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念瑜
【提要】赫克歇尔-奥林的贸易理论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滥觞，是对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尽管H-O模型受到许多反驳，但它仍然是了解国际贸易的有用框架。
“列昂惕夫悖论”促进了对H-O模型的研究，也推动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但奥林对“列昂惕夫悖论”保持沉默。不过，在“列昂惕夫悖论”的挑战下，奥林在1968年修订的《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一书中做了重大的修改。
当前，跨国公司发展很快，产业内、产品内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发展迅速，国际贸易呈现碎片化，用H-O模型来解释国际贸易，其局限性越来越大。
国际贸易是国家（或地区）与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存在自然的、人为的障碍，例如，不同的货币体系和不同的政府等。这些因素对贸易的影响是巨大的。
奇普曼（S.Chipman）认为：“我们要求一种学说成为一种合理的国际贸易理论，它应该能够解释在国家之间观察到的贸易格局和流量。”（伊特韦尔，1992.p.1007）。根据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将国家贸易理论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贸易理论，主要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第二阶段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贸易理论，主要是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第三阶段是198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国际贸易理论；第四阶段是当代的国际贸易理论，也有的作家称之为“新”新国际贸易理论。
关于国际贸易理论的著作和研究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但西方的文献资料有的几乎是数学模型，难以卒读。我根据自己的阅读，将有关资料做些整理，以理清学术发展脉络。
赫克歇尔（Eli Heckscher，1879 – 1952年）、奥林（Bertil Ohlin，1899-1979年）都是瑞典经济学家。奥林是赫克歇尔的学生，1977年因国际贸易理论体系方面的贡献与英国经济学家米德因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理论方面的贡献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919年，赫克歇尔发表《国际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一文。1933年，奥林出版了《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一书。他们对各国比较优势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禀赋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国家之间的贸易与资本、劳动的相对数量成正比。在资本充足的国家，工资率往往很高；因此，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内部生产成本更高。相反，资本密集型产品在内部生产成本较低。拥有大量资本的国家将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和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后人把他们的学说概括为“赫克歇尔-俄林模型”（Heckscher–Ohlin model，H-O模型）。
H-O模型是国际贸易的一般均衡数学模型。它是建立在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之上的。但他们不满意李嘉图所用的劳动价值论，用“相互依存”理论来替代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奥林，2001，pp.369-378）。这种“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是瓦尔拉斯和卡塞尔的价格体系。
自1920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学家对H-O模型进行了扩展。这些发展并没有改变可变要素比例在推动国际贸易中的根本作用，而是增加了模型的各种现实考虑（例如关税），以增加H-O模型的预测能力，或者作为讨论宏观经济的数学方法与政策选择。我们主要介绍以下几种扩展：
（一）罗伯津斯基定理[1]
罗伯津斯基 (Rybczynski，1923-1998)是波兰出生的英国经济学家。罗伯津斯基定理是他1955年在《要素禀赋与相对商品价格》一文中提出的。该定理表明，在相对商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一个要素禀赋的提高将导致该部门产出的比例扩大，使用该要素的集约度更高，另一个产品的产出绝对下降[2]。
罗伯津斯基定理表明，在充分就业持续的情况下，要素禀赋的变化会影响商品的产出。该定理对资本投资、移民方面的分析很有用。假设劳动力禀赋有所增加，将导致劳动力约束向外转移；如果资本禀赋上升，资本约束将向外移动。
（二）斯托波尔--萨缪尔森定理
1941年，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发表《保护主义与实际工资》（1941）一文。该文在H-O模型的框架下推导出斯托波尔-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theorem）。
斯托波尔-萨缪尔森定理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完全竞争、要素数量与产品数量相等。因而，斯托波尔-萨缪尔森定理描述了某一商品相对价格的上升，将导致该商品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或报酬提高，而另一种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或报酬则下降[3]。
