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知识分子一直是社会的精英，是社会的栋梁。尤其是上个世纪初叶，像胡适、蔡元培、鲁迅、陶行知、张伯龄等，无不是如此之俊杰。今天国福要讲的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陈独秀。 陈独秀安徽怀宁人。1879年10月9日生人，1896年中秀才。后赴南京乡试不中，1897年入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1902年回国，在安庆组织青年励志学社，鼓吹反清革命，受清廷通缉，再次赴日进成城学校陆军科学习。1903年4月回国，在安庆继续鼓吹革命，因清廷“查拿”而潜往上海。继续从事反清活动，1906年夏，第三次去日本，不久回国继续开展反清革命活动。被人告发，被迫第四次去日本。1909年底到杭州任陆军小学校教员。辛亥革命后，在安徽任都督府秘书长，都督府顾问，安徽高等学校教务主任等职务。1914年7月，第五次赴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并参加“欧事研究会”。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提倡民主和科学，推动了近代历史上的新文化运动。1917年1月，陈独秀受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12月，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执笔起草《北京市民宣言》，被北洋军阀政府抓捕。1920年在上海接待了共产国际的代表，同意推动共产主义，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并自任支部书记。1921年7月，被中共一大选为中央局书记，成为中共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仍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于1927年7月改组，陈独秀被停止领导工作。此后，陈独秀的命运多舛，更为波折。自负、清高、倔强、原则，是陈独秀的生命精神写照。他的两个儿子延年和乔年都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青春的生命，他自己也被共产国际所抛弃，虽然四一二后大革命失败，陈独秀负有责任，但主要责任是共产国际和这个党还太年轻，陈独秀是历史的牺牲品和共产国际的替罪羊而已。当年，陈独秀所创办的《新青年》，就是照亮中国的一团火，它承担着批判中国传统旧文化的使命，主张自由意志与民主思想，提倡科学精神与理性主义，为中国的新生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武装，成为了现代中国启蒙运动的产物。国家的主体是人。中国能否富强，中华能否复兴，关键在人。封闭、腐败、僵化、落后，一定没有前途和希望。“愚昧浅陋，冥顽不灵”是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的死敌。要拯救中国，必先改造国人，要改造国人，必先改造其思想。《新青年》就承担了这样的使命和责任。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中飞扬文字，写下了令人激动的战斗檄文，为中国一代青年写下了前途和希望。先生写道：“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中国的陈腐和西方的开化被陈独秀一举击破、一言中的。一百年后，我们还会看到正在受教育中的少年官老爷，他们过早就失去童真，失去本真，失去了淳朴，成为一个装模作样的道具。先生认为，“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一个健康的民族，无不是“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就像“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一样，“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今日之中国，与独秀先生当初所述何异？社会在继续培养一大推精致的个人主义者。还有多少当代学子有救国救民的伟大情怀？独秀先生泣血写道：“准斯以谈，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抑将亡耶？非予之所忍言者。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雅不愿以如流之岁月，与之说短道长，希冀其脱胎换骨也。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如果有机会让我（独秀先生自指）来谈，我们这个国家是处于兴旺还是衰亡？我都不忍心说出真相，社会中那些陈腐朽败之分子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占据社会重要的位置上，与他们说的再多又有什么用呢？不过是希望他们能够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而已，希望是不大的。我之所以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慷慨陈词，关键是寄希望于当代有为的青年，希望他们能够被振聋发聩，成为一代自觉的奋斗者。什么是自觉的人呢？独秀先生认为：就是能够自我觉查到人生新鲜活泼的价值与责任，既不骄傲也不自卑的人。什么是奋斗的人呢？独秀先生认为：就是挖掘自己的智慧潜能，努力排除中国社会各种腐朽落后的东西，并把陈腐朽败作为自己的仇人，看成是危害社会的洪水猛兽的人。他告诫青年一代，不可与“陈腐朽败”为邻，不要为自私自利的菌毒所传染。独秀先生振聋发聩地呼喊：“哎呀！我们国家的青年人，他们真的能像我所说的这样吗！社会的真实情景是，我看到虽然是年轻的人但思想之陈腐朽败者，差不多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看到虽然是年轻的人但精神之萎靡不振者，差不多至少有百分之九十。