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kè）逝世。今天也是10月7日，就谈一谈与陈寅恪相关的一段学案——
话说，陈寅恪有一位高足，乃是曾经一度炙手可热的季羡林。季羡林对陈寅恪奉若神明，比如他在其《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一文中，如此追忆：
在中国，影响我最大的书是陈寅恪先生的著作，特别是《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寅恪先生的考据方法同吕德斯先生基本上是一致的，不说空话，无证不信。两人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常想，寅恪先生从一个不大的切入口切入，如剥春笋，每剥一层，都是信而有征，让你非跟着他走不行，剥到最后，露出核心，也就是得到结论，让你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你没有法子不信服。
寅恪先生考证不避琐细，但绝不是为考证而考证，小中见大，其中往往含着极大的问题。比如，他考证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这个问题确极猥琐，不登大雅之堂。无怪一个学者说：这太Trivial（微不足道）了。焉知寅恪先生是想研究李唐皇族的家风。在这个问题上，汉族与少数民族看法是不一样的。寅恪先生是从看似细微的问题入手探讨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由小及大，使自己的立论坚实可靠。看来这位说那样话的学者是根本不懂历史的。
季羡林文中的“一个学者”正是钱锺书，钱锺书不屑陈寅恪的考证，这在学界早已不是秘密。杨绛在其《吴宓先生与钱钟书》一文中，曾为钱锺书打过圆场，假设道：“我常想，假如他有缘选修陈寅恪先生的课，他的哲人、导师而兼做朋友的老师，准会增添一位。”但实际上，钱锺书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是完全“有缘选修陈寅恪先生的课”的，只是而不屑去接缘罢了。
据资料显示，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出版后曾赠送钱钟书一册。钱钟书只略微翻了翻就束之高阁了。钱钟书在一封信中谈及：“不喜其昧于词章之不同史传，刻舟求剑，故未卒读也。”而在致中华书局的著名编审傅璇琮的信中更明确地说：“弟今春在纽约，得见某女士诗词集印本，有自跋，割裂弟三十五年前题画诗中两句，谓为赠彼之作，他年必有书呆子据此而如陈寅恪之考《会真记》者”（《新华文摘》1998年第4期）。
钱锺书用“书呆子据此”对比“陈寅恪之考《会真记》”，可谓剑指老陈，锋芒毕露。此外，钱锺书还其著作《宋诗选注·序》、《管锥编》以及与外国学者的书信交流中，多次或直接或间接地批评陈寅恪治学方法的言论。如1978年钱钟书出访美国的一次演讲中曾经说，解放前一位大学者“曾凭自己的渊博知识和缜密的细心，考证唐代杨贵妃入宫时是不是处女问题，而‘这是一个比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话柄更无谓的问题”，“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图书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尽管钱钟书在讲话中没有直接点出陈寅恪之名，但在听众听来却不难知晓这个所谓“大学者”就是指陈寅恪。
陈寅恪考证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这件事在当年，问题刚提出的时候，中山大学的师生们就曾指责、批判，认为这是无聊无谓。钱锺书不过是就是重提罢了。当然，这个问题在陈门弟子看来，是无比神圣的，比如季羡林的解释：“……焉知寅恪先生是想研究李唐皇族的家风。在这个问题上，汉族与少数民族看法是不一样的。寅恪先生是从看似细微的问题入手探讨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由小及大，使自己的立论坚实可靠。”
陈寅恪的考证是否无聊，这个作为学术问题，完全可以商量。但某些陈门弟子的态度，却委实令人惊讶。还是以季羡林为例，他明明已经承认“这个问题确极猥琐，不登大雅之堂”了，为什么还对钱锺书的评价“这太Trivial了”大发雷霆呢？“极猥琐”和“太琐碎”（编者按：季羡林把Trivial译为“微不足道”，但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琐碎”），这两组形容词，究竟哪一组更像咒骂？
陈门弟子把陈寅恪吹捧为“五百年来一人”或“三百年来一人”，无非是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为了强调其特殊性，他们不厌其烦地告诉普通人，陈寅恪的“恪”不能读作kè，必须读作què，否则就是没文化。实际上，据赵元任的回忆，陈寅恪本人认可的读音就是kè；而且，陈寅恪在其护照、英文书信的签名中，恪对应的英文转写一直是Ko或者Koh。那么，陈门弟子为什么如此津津乐道于què这个错误的读音呢？说白了，这是一种学术霸权——即使我错了，你也必须跟着我一起错，不然你就是没文化。说到这里，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作为弟子的季羡林可以骂老师陈寅恪“极猥琐”，却不许作为旁人的钱锺书指出陈寅恪的考证“太琐碎”了——这是我敬爱的老师，我可以骂，你不能骂——这不就是学阀的作略吗？
2016年10月7日星期五，于易莲精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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