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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宝贝王羽佳:小短裙与大野心 | 译读纽约客
钢琴宝贝王羽佳:小短裙与大野心


本文原载于The New Yorker
作者/Janet Malcolm
译校/momo & Ron & 莫非 & Beata & Scarlett & 瑞塔 
编辑/Liwen & eve

译读:T-Read | 译读纽约客:TreadNY


编者按

作为当代为数不多的几位优秀女钢琴家之一,王羽佳既能驾驭拉赫玛尼诺夫般的狂妄炫技,又有内田光子式的深邃细腻,刚烈和柔美共存。当王羽佳穿着红色短裙演奏时,她如巫女般诱惑魅人,玩弄音乐于指尖;换上蓝绿色半裸长裙后,她像一条桀骜不驯的美人鱼,向难度极高的音乐作品挑战。

本期文章着手于王羽佳的着装争议,但却由此发散,刻画了一个真实饱满的人物形象:一个攀登巅峰、不断突破的音乐天才,一个性感火辣的29岁女人,一个率真孤独的工作狂。

来跟着段子手作者(认真face)一起看她台前的洒脱张扬与幕后的敏感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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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Finale - Allegro tempestoso 王羽佳;Simón Bolívar Symphony Orchestra of Venezuela;Gustavo Dudamel - Rachmaninov: Piano Concerto No. 3 in D Minor, Op. 30 / Prokofiev: Piano Concerto No. 2 in G Minor, Op. 16


每次演出时,29岁的钢琴家王羽佳总会身着紧身超短裙,短到在她演奏时经常缩上去,因此她不得不在手有空闲时赶紧掖好裙子下摆;或穿着贴身露背礼服,让人乍一看还以为她在半裸着;而且她无论何时都穿着一双四英寸高的细跟鞋。观众面对羽佳这样的装扮会怎么想呢?2011年,王羽佳身着一袭橙色紧身短裙,在好莱坞露天剧场演奏了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对此,《洛杉矶时报》乐评家马克·史维德在报道中写道:“如果王羽佳穿得再少一点,剧场可能得规定‘18岁以下观众须在家长陪同下方可进场’。” 2013年,艺术文化批判期刊《新标准》(“The New Criterion”)的乐评家杰·诺德林格将羽佳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时所穿的“短上加短、连臀部都遮不住的红裙子”称为“脱衣舞女装束”。音乐会上视觉效果与听觉体验之间的关系从来不曾面临这么复杂的审视。那么对于音乐而言,视觉效果究竟是如加拿大钢琴演奏家格伦·古尔德所说——画蛇添足——还是锦上添花?


五月,王羽佳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独奏音乐会,演奏了约翰内斯·勃拉姆斯的两首叙事曲和罗伯特·舒曼的《克莱斯勒偶记》。中场休息时,她用标志性的大胆着装换下了上半场所穿的相对保守的、金色亮片装饰的长裙。羽佳音乐会下半场演奏的是贝多芬所作的极长极难的降B大调第二十九钢琴奏鸣曲,也就是为人所熟知的《槌子键琴奏鸣曲》。她穿着一件很难说是长还是短的裙子——那是一件镶满亮片的深蓝绿色的礼服,背向观众一面是拖地裙摆,而面向观众那一面几乎什么都没有,右腿完全露了出来。

羽佳在表演时,大腿因身体重量和踩踏板的动作而向外劈开,看起来异常壮硕,甚至可以说是胖,但事实上她十分苗条。礼服细带交错地系在光裸的背上,她看起来像是一个女王,或是一位驯兽师。这个半裸的,踩着恨天高的女人就这样征服了这如猛兽般的钢琴曲——接招吧,贝多芬!

在这场演出的几个月前,我曾问过羽佳,为什么在贝多芬所有的奏鸣曲中,她偏偏挑中了《槌子键琴奏鸣曲》。她说之所以这么选是想挑战,想证明自己能弹贝多芬难度最大的奏鸣曲。而我表示,可能并非我一人觉得这首钢琴曲对于听众而言太难了,难到几乎令人感到不适。几天后,她给我发了一条视频链接,是匈牙利裔钢琴家安德拉斯·希夫谈论这首钢琴曲的讲座。希夫有着东欧人特有的讲话方式,语速缓慢、自我陶醉,想让人们意识到他们讲的东西是多么有趣,不过他讲得的确很有意思。

希夫称《槌子键琴奏鸣曲》是贝多芬奏鸣曲中“最伟大”、“最不朽”的杰作,他还讲道,“这是一部能让所有人肃然起敬,但却鲜为人所爱的作品”。希夫的讲座主题是探讨他自己对这部作品“深沉的爱”。他开场说道贝多芬标记的节拍“快到不可思议”,但很多钢琴家都忽略了这一点,把这首曲子弹得缓慢而沉闷。他表示这首钢琴曲“并不美丽”,但也不该像“灌了铅般沉重”。希夫还嘲笑了那些把篇幅本已较长的第三乐章弹得更加冗长的钢琴家,“好像这样能显得自己很深刻……观众听着都能吃完一日三餐,他们还坐在那儿弹,希夫继续讲道,“如果按照贝多芬的拍子来弹这首曲子,你会发现它其实一点儿也不沉重……它不是一首像大理石一样硬邦邦的曲子……它是一首极具人性,无比鲜活的钢琴曲。