（三）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
奥林在研究地区间和国际贸易时，认为生产要素价格具有均等化的趋势（奥林，2001.pp.28-29）。1948年，萨缪尔森前后发表的《国际贸易和要素价格均衡》、《国际要素价格均衡》及《论国际要素价格的均衡》等文,对贸易国之间的生产要素价格趋向均等的条件作了严密论证,被学术界称之为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Factor-Price Equalization theorem），也被认为是“赫克歇尔-奥林-萨缪尔森模型”。
一个经常被引用的要素价格均衡的例子是工资。当两个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时，两国同样的工作岗位的工资往往相互接近。例如，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签署（1994年）之后，在墨西哥的非技术性劳工工资逐渐上升的同时，在美国的非技术劳工工资逐渐下降。
（四）赫克歇尔-奥林-凡涅克定理（HOV模型）
由于观察到要素禀赋模型不能够很好的解释国际贸易行为,Vanek(1968)开始考虑贸易要素含量。通过关注贸易中的要素服务,该模型能够确定每个要素的预测值。这个模型又被称为赫克歇尔—俄林—凡涅克(H-O-V)多要素模型模型,其结论是：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劳动相对丰裕的国家将成为净劳动要素出口国,而资本相对丰裕的国家将成为净资本要素进口国。
当货物多于生产要素（n>2）时，贸易模式不可预测。重点在于间接生产要素交易。 一个国家通过货物贸易输出其丰裕的生产要素。令a= Y/（Y+Y*）为本国在世界收入中的份额。那么，如果是HOV模型，资本充足，即：
K/（K+K*）>Y/（Y+Y*）≡a。
例如，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2万亿美元，占世界总产值（70万亿美元）的比例为1/35。 印度的人口比例是1/7，大于1/35。因此，印度劳动力丰裕，HOV定理预测印度将向世界其他地区出口劳务。HOV定理指出，如果贸易是平衡的，一个国家通过货物贸易出口（服务）其丰裕的生产要素，如中国的劳动份额= 14亿/ 70亿= 0.2
Vanek 的重要贡献在于认识到可以把商品贸易看成是国际间的生产要素交换,即包含在贸易商品中的生产要素的交换形成了多要素模型。把国际贸易理解为要素服务的贸易而不是商品贸易,这不仅仅具有纯理论上的意义,而且对后来的实证研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HOV定理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赫克歇尔-奥林定理和斯托波尔--萨缪尔森定理有明显的局限性。生产要素禀赋论和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所依据的一系列假设条件都是静态的,忽略了国际国内经济要素的动态变化,使理论难免存在缺陷,Vanek对要素禀赋理论的扩展也存在缺陷。这些缺陷被实证研究所揭示。
（一）列昂惕夫的第一次检验
1954年．列昂惕夫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1947年美国200个行业进行分析，并把生产要素分为资本和劳动两类，然后选择出具有代表性的一揽子出口品和进口替代品，然而，计算每百万美元的美国出口品和进口替代品所需要的国内资本和劳动量及其比例（表1-1）。
由计算结果可见，美国进口替代品的资本密集度反而高于出口的资本密集度（约高30%），即km = 1.30 kx（里昂惕夫，1980，p.113），即美国进口产品的资本/劳动比例要大于出口产品的资本/劳动比例。而美国资本是相对充裕，但倾向于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这个问题被称为列昂惕夫悖论（leontief paradox）。列昂惕夫悖论挑战了H-O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发现了H-O模型的理论缺陷，动摇了这一理论的权威性。
（二）列昂惕夫的第二次检验
对于列昂惕夫根据1947年美国的经验数据所做的实证检验,Swerling在1953年给予了反驳,他认为1947年是一个特殊的一年,二战后海外生产很混乱。为此，1956年，列昂惕夫第二次重复了1951年盛行的美国进出口贸易的检验。在他的第二次研究中，列昂惕夫将行业聚集到192个。 他发现美国的进口比出口更为资本密集。美国的进口资本密集度要高6％（km=1.06kx）。
（三）鲍德温的第三次检验
1971年，鲍德温（Baldwin）的第三次检验。鲍德温教授使用1962年的美国贸易数据，发现美国的进口资本密集度比美国出口高出27％。矛盾仍在继续，即km=1.27kx。
（四）日本经验资料的检验
1959年，建元正弘（Tatemoto）和市村真一（Ichimura）研究了日本的贸易格局，并发现了另一个悖论。日本是一个劳动力丰裕的国家，但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和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日本的整体贸易格局不符合H-O模型。建元正弘和市村真一解释说，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介于先进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之间。日本25％的出口产品出口到发达工业国家。75％的出口产品出口到最不发达国家。因此，美日贸易与H-O模型预测是一致的。日本与最不发达国家的贸易也是一致的。工厂被摧毁后，幸存者是高技能的工人，需要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4]。
（五）韩国经验资料的检验
1975年，Hong分析了韩国的贸易模式（1966-1972年），与H-O模型预测是一致的。
（六）加拿大经验资料的检验
1961年，瓦尔（Wahl，1961）研究加拿大的贸易模式。加拿大的出口是资本密集型的。加拿大的大部分贸易都是在美国。结果与H-O模型预测不一致。
（七）印度经验资料的检验
1962年，Bharawaj（1962）研究了印度的贸易格局。印度的出口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结果与H-O模型预测不一致。但是，印度与美国的贸易却符合H-O模型。印度对美国的出口是资本密集型的。
