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开始知道陈寅恪,是很小的时候读一篇文章,说他很多作品在战乱中遗失,留下来的根本不能与他本身学术水平共论。但这些作品的遗失,未必没有他自己性格的原因。而后作者又分析了若干云云。因此对他略有些了印象,但也提不上太深。后来读高中,慢慢开始涉猎历史学术作品,兴趣是在宗教和中古史。所以陈寅恪这个名字,渐渐地看得多了。又去找他的传记,作品来读。说来惭愧,他的很多作品我至今未曾读完过。当初在图书馆看到厚厚三本柳如是别传,借回来第一本,终究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读完。所以要说多么了解陈寅恪的学术思想,那是妄言。但我想并不妨碍我对他的喜爱,为他的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为他的文章憎命达,为他昔年曾经经历的种种。
最重要的,为他所谓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而《寂寞陈寅恪》这本书,读完是可以让人感觉惊艳的。文字其实并不特别,只因了陈寅恪这个人,这本书便特别起来了。曾经看《狂人刘文典》,说刘文典一生狂傲,几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唯独对陈寅恪,也是恭敬推崇。可见陈寅恪人格魅力之大。对于世人来说,识得陈寅恪,大多因为他为王国维写的纪念碑——“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当时中华文明正处在一个变革的阶段,究竟是维持古旧文化好,亦或是引进西方文明更好,当时学者们争论不休。或者对于我们这些后人,可以理直气壮地选取一个中庸态度,以为两者的结合更加完美——亦不排除仍有坚定地单边分子存在——但那也只是站在后来者的角度来评价这份结合罢了。对于那个时候的人们,面对全新的舶来文化,已经落后的传统文化,到底应该何以取舍?全盘接受?全盘否定?当一个群体陷入未知的恐慌与迷茫时,这种偏激的全盘论避无可避。然而陈寅恪毕竟和旁人是不同的——他提出了要将中西文化思想结合起来的观点,这是十分可贵的。一方面摒弃了落后于时代的传统,又不失其精髓;另一方面接受了走在时代前沿的西方思想,却又不取其糟粕。这岂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最好体现?
作为一个史学家,陈寅恪做历史研究,由大处着手,从小处着眼,上承乾嘉学派之考据风气,下引民国后期学者著史之思维。而对于自己的研究,陈寅恪并不轻易受到他人影响,或者说,他近乎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见解。他以为,研究历史的意义,在于以古制今,以史为鉴,在历史中读出今意。若是历史无法教给我们任何教训或者伤痛,那么历史的辉煌,也就不足为道了。但不得不说,正是因为抱着这样一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来研治历史,陈寅恪方能说出“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这种狂话;方能写出《元白诗笺校注》这样从细节考据出历史的著作;方能在当时的史学界中推陈出新,提出超越前人的见解。
回想起那个时代,真是乱世出英雄。不仅群雄并起,百家亦是争鸣。活在那个时代,是幸事,却也并非幸事。正所谓魍魉喜人过,文章憎命达,新旧文明交替,纵然是思想交融升华的最好时机,然则乱世风云,也殃及种种。譬如陈寅恪先生的藏书,在这乱世之中遗失无数,以致后来无法书成《世说新语笺注》《洛阳珈蓝记笺注》,深以为憾。然而也正是因为身处在这朝生夕死的乱世,如陈寅恪一般的学者们担负家国责任,志存高远,严谨治学,以教化学生为己任的同时,坚持着属于他们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现代人读史的人仍不少,然则多有怨愤或失望的情绪,总以为过去种种,皆是最好的。实际大可不必,历史总归是变化不定却又恒常不变的,今日种种,前必已有,后必再有。而人生一世,却如同白驹过隙,转眼间便是迟暮之年。因而面对这种无法逃避的历史重复性,我们所能做的,是在这短暂的有生之年之中,抱有自己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不轻易为外界种种所撼动,从容面对这随时不知何时就会结束的生命。梁启超说得好,当立志很高,要做现代有价值的人。
之前为他写了一首歌,虽然歌里所谓“莫将文字误他生,繁华萧瑟但袖手”,寅恪先生晚年写《柳如是别传》也悲愤交加,但我想说的是,于他们那一代人来说,埋首书斋关心政事,昂首振臂欲为天下做贡献,俯仰无愧于心,如此这般,足以让我们所有人铭记敬仰。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是为记。
选曲:峨眉之殇
原道平生畏蜀游,
却不料、更向天涯乱走。
(便)数言久识人生苦,
最是文人不自由,
如此神州,愀然一搔首。
老我青袍空白头,
对河山一番洗新旧。
南朝故史成虚话,
零落何处旧友?
胸中块垒,酒浇更添又。
白衣苍狗,寒柳如是风流。
平生所学供埋骨、所欠唯斫头。
山翁话劫灰,泉下识盲叟否?
莫将文字误他生,繁华萧瑟但袖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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