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嘉靖进士，隆庆元年（1567）入阁。穆宗死，他和宦官冯保合谋，逐高拱，代为首辅。万历初年，神宗年幼，国政大事都由他主持，前后当国十年，为人善谋，独揽朝政，是明代最有权威的一个首辅，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不可多得的政治家。当政期间，面对吏治败坏、财政危机、赋役不均、军心涣散的局面，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
在中国，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做能臣都是一件苦差事。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喜欢清官啊，只要是两袖清风，就是个好官，就能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至于这个清官是不是个能臣，是不是真能做事，老百姓不太在乎。
而张居正，却恰恰是一位能臣。
还是一位不在乎别人是不是把自己当好人的能臣。
隆庆元年（1567），张居正四十三岁，任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进入内阁。
看到张居正坐上首辅宝座，仍然忠诚于高拱的那群言官感觉黑云压城，他们惶惶不安起来，常常坐到一起商议对策。如你所知，没有领导时，他们就是群无头苍蝇，只会嗡嗡，绝拿不出有效的行动来。
张居正显然不是这样的人，他一上任，就向他们举起了棍棒——京察。
新任吏部尚书杨博大力支持张居正，两人通过京察把一大批言官罢黜。张居正毫不留情地铲除这些官场蛆虫，就如同铲除院子里的臭狗屎一般。
有人曾提醒张居正，这群言官中也有能人，不能一竿子划拉一船人。张居正说：“时间紧迫，没有时间去察看谁行谁不行，他们遇上我只能算他们倒霉。只要江山社稷不倒霉，冤枉几个人算什么？！”
这就有些霸道了，甚至有违圣人的教诲，圣人不是说过：“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张居正说：“说这话的人绝对不是身当大任的人，否则他不会说出这种废话来！”接着，他就说出了那句名言，“二三子以言乱政，实朝廷纪纲所系，所谓‘芝兰当路，不得不锄’者。知我罪我，其在斯乎！”这些也正是为后来的张居正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
位极人臣的张居正，始终站在权力争斗的风口浪尖，他的对手总想将其置于死地。这一场改革，就像是狂风中的孤焰。
万历五年，张居正迎来了最大的考验。他的父亲这年因病去世，按惯例，他必须离职回家守丧三年。而此时改革刚有起色，正在关键，万历皇帝深感：“国不可一日无张先生”，而张居正也感到宏图未展，难舍京城。于是，万历皇帝就下诏“夺情”，不批准张居正回家，张居正也半推半就，演出了一场“在官守制”的故事。君臣二人的做法引起了许多大臣的强烈不满，他们批评张居正贪恋权位，不忠不孝，要求他去职守丧。万历皇帝和张居正态度异常坚决，他们采用果断甚至是令人恐怖的手段，镇压反对派：将余懋学革职为民，傅应祯充军，刘台下锦衣卫狱，吴中行被痛打当场昏死……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病逝。
死讯传来，万历皇帝为其辍朝一日，赐治丧银，并遣官护丧归葬。可以说，张居正死后的一段时间也极尽哀荣。
但风云随之突变。万历十二年四月，万历皇帝突然下诏削夺张居正一切官爵，并查抄家产。尚未来得及逃出的老弱妇孺十数人，被关在府内，其长子自缢身亡，三子自杀未遂，家眷数人饿死，部下皆被撤职。
那就是张居正本人也有诸多不俭点。例如，他知道冯保贪财好色，就投其所好，一次就让儿子将7张琴、9颗夜明珠、5副珍珠帘、3万两黄金和10万两白银送到冯保家中。冯保被抄家时，搜出家产白银上百万两。万历皇帝当然有理由怀疑张居正的家产更丰，随即也抄了张居正的家。虽然张家财富没有冯保多，但近20万两金银和大批田产，也足以让万历皇帝瞪目结舌。
历史就是这样令人悲啼欢笑。当年诽谤新政的人又何尝料到，日暮途穷时他们竟会梦想追回改革的盛景?当初大骂张居正是禽兽而被廷杖致残的邹元标，拖着一条拐腿，为张居正的昭雪奔走呼号，试图召回失去的新政。
历史就是这样，不能重来，一个不一样的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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