卡内基音乐厅的独奏音乐会上,羽佳并没有严格按照贝多芬的节奏来弹这首《槌子键琴奏鸣曲》——如今除了希夫很少有钢琴家会这么弹——但是我还是发现自己对羽佳的演奏产生共鸣,而我在听那些伟大的钢琴家,如毛利齐奥·波里尼和内田光子演奏这首曲子的录音时,都没有这种感觉。我之前无法理解这首曲子的过人之处,但在听羽佳弹奏时,我全身竟有一种触电般的感觉。这首时长四五十分钟(取决于演奏者弹得是否冗长)的曲子听起来如此之短,让人意犹未尽。

同在听众席上的钢琴家沙伊·瓦斯奈解释了大家的困惑:为什么这样一首充满挣扎困苦的曲子,经过羽佳的诠释后能够如此让人愉悦?他说,“这首曲子里没有一章是可以轻而易举演奏出来的。全曲充斥着某种和声张力,且在降B大调与B小调之间展开,这是贝多芬‘不为人知’的主调”,他继续写道:

“这首内容十分‘纯粹’的曲子充满了贝多芬式挣扎,而且要比贝多芬其他晚期的奏鸣曲更忠于古典奏鸣曲的模式。所以就羽佳的演奏而言,我喜欢的是她能把这首曲子的这一面反映出来……她行云流水般的演奏展现了‘槌子键琴’奏鸣曲优美明了的架构,并从另一个角度将其升华。她的演奏就像一座伟大的纪念碑,材料不是石头,而是熠熠生辉的玻璃。”

《泰晤士报》首席乐评家安东尼· 托姆西尼在评论中写道,“王羽佳的超凡演奏技艺远非能用神秘天赋来解释……她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这首曲子的繁复细节、内在灵魂及和弦色彩。第一乐章充满了锐气与勇气,诙谐曲则带有幽默调皮的意味和富有韵律的跳跃节奏。 ” 托姆西尼和瓦斯奈两位乐评人都没有提及羽佳的穿着,但我很好奇服装因素会对他们的音乐体验有何影响。我知道视觉和听觉感受是交织在一起的。看着羽佳非同寻常的着装也是音乐体验的一部分,但它占到多大一部分呢?

约一周前,羽佳在圣芭芭拉演奏了《槌子键琴奏鸣曲》,乐评家马克·史维德还是一如既往地关注着她的穿着。这次,马克半开玩笑地说,王羽佳的着装体现出了她的无私。六天前,69岁的钢琴家穆雷·佩拉西亚在洛杉矶也演奏了这首奏鸣曲。“他(佩拉西亚)有着40余年的演奏经验优势”,马克写道,“好像王羽佳想要极力缩小这种差距,所以她走上台来……身穿橘红色紧身礼服,脚踩一双高到快走不了路的高跟鞋”。马克对两人的演奏都赞不绝口,“佩拉西亚凭借对音乐的理解、感受和紧凑感弹出了一首能够流芳百世的《槌子键琴奏鸣曲》;反观羽佳,她的手指在琴键上令人炫目地飞舞,给这首奏鸣曲注入了一股电流,使之化身为现代音乐,她塑造了21世纪的贝多芬”。他还写道,“一曲终了,尽管佩拉西亚穿的是平底鞋,他还是疲惫不堪,几乎走不下舞台,而王羽佳则颇具往日钢琴大家的风范,仿佛不费吹灰之力,又带来了三首令人惊叹的加演曲目。 ”

那次演出风波过后,在羽佳演出前的几天,佩拉西亚再次演奏了《槌子键琴奏鸣曲》,并且弹完后还是一副筋疲力尽的样子。 托姆西尼在对于羽佳的乐评中回顾了佩拉西亚的演奏(他5月9日还高度赞扬了佩拉西亚的弹奏),并表示,为了表现出这首奏鸣曲的深刻性和里程碑意义,这位老钢琴家的筋疲力尽必不可少。“而王羽佳的版本不够深刻,”他这样评价羽佳的演奏,仿佛幡然醒悟,责怪自己之前不该盛赞王羽佳的演奏。我简直能听到希夫在听到这席话发出的大笑声:我们弹得深刻着呢,你把早中晚三顿饭都吃完了,我们还坐在这儿弹。

乐评最后,托姆西尼对羽佳五次返场的做法表示了不满,认为这会“削弱听众对于《槌子键琴奏鸣曲》的印象”。我不得不说我也这么想,我曾听过这些返场曲。羽佳经常在音乐会上弹这些曲子,其中包括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充满趣味且速度奇快的《卡门幻想曲》,以及一首同样有趣的改编曲,是由多人演绎过的《莫扎特A大调第十一奏鸣曲》第三乐章:土耳其进行曲。托姆西尼觉得自己有必要提到观众为这些返场曲目如痴如狂。我第一次听到羽佳的加演曲目时,也是这样的如痴如狂,但这一次,我却希望她让我不受打扰地沉浸在对《槌子键琴奏鸣曲》的回味中。对返场表演的欢呼声甚至高于演奏曲目,这似乎不太对劲。然而,这种差异或许正体现了羽佳的两面性——既是一个自信满满的音乐天才,又是一个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迷雾中摸索前行的年轻女孩。