这怎么得了呀？看他外貌——头发黑密充满光泽，皮肤青春细腻，腰板挺直，这不是一个很年轻的人吗？但只要一叩问他的思想、怀抱、精神，没有一点不同那些“陈腐朽败”者相一致的，简直和那些人就是“一丘之貉”。独秀先生认为，这种现象，如果是未老先衰的人，必然会毫无活力，迟早先死；如果是社会，那这个社会也会走向灭亡。要想解决这些沉重的问题，在哪里叹息是无济于事的，要能够启迪发挥百分之一二十“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他们的智慧，发扬好的，摈弃坏的，通过自我批判、自我检查、自我改善来促进进步。独秀先生寄语青年做六个伟大的选择：第一，做“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人。这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能够自主、独立、平权，既不去奴隶别人，也不愿意当别人的奴隶，要有完全自主自由的人格。“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独秀先生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的人格最尊贵，在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之上。独秀先生引用德国大哲学家尼采的话说，道德可以分为二大类：第一类有独立心而勇敢的是贵族道德；第二类谦逊而服从的是奴隶道德。所以，“轻刑薄赋”是奴隶眼里的幸福；“称颂功德”是奴才的文章；“拜爵赐第”是奴隶的光荣；“丰碑高墓”是奴隶的纪念物。第二，做“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人。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以宇宙的根本规律来看待，各种现象事物，无不在天天变化发展，绝对没有保守现状的道理。以人事之进化来看，那些自古到今不变的族类，很快就要衰亡；那些追求变革求进的民族，才能够方兴未已、生机勃勃。独秀先生疾呼：“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保守就是落后，落后就要被淘汰。那种自以为是，看不到世界变化大趋势的人，迟早要倒霉，这样的民族绝对没有前途。第三，做“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人。要百尺竿头，再进一步。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循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第四，做“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人。独秀先生认为，“举凡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有所变更，其影响率被于世界，不啻牵一发而动全身也。立国于今之世，其兴废存亡，视其国之内政者半，影响于国外者恒亦半焉”。“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漠视外情，自为风气”。“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国民而无世界知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语云：‘闭户造车，出门未必合辙。’”第五，做“实利的而非虚文”的人。独秀先生说，最近德意志科学大兴，物质文明，造乎其极，制度人心，为之再变。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尚，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因此应“利用厚生，崇实际而薄虚玄”。第六，做“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人。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不能有“无常识之思惟”，不能有“无理由之信仰”，这些得到了彻底根治，才能发挥科学精神。要以科学说明真理，要以事事求诸证实！独秀先生被共产国际撤职后，心生不满和泄气，他拒绝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不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隐居在上海，思想开始倾向“托派”1929年11月，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12月，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又与彭述之等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再次拒绝赴共产国际。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多次发表文章，主张“对日宣战”、拒绝日货以及召开“国民会议”等。1932年2月，曾致函中共中央建议“合作抗日”。10月在上海租界遭逮捕，不久被引渡给国民党当局，解押南京，被判刑13年。1937年8月，因全面抗战爆发被减刑释放。出狱后，陈独秀即在南京、武汉等地发表演讲和文章，宣传抗战。中共中央想争取陈独秀，提出了“三项条件”被陈独秀拒绝。蒋介石希望陈独秀能够成立一个新的共产党，陈独秀予以拒绝并宣称自己“不隶属任何党派”，虽然生活陷于困顿，但仍然拒绝国民党的收买和中共的救济。1938年7月进入川，暂居重庆。8月，移住四川江津一直到晚年。陈独秀先生晚年的文稿多涉及“民主”“独裁”问题，研究国际形势和前途问题，形成了“最后的政治意见”，并自嘲自己是“终身的反对派”，病逝于江津石墙院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