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冯友兰先生在《人生的境界》文中所言，各种不同的人的人生境界划分为四个概括的等级，它们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现在就是的人，自然而然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应该成为的人，经过精神创造的人。
区别各种人不同的人生境界，并不在他们所做的事的不同，而要看他们在做事时对其所做事于他有何种意义的觉解。不同的意义构成不同的人生境界。自然境界的人像原始人或者小孩，依照本能与社会习惯做事，并无多少对所做事有何意义的觉解。功利境界的人意识到自我而为自己做事，其结果尽管可能利人，但其动机则是利己的。道德境界的人觉解到自我作为社会一员而存在，从而为社会利益做各种事，就具有道德的意义。天地境界的人觉解到超乎社会之上的宇宙的存在，自觉为宇宙利益做事，就具有超乎道德的意义。
文中又言：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任务是帮助人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特别是天地境界。诚如斯言，既然自然境界、功利境界是自然的产物，是人之初最朴素的自我觉解，而终极目标是提升至道德境界乃至天地境界，那么这一提升的过程本身，无疑是对自我的反思、否定、以至重塑。
诚然，自我的重塑是难能可贵的。
所谓难，一是表现在，由于自我重塑的前提须是对自我境界的全面认识、深刻反思，而通常这种个体自发地对自我境界的认识和反思是常人难以做到的。所谓“当局者迷”，就是这个道理。而“旁观者清”呢？首先，无论旁观者对他人的人生境界清楚多少，即使完全清楚又有多大可能点拨、告诫他人呢？俗语说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正是此理。此外，也不难想到，凡人大多对于他人指出的具体事务上的错误较容易接受，而一旦涉及到对其品质、修为等品性的批评指责，则容易让他恼羞成怒，指鼻子骂娘，更何况是关乎人之所以为人的人生境界这类敏感话题。其次，纵然旁观者有异常的勇气敢于施以点拨、告诫，又有多大可能被人虚心接受呢？被告诫者不愿接受，委婉者，往往以“不相鄙薄不相师”推辞；直接者，每以“子非鱼，安知鱼之乐？”“道不同，不相为谋”答之。是这个理啊，你又不是我，了解我的内心吗？不了解，那凭什么对我说三道四，不怀好意，横加指责呢？自我境界的认识和反思之难由此可见一斑！
自我重塑之难还表现在，即使某个人对于自身的境界有了深刻的认识和反思，又哪里去寻找否定自身并提高人生境界的精神冲动呢？倘使某个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境界为自然或功利之一，却又自得其乐无意改变呢？因为，既然自然或功利境界的人做事的动机于其本身是有益无疑的，那么，他又为何非要说服自己自觉地去做有益于他人、社会、宇宙的事呢？恰如社会上一类人的行为准则：姑且不管所做的事对他人、社会利害与否，但凡所做之事，皆出于利己之心。诚然，唯傻子与精神病患者或者其他超常的人才会做于己不利之事，但要是能同时做到于他人、社会有益至少无害，确实难能可贵。
如何重塑自我，从自然、功利境界升华到道德、天地的境界？
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言，只能靠哲学赋予人的高度的觉解。私以为，这种觉解建立在对自身、他人、社会乃至整个宇宙的了解之上，也有赖于他人、社会、宇宙对人的正面积极的影响，更依赖于个人自身内在的反思和自省，对是非真假、善恶美丑的明辨，对人文关怀的恻隐之心的维系，对崇尚科学的真理底线的坚守。
重塑自我的过程不是一个自我精神拔高的过程。对于社会而言，它的实际意义，在于激发人的对他人、社会利益的关切之心，并促使其自觉地做有益于他人、社会的事。对于个人而言，它的精神意义，或许在于哲学家们所言的超越人世的渴望，对成为圣贤，成就人作为人的最高成就的精神追求。
不是因为他们孤芳自赏、自恃清高。而是，除了他们自己，没人知道他们的精神有多么的难能可贵。因为，历史早已见证，现实还在重演。井底之蛙，很难想象外面的场景。（文/二狗子）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