王羽佳出生在北京,她的母亲曾是一名舞蹈家,父亲曾是一名鼓手。她已经记不清自己是怎么成为音乐天才的,接受采访的时候,她总喜欢说妈妈原本希望她成为一名舞蹈演员,但是她自己很懒,因此选择了钢琴,因为钢琴可以坐着弹。王羽佳六岁时便开始公开演出,也参加了一些比赛,经常拿到一等奖。九岁时,父母将她送入了中央音乐学院,到了十四岁,她又被送到了加拿大卡尔加里的蒙特皇家音乐学院学习,并在那里学会了英语。之后,她远赴费城的柯蒂斯音乐学院深造,担任院长的钢琴家加里·格雷夫曼立很快发现了王羽佳的才华,把她收为自己的学生——他只收像郎朗那样最杰出的音乐天才。从那以后,羽佳就再也没在中国居住。

大约一年前,我开始在天空酒廊与羽佳见面。酒廊位于她在西六十区河滨大道住所顶层的公共空间,可以尽享哈德逊河与新泽西海岸的风光,酒廊里样式别致的扶手椅和小桌子让我想起了机场的头等舱、商务舱候机室。我说这里是“她所居住的那栋楼”其实并不准确,羽佳奔波于世界各地:伦敦、巴黎、圣彼得堡、爱丁堡、布加勒斯特、加拉加斯、东京、京都、北京、特拉维夫、耶路撒冷、悉尼、阿姆斯特丹、佛罗伦萨、巴塞罗那、旧金山等城市,在各大顶级音乐厅里登台演奏,或是进行独奏表演,或是与顶级乐团合奏。羽佳只有在一百多场安排好的演出间歇,才能在她2014年购入的公寓里住上一两周。 

走进那间窄小而幽暗的公寓,首先看到的便是悬挂在天花板上、如同浴帘般的宝蓝色尼龙琴帘,垂在一个笨重的物体周围——原来是台斯坦威大三角钢琴。装上琴帘是为了减弱琴声,以防打扰到一位邻居,显然她不会和我们一样听到世界级钢琴家的练琴声激动不已。公寓其它部分就像大学宿舍一样,地板上放着打开的行李箱,以及随意散落在屋内的各类书籍、纸张和杂物。公寓中的床上或许会有一些毛绒玩具,我也不太确定,毕竟我只去过一次公寓。羽佳更喜欢在天空酒廊接受采访,当我带着笔记本提议再去她的公寓看看时,她礼貌地回绝了我,可能因为房间太乱了,也可能是保洁员还没有过去清理。

羽佳说着一口相当流利的英语,说话时不时会大笑,让你知道不要对她的话太认真,以及她并非是一个狂妄自大的人。王羽佳讲话偶尔会带一点轻微的口音(也许受了法语的影响),也喜欢用现在时态。

我们谈起她作为天才的童年时,她说,“哦,没错,我的确是个神童,他们现在还会叫我神童。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音乐学院的时候,那会儿我已经是个童星了,所有的孩子都盯着我看,就好像我是动物园里的一个新品种:我天,她来了。”

“你看上去并不像被宠坏的孩子啊。”我说道,“你是小时候更娇气,还是从小就没被宠坏过?”

“应该是后面才变得没那么娇气。”羽佳说道。

羽佳回忆起童年时演奏莫扎特曲目对她的影响,这些影响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无法完全理解,她说演奏莫扎特的《小星星变奏曲》让她第一次感到了怯场,那时她不过八、九岁。

“音乐会前我总是很平静,其他孩子却很紧张,他们总是说话,有人还十分吵闹。对此我很不理解,有什么可紧张的?直到我第一次弹莫扎特的曲子,在上台之前我并没有觉得紧张,但上台之后我感到自己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空中,我的手指不过是在机械地弹奏罢了。那一刻我认识到在家练习和登台演奏是不一样的。”

我让她更详细地解释一下演奏《小星星变奏曲》时发生了什么。

她说,“我可能直觉上被那种美感、对称以及那种自然感打动了,在那之前,我的感觉是,哎,莫扎特真无聊。”

我告诉她,我每次看音乐会都被音乐家们的超凡演奏所震撼,她说,“对我而言那是常态,就像说话一样。”她错误地认为写书是一件能与音乐会演出相提并论的非凡成就。王羽佳在十几岁时便开始严肃阅读,她近期阅读的书目中包括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海浪》和伊曼努尔·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当我评价她的阅读很有思想深度时,她立即说道:“不,我也经常读一些没营养的东西的。”

我问起了她在中国的生活,“你父母很早就意识到你和其他孩子不同了吗?”

“我不知道。他们都是很纯朴的人,非常地保守、传统。非常共产主义。如果你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托尔斯泰的作品,你就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了。就是那种特简单又很善良的人。我爸以前真的很有天赋,我妈也是。他们很有艺术细胞,或者说像孤独症患者一样沉浸在艺术世界里。”她说着说着就大笑起来 ,“当时的环境没法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

“你说的‘非常共产主义’就是这个意思?”