综上可见，大约一半的被检验国家显示符合H-O模型。
学术界关于列昂惕夫悖论进行多方面的解释：
（一）列昂惕夫本人用劳动效率来解释
列昂惕夫对他自己的悖论提出了一个解释。他认为美国工人可能比外国工人更有效率。也许美国工人的效率是外国工人的三倍。 由于我们假设各国拥有相同的技术，因此具有相同的资本- 劳动比率。这意味着普通美国工人的效率是他在外国的三倍。因而，列昂惕夫将美国劳动力的卓越效率归因于美国的优越经济组织和经济激励。显然，这种说法没有解释力。克雷宁（Kreinin，1965）对工程师和管理人员进行了一项调查，检验一名普通美国工人是否比外国工人高三倍。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工人之间的实际效果差异约为20-25％。显然，劳动效率的差异并不能解释列昂惕夫悖论[4]。
（二）人力资本的差异
Kravis（1956）从人力资本的角度也给出了解释。他指出,1947年和1951年,美国出口产业的工资水平要比美国进口替代产业的工资水平高15%。其结论是：美国出口行业的高工资反映了美国出口行业比进口替代行业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较多的人力资本。肯恩等人(kenen,1965;keesing,1966)认为产生里昂惕夫悖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里昂惕夫所定义的资本仅仅包含物质资本（如机器、设备、厂房等），而完全忽略了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或报酬在于提高一个人的技能和获利能力，在于提高市场经济和非市场经济中经济决策的效率。这就暗示着美国劳动比外国劳动含有更多的人力资本，把人力资本这一部分加到实物资本上，就会使美国出口品的资本密集度高于进口替代品。
（三）生产要素密集度逆转
生产要素密集度逆转（FIR）是指某种商品在资本丰裕的国家属于资本密集型产品，而在劳动力相对丰裕的国家则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如小麦在非洲、印度是劳动密集生产过程的产品，而在美国则是资本密集型的产品。所以，同一种产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还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在国外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有可能在国内属于资本密集型的产品。如果美国进口农产品，那么美国就有生产要素密集度逆转出现，因为资本充裕的国家正在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如果美国出口农产品，那么印度就会出现生产要素密集度逆转，因为一个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印度正在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问题是FIR是否在现实世界中很常见。 Minhas（1963）调查了24个行业，其中有19个国家的可比数据可供使用。他仅在5个国家发现了FIR。Leontief（1964）回顾了Minhas的书，指出在相关的要素价格范围内，只有17种可能的生产要素密集度逆转发生。莫洛尼（Moroney，1967）认为，虽然理论上有趣，但FIR具有更少的经验重要性。
（四）自然资源缺乏论
列昂惕夫用双要素（即资本和劳动）模型来进行分析，未考虑其他生产要素如自然资源。而实际上，一些产品既不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也不属于资本密集型产品，而是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自然资源型的产品，在两要素模型中将其划分为资本或劳动密集产品，显然是不正确的。另外，许多生产过程需要使用自然资源，如采矿业、钢铁业、农业等，同时也需要大量实物资本。美国对许多自然资源的进口依赖性很强。列昂惕夫后来在对美国的贸易结构进行检验时，在投入—产出表中减去19种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结果就成功地破解了列昂惕夫悖论。
（五）贸易壁垒的存在
由于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国际间商品流通因受贸易壁垒的限制而使要素禀赋论揭示的规律不能实现。美国的关税政策导致列昂惕夫悖论的产生。关税实际上是对进口征税，它减少进口，刺激国内进口替代品的生产。鲍德温的研究表明，如果美国对进口商品不加限制的话，其进口品中资本/劳动的比率将比实际高5％。克拉维斯（Kravis）在1954年的研究发现，美国受贸易保护最严格的产业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就影响了美国的贸易模式，降低了美国进口替代品的劳动密集度。这对破解列昂惕夫悖论有一些帮助。
第一，赫克歇尔-奥林模型仍然是了解国际贸易的有用框架。
赫克歇尔-奥林的贸易理论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滥觞，是对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尽管H-O模型受到许多反驳，但它仍然是了解国际贸易的有用框架。
第二，“列昂惕夫悖论”促进了对H-O模型的研究，也推动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
列昂惕夫两次用美国的经验资料对H-O模型进行检验，得到的结果与H-O模型的预测是相反的。即像美国这样资本丰裕的国家，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后来大量的实证研究也证明H-O模型的有效性。但也揭明H-O模型不是绝对的。学术界从许多方面来解释“列昂惕夫悖论”。这些解释是有建设性意义的。同时，也催生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创新。
第三，奥林对“列昂惕夫悖论”保持沉默。
