有三棵小云杉树”，“尽管生存环境很差，我还是养了两只小狗和它们的妈妈，还有一只猫”。在寒冷的黑夜，她读莎士比亚、读狄更斯、读契诃夫，写信谈《浮士德》、谈读《日瓦戈医生》手稿的感想。她也思念母亲和她心爱的城市——莫斯科，“我做梦常梦见莫斯科的街道，大街小巷”。
囚禁中她为难友缓解痛苦，她办黑板报；在流放地，她教农民演话剧，“指导排练了两出短小的喜剧，演出效果不错”。
帕斯捷尔纳克也鼓励她说：“既然经历了所有的痛苦历练，你仍然活着，没有被摧毁，这只能说明生命之神活在你心中，你拥有特殊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总是斗志昂扬，总是在最后高唱凯歌。”
学者约翰·.加迪斯敏锐地观察到，“由于斯大林和希特勒”，苏联人民“是在一种现代史上少有的残忍的文化中长大的。本身受到残忍对待的他们，许多人都不会觉得残忍对待他人有什么不对。”可阿莉娅是其中的另类，受到国家社会残忍对待的她，而她从来没有残忍地对待他人。在野蛮的时代，她的心灵里有文明的光亮。
终于等到了解冻时分，1954官方撤销对阿莉娅的判决，1955年春天平反，恢复了名誉。阿莉娅终于重获自由。
在死伤惨重的战火中活过来不易，在古拉格非人的折磨中熬过来更难。当中年的阿莉娅重新走在莫斯科的大街上时，她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至亲。父母死后，弟弟穆尔1944年2月应征入伍，7月在战场上牺牲，刚满19岁。那是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笔下这场战争的“最后一个夏天”，浴血奋战的夏天。苏共二十大后，父亲平反昭雪，而失去的生命再也不能回来。也是在这个时期，阿莉娅才打听清楚母亲的去世的准确日期。爱伦堡在回忆录中写道：“每当我重读茨维塔耶娃的诗作的时候，我都会突然忘记诗歌而陷入回忆，想起我的许多友人的命运，想起我自己的命运——人，岁月，生活……”
阿莉娅聪颖不凡，有艺术的天赋，她虽然没有中学毕业，也没有上过大学，但对文学、艺术、语言、历史有丰富的知识，是一个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母亲把自己丰厚的学识都认真仔细地教给了她。帕斯捷尔纳克曾这样称赞她：“你是个绝顶聪明的姑娘，这样的天赋务必珍惜。你对很多问题的观察、判断、见解都很深刻，你的写作能力非常出色！”这是俄罗斯最出色的作家的由衷赞美。
阿莉娅本可以写出更多的著作，不过，在母亲笔下“严酷的未来”，她不得不承受难以想象的残酷。
出狱后阿莉娅不遗余力地整理、注释并推动出版母亲的遗作。可以说这是在抢救和捍卫妈妈的著作。她1955年6月回到莫斯科，9月就着手编辑母亲去世后的第一本诗集。“只有我能做这件事，因为我是她生活与创作的惟一活在人间的见证人，在漫长的岁月中，一天接一天，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目睹她怎么写作。”她牢牢记住了“我们的往昔”，让母亲的伟大作品流传在祖国、长存于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阿莉娅不愧为母亲“最好的诗”。
1939年茨维塔耶娃回到苏联后，第二年就编了一本自己的诗集，把稿件送交国家文学出版社，却没能面世；1955年阿莉娅把编好的母亲的遗作交给同一家出版社，仍然没能付印。几十年间，女诗人字字珠玑的俄文诗歌在自己的祖国只能用手一字一句地抄写，一传十、十传百。直到1961年苏联才出版了一本薄薄的茨维塔耶娃诗集，“茨维塔耶娃的诗歌终于为自己开辟了一条通向读者的道路。”阿莉娅说：“今天付出的代价，都是为了活在明天，永世生存。”她的付出让母亲的作品永存。
阿莉娅住到莫斯科郊外的小城塔鲁萨，这里是母亲度过青少年时代的地方。她在这里开始写回忆录，写父亲、写母亲、写弟弟、写友人，记述这个家庭和这个时代。阿莉娅写道：“我越老，越接近自己的那些长辈，心灵跟他们融合在一起了，我为他们生活似乎超过了为自己生活，超过了为流逝的岁月生活。岁月的流逝能感觉出来，而爸爸和妈妈活在我心里。”可惜她的回忆仅仅写到1925年的事就一病不起。1975年夏天，阿莉娅回忆录的第二部分在《星》杂志发表，人们争相传阅。不久之后的7月26日阿莉娅病逝，长眠在塔鲁萨。
我们今天读到的是阿莉娅回忆录的中译本，也是只是她和母亲人生的片断。现在茨维塔耶娃的传记不下几十种，而阿莉娅的“回忆片断”中的母亲最为传神：
“面部的五官轮廓线条准确、清晰；如果比喻为雕塑，那么雕塑师考虑周到，没有任何疏忽，没有一刀飘忽游移，没有需要修改完善的地方……”她的面孔“像天空，像水，瞬息万变。可惜，很少有人能读懂这张面孔的表情……”“她的姿态一向端庄严肃……脊椎也不弯曲……”“无论友好，还是敌对，往往爱走极端，爱恨的态度也并非始终如一……”“她知道诗歌的诞生不仅仅凭借天才，还要借助于人的血肉之躯的全部苦难、情欲、弱点与欢乐，借助于躯体的疼痛感，躯体的意志和力量，汗水与劳动，饥饿与干渴。与诗人的创作承受的精神煎熬相比，他们的血肉之躯同样经历着苦难的磨砺。”她“终生迫切需要读者，需要听众，对此永不满足……”
这本“女儿的回忆”俄文本1989年出版时，只有十五封帕斯捷尔纳克写给阿莉娅的信，到中文译本2015年出版时，帕斯捷尔纳克的信函已于2000年解禁，感谢译者谷羽，为中译本增加了二十九封帕斯捷尔纳克的书信，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了阿莉娅。
我不愿在晚上读阿莉娅的文字，书中人物的惨痛经历让人难以成眠；我也没有勇气把这本书一口气看完，常常伤心地放下书本，断断续续半年才翻过最后一个页面。合上书本，我最大的愿望是：但愿人类不再有这样的时代。
茨维塔耶娃的世界影响已不必赘言，阿丽娅的文字也是字字灵动、篇篇感人。
阿里阿德娜只活了六十三岁，其中十五年在国外漂泊，十四年在监禁中煎熬，但她一直保持着善良的天性、艺术的纯真，还有对祖国的挚爱。
译者谷羽写道：“会有人聆听这母女两代人的声音，尽管人数不会太多。我知道，真正的诗人从来不追求轰动效应，而是渴望遇到知音。”我相信这两句话，不管过去多少年。
在那个时代，阿莉娅只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小人物，但她会比同时代的一些大人物在人们的记忆中留存得久远。
时代会一个又一个过去，而人性和艺术的光芒将闪耀永远。
（原载《随笔》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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