“对。因为你得参加党会,讨论怎么去为社会做贡献,20年计划、5年计划。你首先得为集体利益而努力,其次才是个人奋斗。个人奋斗几乎就是自私自利的代名词,可我不这么认为。还好我14岁就出国了。”羽佳的母亲曾参加过她在柯蒂斯音乐学院的毕业典礼,以及她在卡内基音乐厅的处女秀。除此之外,羽佳只有在北京演出时才能见到她的父母。她谈及父母的时候总是满怀深情却又有些含蓄,总是在强调他们有多善良。

我又问她怎么看待中国和美国政治之间的差异,她想了一会儿才回答。没多久,我感到她聊的完全是另外一个话题。我执意问下去,于是就说,“我问的是政治,可你一直在聊音乐。”

“你注意到啦?”她边说边笑。

我参观羽佳的公寓是在这次对话之后的事了。那是八月的一个炎热下午,大约四点左右,羽佳当时穿了一条牛仔超短裤还有一件无袖短背心。当天下午五点钟,在爱丽丝·塔利厅有一场当代音乐的演奏会,我们手上有票,而羽佳纠结着要不要为此换件衣服。她把行李箱翻了个遍,抽出两套衣服——由弹性面料制成、黑白相间的抹胸迷你裙,都是法国设计师荷芙妮格的作品。这种裙子很贴身,荷芙妮格便将其称为绷带裙。它无需熨烫,放在行李箱里也不会褶皱,所以羽佳觉得它们不仅“现代前卫”而且还方便实用。她问我是该在这两套中选一件,还是继续穿着她的短裤背心。我回答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她是更注重舒适感还是更在意自己的形象?她盯着我看,好像我疯了一样,“穿衣服竟然还要考虑舒适,这世界是有多不可思议啊!”她扭着身体套进一条绷带裙里,再踩上高跟鞋。我们快步走向了三个街区外的林肯中心。

今年二月,羽佳在格芬音乐厅连续表演了四晚。在瑞士指挥家夏尔·迪图瓦的执棒下,她携手纽约爱乐乐团,弹奏了莫扎特的降E大调第九钢琴协奏曲《朱纳霍姆》——这首作品是莫扎特于21岁时所写,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他的第一部杰作。这是羽佳告别过往的一次演出。她的职业生涯建立在她对俄罗斯浪漫主义音乐的演绎之上,她将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普罗科菲耶夫三位大家形容为“血气方刚”和“满腔热血”的作曲家。她火红的裙子似乎正是为了衬托他们激昂又热情的作品。有一段时间,卡内基音乐厅厅前贴了一张2013年5月羽佳举办独奏会时的海报,海报上的她穿的正是那条火红的裙子,她手臂高高悬在空中,保持着一个演奏完毕的姿势。那张海报吸引了不少路人驻足观看。后来她开始进军新领域,尝试莫扎特和19世纪德国古典作曲家的作品。贴在格芬音乐厅厅前的海报开始黯然失色。

在格芬音乐厅系列音乐会的第一场开始的前一天,我观看了一场公开排练。节目的前半部分是莫扎特协奏曲,紧随其后的是雷斯毕基的交响三部曲《罗马的节日》、《罗马的喷泉》和《罗马的松树》。首先排练的是雷斯毕基的作品。我大约正午来到音乐厅,还有不少雷斯毕基的作品没排完。羽佳在楼上一个小房间里候场,那是用来给独奏家更换衣服和接待访客的地方。她给我看了一个衣柜,里面放了三件由罗伯特·卡沃利设计的衣服,都是她为音乐会准备的。我一眼看过去,就很不喜欢其中的一套衣服——一件粉色的短礼服,皱褶裙摆和裙身上点缀着黑色的螺旋花纹。这礼服既不是超短紧身的,也不是长款贴身的,更像那种女孩子夏天穿的裙子。我觉得羽佳穿着它登台演出并不合适。另外两件分别是华丽的深蓝色长礼服和一件看上去很适合音乐会的短裙。

羽佳穿着黑色紧身皮裤,蜷缩在沙发上,笑着回忆起她曾在一次巡演时看到的一则报纸头条:“‘28岁的神童’,难道不自相矛盾嘛?”我到林肯中心的时候尚早,有时间去咖啡厅买个三明治,可惜却又不够我把整个鼓鼓囊囊的玩意儿吃完。我拿着半个打包好的三明治问羽佳要不要吃,她说好。正如我所预料的,她先吃了三明治里头的鸡肉,然后是西红柿,接着是生菜,没想到最后她把面包也吃完了。

此时,迪图瓦带着他的第四任妻子香特尔·朱丽叶出现了。他是一个79岁的高个子。羽佳和这对夫妻拥抱过后,迪图瓦站在后面带着轻佻的眼神打量着她的紧身皮裤。迪图瓦和羽佳很早以前就认识了。他的第二任妻子马尔塔·阿格里奇经常临时取消音乐会,这在业内可是出了名的,但这倒也给羽佳早期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羽佳还在柯蒂斯音乐学院上学的时候,就曾代替阿格里奇弹奏过,她也替过拉杜鲁普、叶菲姆·布朗夫曼、叶甫格尼·基辛以及默里·佩拉西亚。(羽佳曾在接受澳洲杂志《聚光灯》(“Limelight”)访问时说过,“马尔塔那会儿说:‘我累了……要不你替我和波士顿交响乐团一起演出吧?’我就说:‘当然了,这还用问!’”)羽佳不仅学东西很快,还能将观众的不满情绪调动得愉悦起来,她的这两种能力很容易就被注意到了。在王羽佳顶替阿格里奇登台演出的那场音乐会后,费城《调查者》的评论员大卫·帕特里克写了一篇观后感:“在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的最后一个乐章结束时,观众们纷纷起立欢呼。”

