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文学特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张强，男，江苏沭阳人，文学博士，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原文标题：《史记》文学特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原文出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长期以来，人们大都是从史学和文学的角度来认识和评价《史记》的，认为《史记》是中国的第一部通史，《史记》开创了中国史学的新纪元；认为《史记》是一部伟大的纪传体作品，有很强的文学性，是一部前无古人的传记文学。作者认为，这种认识自然是正确的。然而，这样做无疑是忽略了司马迁自身的期许，忽略了司马迁以文学笔法书写史学著作的基本原则，忽略了史官的文化使命和历史担当。这种情况的存在，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史记》的正确解读，同时也有降低了司马迁及《史记》文学及文化品质的倾向。

　　那么，司马迁对《史记》的历史及文学期许是什么?是如何以文学的笔法赋予历史以生动形象的生命的? 文章分为三个部分来论述：第一，司马迁以文学承担历史哲学观的表达；第二，《史记》以“六经”为最高范本；第三，司马迁与史官文化传统及史学革命。

　　首先，司马迁是以文学笔法担当历史叙述的，是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承担博大精深的历史哲学观的。在以文学的笔法叙述历史时，司马迁重点关注的对象是人，是强调人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在《史记》人物传记叙述时，司马迁有意识地建立了“通古今之变”与“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之间的关系。在叙述“天人之际，承敝通变”的过程中，始终扣住人物的言行，用以小见大的叙述方式揭示一个王朝之所以被另一个王朝取代，是因为社会运动中有“敝”的存在。司马迁在表述其通变思想时还吸收了孔子的文质思想。为了把文质互变的理念贯穿到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叙述中，司马迁别开生面地采用议论的方式，将人物活动放到社会历史变化的大背景下。在具体事件和历史的叙述中，司马迁紧紧地抓住历史变化的转折点，通过人物形象和历史事件的叙述表达其历史通变观，进而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总结了社会运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文质互变作为司马迁历史哲学观的具体内容，在《史记》人物传记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第二，司马迁以“六经”为最高范本，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及文学的风貌。具体地讲，无论是为人物立传还是评判是非都是以“六经”为思想原则。“六经”对《史记》的指导作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六经”皆史，“六经”是可信的文献资料。二是孔子的《春秋》本身就是一部专门意义上的史著，司马迁以《春秋》为师法的对象，视《春秋》为高于一切的史学范本，包含了对其体例和叙事方式的学习。三是司马迁以“六经”为文学范本，如《史记》力求语言生动、准确、形象，与“六经”有直接的关系。又如《史记》采取的叙事方式、强调历史叙述的客观性等都从“六经”中得到丰富的营养。

　　客观地讲，“六经”在给司马迁提供研究天下兴衰之思想武器的同时，又为其提供了丰富的文史资料，还为司马迁在历史叙述时以文学的笔法叙述铺平了道路。可以说，司马迁对一代之兴亡的终极关怀及对现实政治的深邃思考，是以深入细微的笔法捕捉典型事件的过程中完成的。进而言之，司马迁给《史记》确立的思想原则是在文学的表达中实现的。总之，儒家以“六经”为先王政典的思维方式直接支配了司马迁的思想和行为，进而成为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最高准则。

　　第三，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逻辑起点，赋予《史记》以新的文化使命。在这中间，司马迁通过反省记言、记事的局限性，通过为人物立传以文学笔法提出了新史学追求的文化目标。

　　司马迁建立的新史学秩序，大大地改变了先秦史学旧有的结构。这一改变主要是在历史叙述真实性的基础上，选择典型事件、典型细节，用充满了文学气息的笔法和生动形象的语言展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关注他们在历史中的价值。如果没有司马迁确立的新史学叙述原则，中国的史学水平及文学水平也许会停留在先秦阶段；如果没有《史记》，“二十四史”的体例很可能是多元的，无法形成划一的叙述格式和文化秩序。

　　中国社会科学网 刘星/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