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有个著名的状元名叫张謇,他办的大生企业集团,几乎改造了整个南通城,鼎盛时期资产曾经高达白银2483万多两,(1911年清政府财政收入才大约2万万两),从1899年大生纱厂开机生产算起,到20年代中期大生企业没落,大约25年时间。
这25年时间里,大生最辉煌的时代大约是1910年代,抓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性机遇。当时欧洲列强忙于打仗,给了中国的棉纺织业一个时间窗口去发展。“大生”处于良棉产区,有交通便利,又有大量廉价且熟练的劳工。稍加经营,在一个市场需求旺盛,外来商品倾销还未形成的时候,发展起来是一件比较顺理成章的事情。
鼎盛时期的1918年,大生的驻沪办事处在上海闹市中心的九江路买了块地皮,后又花了18万两,建起一幢四层的西式建筑,名叫“南通大厦”。风头一时无两。
那段时间,上海等地的银行、钱庄争相给大生上海事务所提供贷款,加上宁绍帮和镇扬帮竞争激烈,他们不怕大生借,只怕大生不来借。那时,大生在银钱业眼里,简直就是香饽饽、摇钱树。除了有名的“南四行”、“北四行”外,送来空白往来摺的钱庄最多时就有105家,任由大生透支,不立透支契约、不限透支数额、不用银钱业支票,只用自己划条。大生掌握的现金最多时有两三千万,能透支的款项在五六百万之间。大生曾一次借款给英商汇丰银行一千万两,借给日商正金银行五百万两。有熟悉当年金融行情的人说,“中国人不以存款方式,而以贷款方式借钱与外商银行的,只有大生一家。
然而,到了20年代,日本的棉纱开始大量进入中国,持续走红的市场突然走黑,棉贵纱贱,向来赢利的大生一厂亏损39万多两,二厂亏损31万多两。1922年成为大生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黄金时代戛然而止,而且一去不返。从1922年起,大生档案里,各银行、钱庄催款的电、函猛增。
这个时期的大生,借钱就难了,
张謇曾先后向日本和美国资本家借款,但都没有成功,于是,只好做抵押贷款。
大生一厂先于1922年10月25日以全部固定资产500万两做抵押向中南、盐业、金城、大陆银行联合营业事务所借款70万两,条件极为苛刻,张詧在写给吴寄尘的信里抱怨:“苛虐束缚,孰甚于此”。
1923年,张謇又以大生副厂全部地产、房屋、机器等财产为抵押,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借款40万两,以后两年又借了5笔近100万两(分别是22.96万两、21万多两、13.6561万两、21万两、22万两),加上其他钱庄、银行的借款,大生此时已债台高筑。
后来,张謇在一次会议上说:“大生所以处于困难者,固由时局所涉,亦为天时所致。盐垦上影响是一问题,但亦因中国金融机关未臻完备,从来实业借款须有农商银行为之补助,为十年、八年之长期借款。今实业界以短期之借款谋永久之企图,必困之道也。银行家以投机之眼光充实业之活动,临时之作用也,所以银行与实业不能得携手之利益,然亦无法。”
看起来,金融与实业的矛盾自从中国近代工商业肇始就是这样:资本总是逐利的,对于“低风险”的借贷方总是无限宽容,有利就好。对于“高风险”的企业,则是捂紧钱袋子,宁可不挣钱,也要保证本金安全。
最近流行资本寒冬说,企业贷款难,融资难。银行的钱去哪了?据说都贷给了“安全”的房地产业,PE们的钱去哪了?据说都投给了“安全”的滴滴,蚂蚁,美团,乐视了。
然而,一个企业,乃至一个行业,从“安全”到“高风险”的时间又有多久呢?百年前的商业环境下,大生这样的行业翘楚,由盛而衰也只需几年时间,更不要说互联网时代的当下了。
于是资本家们,只得做短期打算。贷款做短期的,投资款通常只够你烧1-1.5年的,不行就算了,不值得冒险去赌博。
张謇说的好:“今实业界以短期之借款谋永久之企图,必困之道也”。
企业家和资本家,永远只有一种“纯洁”的金钱关系,资本家需要借企业家之手生利,而企业家需要借资本家之钱加速扩张。除此之外,千万不要有非分之想。
全球化和信息化给大部分行业带来的跨地域无差别竞争,已经把企业家的获利空间压缩到极小,而资本家仍然需要找到相对安全的高回报投资标的。于是,资金的马太化集中几乎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全球流行病。
在这样的“资本寒冬”,做企业似乎只有一种选择:牺牲扩张速度,先把自己做“安全”,从自己的客户那里积累“长期资金”,当你足够“安全”的时候,钱就会闻着味道来找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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