一番愉快的玩笑过后,迪图瓦去排练最后一首雷斯毕基的作品了,而羽佳则去了隔壁一个有钢琴的大房间里热身。她不想我跟着过去,但也不介意我继续待在小房间里。在这里我能听到她在一遍遍地演奏,却感觉自己在徒劳地偷听着一个个加密的艺术音符。
 
隔天晚上,音乐会正式开始了。羽佳穿了那件华丽的深蓝色长裙,弹奏时的姿态真是优雅动人。她和迪图瓦还有乐团合作得很融洽。在第一个华彩乐段时,座无虚席的大厅里鸦雀无声,静得连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她的演奏很舒缓,听众们也着了迷,连咳嗽声都没有。 

“谁能和她一样把莫扎特的曲子弹得这么好?”格雷夫曼在音乐会后称赞道,“她弹得很自然,一切都那么恰到好处,她好像什么也没有做,音乐却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又能弹好莫扎特,又能弹霍洛维茨的《卡门幻想曲》,除她之外找不到第二个人了吧。”诺德林格在《新标准》中写道,“莫扎特的曲子总以回旋曲结束,弹奏应当要明快、活力四射,又饶有趣味。羽佳做到了,她把音符一个一个地从琴键上扯下来,跟玩儿似的。在某些地方,我差点就放声笑了出来。她就是这么的有趣,莫扎特的曲子亦是如此。”

羽佳肯定喜欢读这种评论。她也曾谈到莫扎特多么有趣:“莫扎特肯定是个派对狂。我发现每次我喝高了或者宿醉以后,弹他的曲子状态都特别好。”她也认为莫扎特的曲子“高贵又悲伤,像古希腊悲剧一般,融汇了世俗情感却又饱含对神灵的敬畏。”第二天晚上,羽佳穿着小粉裙登台,我的心随之一沉。是我的错觉吗,还是她演奏的灵动感确实不如昨晚?

几周后的一个下雨天,我在天空酒廊再次见到了羽佳。我跟她说了我的感受,她并没有反驳我。“因为那条裙子,那条小粉裙和我以往的风格非常不同,我感觉有点不自在,这种感觉可能我没藏住。我喜欢它是因为它很独特。有时候,这种独特也许就会成为我下一季的穿衣风格。说不定我就会一直这么穿了。又或者不再考虑它。不试试怎么会知道呢?”她又加了句,“他们想在社交媒体上宣传,说我穿的的那条裙子是由罗伯特·卡沃利设计的。”

“你是弹琴的时候感觉裙子不对劲的吗?”

“不是。是我上台的那一刻。那是条可爱的小粉裙,我当时想这不是我的风格。它是给小姑娘穿的,和透视裙完全俩码事。”

在2014年,英国《每日电讯报》的一位记者采访羽佳时,问到她“对紧身超短裙的钟爱”。她漫不经心地回答:“我今年26岁,自然就穿26岁的衣服。到40岁的时候我会考虑穿长裙的。”但事实上,羽佳钟爱这种紧身超短裙,更多的是因为她了解自己身材“特别娇小玲珑”(她自己这么形容的),而不是为了穿出她这一代人的风格。她知道小号的紧身衣可以突显她的美,而宽松的衣服没法做到这一点。但她不只是懂得怎么穿衣打扮,也一直在摸索音乐会上的演出服装。她十分清楚,观众不仅在关注她的琴声,同时也在注意她的穿着。很多独奏者却佯装不知道这一点。对于羽佳2013年5月在卡内基音乐厅的独奏,乐评人扎克利·伍尔夫在《泰晤士报》中评论:“我承认,我大概90%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她细腻准确却又富有活力的演奏上,而剩下关键的10%都用在她绚丽的紧身裙上了。”他又继续精彩地描述一边看一边听羽佳演奏的体验:“她魅力十足又出人意料的礼服,不仅和她音乐带来的魅力与惊喜相呼应,虽然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更重要的是,她的小礼服和尖细的高跟鞋总让你不由自主地去注意她小巧的身材,注意到这种小巧和她弹奏时迸发的力量形成的鲜明反差。这种反差产生了戏剧效果,让一场独奏会变成了一场表演。”当羽佳穿着那件稚嫩的小粉裙演奏莫扎特《第九钢琴协奏曲》时,这种反差便踪影全无。若追求身体随着音乐摇摆的律动感,演奏者的着装不能成为干扰。当她一贯裸露的大腿、胸部和后背被那件带有黑色花纹的粉色布料故作姿态地包住后,这种感觉荡然无存。

当然,羽佳像简装车一样暴露的惯常打扮只是她在舞台上呈现艺术气息的一种方式。毛里奇奥·波利尼演奏时穿的是杂牌西装,但活力丝毫未减,我们仍能充分地感受到他身体的活跃。马尔塔·阿格里齐丧服似的黑长裙更是为她的演奏增添了几分优美和神秘。在音乐会的舞台上,朴素简约的穿着永远是最保险的选择。羽佳意识到之前的失策,于是在余下的两场演出里换回了她常用的设计师的作品。

最近几年,羽佳专放演出服的衣柜也收纳了几条长裙,但都是修身款的。这条“透视裙”是一条紧身的连衣长裙,腰和胸上点缀着些许亮片,还有拖在地上沙沙作响的长裙摆。第三场音乐会上,羽佳穿上了这身极为美艳的衣裳,重新收获了第一场演奏时热情的现场效果。长裙奔放大胆的性感、裸露而无所拘束的快感,统统让她快活又自在。