贝蒂·奥林（1899-1979年）的成名作是《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1933年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2001年由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是根据哈佛大学1968年英文版翻译过来的。在中译本封面上标明为“修订版”。从1954年到1968年的14年间，奥林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列昂惕夫悖论”，但在《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一书的修订版中，奥林只字未提“列昂惕夫悖论”。这与斯拉法（Sraffa，1898-1983年）的做法是一样的。斯拉法1960年出版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被认为是第五次经济学革命，英美学术界争论很激烈，但斯拉法却保持沉默。
奥林的《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一书的中译本是我在南开大学读书时的“货币理论与银行学”的授课教授王继祖先生主译的，杨敬年先生也参与了部分校对工作。他们都是国际金融和国际经济方面的大家，译文是没有问题的。但从“修订版”无法看出修订了什么。我根据学术界关于“列昂惕夫悖论”的解释，作一个大胆的推断：
1．奥林在“修订版”将生产要素划分为自然资源（包括土地）、资本和劳动。这应该是做了修订。
2．奥林在“修订版”将各生产要素进行了细分，将生产要素分为生产要素和次级生产要素。将自然资源分为五类（奥林，2001.p.66）；将劳动分为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等，。这部分可视为吸收了学术界的成果。
3．奥林在修订版讲到了工业效率和生产成本受社会机构、雇员与雇主的合作精神等方面的影响（奥林，2001.p.93）。这属于列昂惕夫所讲的“劳动效率”问题。
4．奥林在修订版讲到了税收和其他社会情况对贸易的影响，其中包括贸易壁垒问题（奥林，2001.pp.93-94）。
5．奥林的修订版在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规律的例外”部分讲到了生产要素密集度逆转问题。例如，20世纪初，美国大农场用昂贵的大机器和少量的非熟练劳动力种植小麦，而中国、日本却用与几百年以来不变的传统种植水稻。美国却向东亚出口小麦。这种贸易格局，对美国来讲符合H-0模型，对中国、日本来讲就是生产要素密集度逆转。
第四，随着国际贸易碎片化和跨国公司的发展，用H-O模型来解释国际贸易，其局限性越来越大。
针对这个问题，我将另文介绍。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Rybczynski_theorem。Rybczynski,T. M. (1955). "Factor Endowment and Relative Commodity Prices".Economica. 22 (88): 336–341. doi:10.2307/2551188。
[2]生产要素密集度。它是指生产一个单位某种产品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组合比例。在资本与劳动两种生产要素的情形下，要素的密集度就是指生产一单位该产品所使用的资本-劳动比率。要素密集度是一个相对概念，即使生产两种产品时各投入的要素数量不同，但只要所投入的各种要素的相对比率相同，那么这两种产品的要素密集度就是相同的。例如，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技术密集型产品等。
[3] 斯托波尔- 萨缪尔森定理的推导。假设一国只生产小麦和布两产品，劳动力和土地是唯一仅有的生产要素，小麦是一个土地密集型产业并且也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假设每个产品的价格等于其边际成本，可以导出该定理。布料的价格应该是：
（1）P(C)=ar+bw
P(C) 代表布的价格，r代表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租金，w代表工资水平，a和b分别代表土地和劳动力的使用量。同样，小麦的价格将是：
（2）P(W)=cr+dw
P(W) 代表小麦的价格，r和w代表租金和工资，c和d代表相应的土地和劳动力的使用量。
如果布料价格上涨，至少其中一个因素也必须变得更加昂贵，因为方程1是正确的，因为劳动力和土地的相对数量不受价格变化的影响。 可以认为这将是劳动力 - 在布料生产中密集使用的因素 - 会增加。
当工资上涨时，租金必须下降，以便等式2成立。但是，租金的下降也会影响方程式1.如果它仍然成立，那么工资的上涨必然超过布价的上涨。那么，产品价格的上涨将超过比例地提高回归到最密集使用的因素的回报，并且回归到不那么密集使用的因素的回落（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olper–Samuelson_theorem）。
[4] http://www2.econ.iastate.edu/classes/econ355/choi/leo.htm。
（瑞典）贝蒂尔·奥林，2001.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M].王继祖国，等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约翰·伊特韦尔，等，1992.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M].经济出版社。
（美）列昂惕夫，1980.投入产出经济学[M].崔书香，译.商务印书馆。
Leamer,Edward E.The Leontief Paradox, Reconsidered, The Journal ofPolitical Economy, Vol. 88, No. 3 (Jun., 1980), pp. 495-503.
Leamer, Edward E.Sources for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Theoryand Evid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25, No. 1 (Mar., 1987), pp.146-147.
Melitz, Marc J.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Econometrica, Vol. 71, No. 6 (November, 2003),1695-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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