我坐在天空酒廊,向窗外望去,新泽西的海岸线正消失在灰蒙蒙的迷雾中。羽佳情绪很低落。刚结束欧洲巡演的她,疲惫不堪又灰心沮丧。她和瓦列里·捷吉耶夫以及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在慕尼黑和巴黎演奏了莫扎特钢琴协奏曲,但反响一般。一篇博文对她在巴黎的演出给出的评价是:“羽佳的表现令人失望”。她此时此刻还没走出这负面评价的阴影。羽佳用自己的话转述了博文的评论:“‘她没有激情,弹莫扎特的曲子还嫩了点。’”她又说,“要是弹拉赫玛尼诺夫、普罗科菲耶夫、柴可夫斯基的曲子的话,我肯定能征服他们,‘哦,不可思议!简直太棒了!’可我去巡演的目的就是为了惊喜,为了出人意料啊!我问自己:弹琴到底是为了观众的掌声,为了让他们起身欢呼,还是因为我真正喜欢音乐,我想要弹琴?”

对于个人生活,她同样带着悲观论调。谈及巡演途中遇到的“太多人”,她说:“谁是你真正的朋友呢?我向来都是真诚友好地对待每一个人。可是一旦巡演结束,他们真的还是你朋友吗?永远陪伴我的当然是音乐。其他的人和事来来往往,都不会在我的生活里作过多的停留——除了父母。”她笑着又说,“还有我的恩师。”

87岁的加里·格雷夫曼退休前是柯蒂斯音乐学院的院长,他的妻子内奥米今年88岁,他们是羽佳在纽约最好的朋友,很可能也是她全世界最要好的朋友。你们可能还记得,格雷夫曼是一位卓越的钢琴家,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他右手受伤,演奏生涯被迫中断。我曾拜访格雷夫曼夫妇位于上西区57街奥斯本大楼的公寓,他们提起羽佳就像提到自己心爱的孙女一样,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我问格雷夫曼,羽佳在柯蒂斯时和那里的音乐奇才相比如何,他回答道:“羽佳是佼佼者中的佼佼者。她演奏的时候已经不像一个音乐神童了。她就像一位尽善尽美的艺术家。”内奥米回忆,羽佳刚到柯蒂斯的时候,她的丈夫让她带这个新学生去吃午饭,她照做了。“吃完午饭,我想她至少有35岁或40岁”,内奥米说:“她谈论起很多事情都很有头脑。”羽佳当时只有15岁半。

羽佳在6岁的时候就是一个音乐神童了,在29岁的时候,她已经在思考生死存亡了,经历着普通人中年时期才会经历的那些危机。“我已经29岁了,从小开始就做这一行。我还要继续做下去吗?还是有别的事业在等着我?”她提到其他不用一直坚持不懈地学习音乐、练琴的人,谈及自己与他们的疏离感,她说自己觉得自己像一个局外人,有时甚至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不喜欢这么说,但我甚至觉得自己是一个囚犯。我从来没有享受过自己的闲暇时光。我好像一直在挑战自我。我肯定是有点受虐狂。”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她会看到人们在公园散步,她很渴望加入其中。但等她从艺术的海洋中解脱出来,已是半夜,公园里已经没人和她一起散步了。

她出席了莫扎特音乐会(其目的是鼓励年轻人听音乐会)在最后两晚举行的“千禧一代聚会”,在台上疲于回答各种问题。“五年前的话我会很享受这些聚会,”她说:“我不讨厌‘千禧一代聚会’。聚会很有趣。人们也很友善。我喝了很多酒。但我一直在回答同样的问题。就好像水一直流向同一个点。我就开始有些不开心。然后对此我又感到内疚。他们老是问我,”——她开始以嘲讽的语气模仿那些语调单一的问题——“‘你结婚了吗?’‘你是怎么记谱子的?’‘你穿着高跟鞋怎么踩踏板?’‘你的裙子哪里买的?’‘你为什么穿短裙?’‘你为什么穿长裙?’‘你为什么留短发?’‘你喜欢旅行吗?’‘你为什么不弹普罗科菲耶夫的曲子?’‘你为什么弹莫扎特?’”

房间暗了下来,喧嚣的河面逐渐归于平静。我让羽佳留意倒映在窗户上的绝妙幻影,她正在看她的手机。“我只是在查看信息”,她说:“我不是故意对你不礼貌。”羽佳和当下几乎所有的年轻人(还有不那么年轻的人)一样,把手机当做一种寄托。我和她用电子邮件交流(内容大多和巧克力有关),她手机里的短信充斥着各种表情符号和类似LOL的缩写。考虑到我的年龄,她从不给我发短信。

当我说起她有些忧郁时,羽佳否认了这一点,然后又承认了:“这让人很沮丧啊。只是满世界地跑,演奏老的、新的曲子。但在这个社会,人们不允许你悲伤或者沮丧。这像是一种不好的东西。这也是我不喜欢社交的原因。我觉得我有点负能量。有人说我‘总是不停地抱怨’,很抱歉,我就是这样的。人们都会有这种想法。作为一个音乐家,这种想法会更强烈。但社会想让我开心。我的父母想让我开心。他们是最不会干涉孩子生活的父母。‘我不在乎你做什么,你开心就好。’”她发出了一阵怪声,然后大笑起来。

疑虑和不安驱使羽佳对她的职业生涯做了一些改变,但她不确定这些改变是否解决了那些问题。去年,她突然离开了她从16岁就开始合作的大型经纪公司Opus 3 Artists的经纪人厄尔·布莱克本,加入了马克·纽班克斯位于伦敦的经纪公司Fidelio Arts,除她之外,该公司旗下只有三名艺术家,但都大有来头——指挥家古斯塔夫·杜达梅尔、莱昂内尔·布林古伊尔和埃萨-佩卡·萨洛宁。尽管羽佳自己不会这么说,但换经纪人给人一种解除婚姻的感觉:好像一个年轻的妻子为了一个有趣的年轻男人,离开了年老无趣的丈夫。内奥米·格雷夫曼提到了布莱克本对羽佳非同寻常的投入,她说:“他对羽佳的溺爱无人能比。他对她有求必应。如果她愿意,他甚至肯为她刷牙。”新的经纪人就不一样了。他不会把羽佳的衣服送到洗衣店;前一阵子,他也没有提出要帮她去拿俄国签证,换做布莱克本的话,他肯定会这么做。“她气坏了, ”加里说道:“她以为这是经纪人应该做的事。 ”我刚好也从羽佳口中听到了关于俄国签证的事情。她并没有提纽班克思,只是大概描述了一下,还说了些别的不得不亲自去做的烦人事,然后开玩笑似的问:“我该找个男朋友呢,还是该雇个助理呢?”

我提议她找个男朋友兼助理。她之前说过巡回演出的日程安排不利于维系长久的恋爱关系。而男朋友兼助理,也就是她的白马王子,总是要跟她一起飞来飞去,坐在她旁边。“不会的,”她说:“男人不会这样做。女人这样做是可以的。男人很难放下自尊,哪怕有一丁点从属于女人都很难。”她补充道:“当然,我想找成功的男人,就是说要有自己的事业,也很忙,然后我会去看他。”

我问,是不是她的另一半也要和她有同样高超的艺术水准。

“不用到我的水准,”她毫不犹豫地说(同时伴随着习惯性的笑声),“我遇见的像我这样水准的人都不是单身了。”

她说起了几位长者或者老者,和他们在一起让她觉得很开心、很舒服(在她所谓的最讨人喜爱的导师评选中,指挥家迈克·提尔森·汤玛斯排第二,加里格拉夫曼,排第一)。“他们都是过来人了”,和那些正被未来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年轻人截然不同。另一位前辈伊曼纽尔·阿克斯去年邀请羽佳一起过感恩节,她接受了邀请,但最后并没有去,她更喜欢“待在家里,窝在沙发上看剧”。

谈到离开厄尔·布莱克本,羽佳并没有流露出后悔的意思。确切地说,即使她的这一举动有可能毫无意义,她也能够用一种淡定的智慧来面对。岁数比她大两倍的人通常也做不到这一点。“之前的经纪人没什么不好。他成就了我的事业,也很关心我。但我觉得,如果我不做出改变,我就永远不会改变。我不太擅长跟人正面交涉,所以我就很突然地直接做了决定。但是也没有改变很多,就是各个地方有一些改善吧。但我还在这个圈子里。”

我在咖啡厅约了纽班克斯,他很练达,有些清瘦,衣着优雅,今年48岁,之前是一位大提琴手。他说作为羽佳的经纪人,他的目标是让她减少演出,给她的日程安排一些空档。“我们刚见面时她只有三天假期——这太过分了。” 另一个目标是带领她尝试表演一些新的曲目,他们已经进行了一次尝试——就在三月份,羽佳和纽约爱乐乐团一起,演奏了梅西安的《图伦加利拉交响曲》,由指挥家萨洛宁担任指挥,演出为期三天。《图伦加利拉交响曲》主要由钢琴和马特诺音波琴演奏,是一曲激动人心、狂野喧嚣的交响乐。马特诺音波琴是早期出现的电子乐器,它不同寻常的音波很难在管弦乐队的一片嘈杂中凸显出来,这样的话,羽佳的演奏就独领风骚。她是看着乐谱演奏的,我去的那天晚上,她还要自己翻乐谱,这就需要腾出一些时间来完成这个动作。翻页速度大约是在每三十秒一页。我在想乐谱的纸能摊平吗?翻谱人翻页的时候通常会稍微用力压一下翻过去的那一页,以保证乐谱的固定。事后,羽佳告诉我,为了让乐谱固定,她给每一页都涂了些胶水。

纽班克斯告诉我,按照惯例,经纪人会抽取独奏者出场费的百分之二十,指挥出场费的百分之十五。我问他羽佳的出场费是多少,当然我也问过羽佳这个问题,跟羽佳的反应一样,他不想告诉我。“在我们这一行没人说这个。”他说。显然,这个行业的人对此都是缄口不言。纽班克斯笑着说(可能还有一点紧张),羽佳提醒过他我对他们的收入有不太得体的好奇心。我之前问羽佳时,她是这么回答的:“我不太喜欢讨论出场费,”还异常严肃地补充说,“我觉得用钱来衡量艺术,是对艺术的羞辱。”

天色渐晚,从天空酒廊窗外望出去,天空蓝橙相间,羽佳内心的阴郁似乎也渐渐散去了。她回忆起在欧洲和捷吉耶夫一起的时光:“他太棒了。那是我第一次和他一起演奏莫扎特,我很好奇他会怎样表现。我们合作演奏过一些俄国作曲家的作品,这些音乐特别需要力量。而他用同样的力量演奏莫扎特的曲子,这很少见,因为这对莫扎特的曲子来说有些太过了。但我们因此有了一个很好的状态。他有这种天赋,克劳迪奥(已故的指挥家克劳迪奥·阿巴多)也有这种天赋。克劳迪奥会很专注地听。他似乎在仔细审视你,会让你感到不自在。而这种不自在的状态正是你每次在舞台上所需要的。因为它让你演奏地更好,这也是你成长的过程。如果感觉很自在,就会像:好吧,我又要再来一遍。只是千篇一律地重复。”

羽佳很仰慕阿巴多,他在2014年的时候去世了。接受《聚光灯》杂志采访时,记者问她在阿巴多的指挥下演奏感觉如何,她说那种体验“很难说清且非常神秘”。在排练时,“他一句话也不说,至少对我是这样。但在演出开始之后,一切都水到渠成。你并不知道他的手势或者力量所在……他让每个人都发挥出最好的水平……不需要语言。”

谈到新的演出曲目时,她说:“弹《第二十九钢琴奏鸣曲》让我很开心,比再弹二十次拉三(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开心多了。我过去只弹让我觉得自在的、我也擅长的曲子,比如拉赫玛尼诺夫、普罗科菲耶夫和柴可夫斯基的曲子。现在我会提议弹一些让我不那么自在的曲子。我想突破自我,不断学习,这是唯一的办法。”她又笑着补充说:“但是有时我也会想念这些俄国作曲家。心里哭着说,他们在哪里啊?”

《槌子键琴奏鸣曲》音乐会结束后一个星期左右,羽佳在43街第六大道的施坦威钢琴新展示厅拍照。中午我到的时候,羽佳穿着她的绷带裙坐在桌子上,面朝镜子,来自巴黎的造型师在给她涂睫毛膏。她很耐心,相当配合,对此也很有经验。因为她之前也有这样的经历。报刊杂志和网络世界有不少她的美照。她跟我打了招呼,然后开始反击安东尼·托姆西尼对她返场加演的评论。“演出后如果我没有觉得筋疲力尽,反而极度兴奋,那为什么不能再弹一曲让大家开心呢?”她说:“弹这些熟悉的曲子的时候我感到很自在。钢琴家经常在演奏了很多美妙的乐曲后再返场加演。为什么在你演奏了最精彩的曲目之后,就不能再这样做了呢?简直是愚蠢保守的教条。”

我们在地下一层,房间里放了很多钢琴。摄影师帕里·多科维克和三个助手在布光搭景。他们从早上八点半开始就一直在那儿(十一点半开始准备食物,做发型,然后化妆)。羽佳的几件演出服散乱地放在一个角落里,这就是她的化妆室。其中有一条蓝绿色性感礼服,是她演奏《槌子键琴奏鸣曲》时穿的。最后羽佳决定穿这条裙子拍照。造型师和羽佳关系融洽,有说有笑,他根据羽佳的要求对她的发型做了一些修改。“我脸太胖了,”她照了照镜子说。她吃了几口沙拉。沙拉是她在茱莉亚学院任教的钢琴家朋友卡洛斯·阿维拉从餐桌上帮她拿过来的。然后羽佳穿上了那条蓝绿色的裙子,还有细高跟鞋,开始拍照。她坐到指定的钢琴边,开始弹奏演出曲目中的一些片段。年轻英俊的摄影师拿着手持式相机绕着钢琴走来走去,不停地按快门,充满热情和魅力。起初,羽佳展现的是怯生生的安静的一面,弹奏了一会儿然后音乐慢慢减弱,接着她弹奏了一个令人惊恐而又神奇的混合曲,有拉赫玛尼诺夫、肖邦、贝多芬、莫扎特、格什温、霍洛维茨还有柴可夫斯基,所有的音乐都汇集在了一起。她越弹越响,越弹越快,伴随着一种淘气又邪恶的力量,而多科维克继续围绕钢琴变换位置不停地拍照,就像意大利电影《春光乍泄》里那个著名场景中的摄影师一样,进入了高潮。音乐在渐强中结束,多科维克喊了出来“你太棒了!”羽佳大笑。

在多科维克给羽佳拍的成百上千张照片中,最夺人眼球的一张以全图展示于展览厅一楼的一架钢琴前,向那些经常去听音乐会的人展现了他们不曾看到过的羽佳。她的发型有一种狂野的凌乱,这是在任何音乐会上都看不到的。(即使是在最激动人心的表演上,羽佳的发型也整场保持固定。)她的手因为摄影的角度显得很大,可以看出一种明显的跟现实的偏离。羽佳看到照片会感到难堪吗?或者她会觉得这表现了她本质上的放肆和对一切的藐视?从中她会不会找到,或者说几乎可以听到,自己那无与伦比的乐感在回响?


编者注:译读纽约客招新后的小鲜肉们首秀~文中涉及人名作品及专业说法不少,小鲜肉们查阅得很用心,也展现出了对文字的细腻把握,这是坠吼的。Liwen同学为本文译本提供了不少修改建议,么么一个大哒。为了在台前不着痕迹地呈现原文风味,译者在幕后倾注心血、用心诠释,其实与音乐演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原文地址: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6/09/05/yuja-wang-and-the-art-of-performance?mbid=synd_di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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