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开始知道陈寅恪，是很小的时候读一篇文章，说他很多作品在战乱中遗失，留下来的根本不能与他本身学术水平共论。但这些作品的遗失，未必没有他自己性格的原因。而后作者又分析了若干云云。因此对他略有些了印象，但也提不上太深。后来读高中，慢慢开始涉猎历史学术作品，兴趣是在宗教和中古史。所以陈寅恪这个名字，渐渐地看得多了。又去找他的传记，作品来读。说来惭愧，他的很多作品我至今未曾读完过。当初在图书馆看到厚厚三本柳如是别传，借回来第一本，终究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读完。所以要说多么了解陈寅恪的学术思想，那是妄言。但我想并不妨碍我对他的喜爱，为他的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为他的文章憎命达，为他昔年曾经经历的种种。
最重要的，为他所谓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而《寂寞陈寅恪》这本书，读完是可以让人感觉惊艳的。文字其实并不特别，只因了陈寅恪这个人，这本书便特别起来了。曾经看《狂人刘文典》，说刘文典一生狂傲，几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唯独对陈寅恪，也是恭敬推崇。可见陈寅恪人格魅力之大。对于世人来说，识得陈寅恪，大多因为他为王国维写的纪念碑——“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当时中华文明正处在一个变革的阶段，究竟是维持古旧文化好，亦或是引进西方文明更好，当时学者们争论不休。或者对于我们这些后人，可以理直气壮地选取一个中庸态度，以为两者的结合更加完美——亦不排除仍有坚定地单边分子存在——但那也只是站在后来者的角度来评价这份结合罢了。对于那个时候的人们，面对全新的舶来文化，已经落后的传统文化，到底应该何以取舍？全盘接受？全盘否定？当一个群体陷入未知的恐慌与迷茫时，这种偏激的全盘论避无可避。然而陈寅恪毕竟和旁人是不同的——他提出了要将中西文化思想结合起来的观点，这是十分可贵的。一方面摒弃了落后于时代的传统，又不失其精髓；另一方面接受了走在时代前沿的西方思想，却又不取其糟粕。这岂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最好体现？
作为一个史学家，陈寅恪做历史研究，由大处着手，从小处着眼，上承乾嘉学派之考据风气，下引民国后期学者著史之思维。而对于自己的研究，陈寅恪并不轻易受到他人影响，或者说，他近乎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见解。他以为，研究历史的意义，在于以古制今，以史为鉴，在历史中读出今意。若是历史无法教给我们任何教训或者伤痛，那么历史的辉煌，也就不足为道了。但不得不说，正是因为抱着这样一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来研治历史，陈寅恪方能说出“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这种狂话；方能写出《元白诗笺校注》这样从细节考据出历史的著作；方能在当时的史学界中推陈出新，提出超越前人的见解。
回想起那个时代，真是乱世出英雄。不仅群雄并起，百家亦是争鸣。活在那个时代，是幸事，却也并非幸事。正所谓魍魉喜人过，文章憎命达，新旧文明交替，纵然是思想交融升华的最好时机，然则乱世风云，也殃及种种。譬如陈寅恪先生的藏书，在这乱世之中遗失无数，以致后来无法书成《世说新语笺注》《洛阳珈蓝记笺注》，深以为憾。然而也正是因为身处在这朝生夕死的乱世，如陈寅恪一般的学者们担负家国责任，志存高远，严谨治学，以教化学生为己任的同时，坚持着属于他们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现代人读史的人仍不少，然则多有怨愤或失望的情绪，总以为过去种种，皆是最好的。实际大可不必，历史总归是变化不定却又恒常不变的，今日种种，前必已有，后必再有。而人生一世，却如同白驹过隙，转眼间便是迟暮之年。因而面对这种无法逃避的历史重复性，我们所能做的，是在这短暂的有生之年之中，抱有自己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不轻易为外界种种所撼动，从容面对这随时不知何时就会结束的生命。梁启超说得好，当立志很高，要做现代有价值的人。
之前为他写了一首歌，虽然歌里所谓“莫将文字误他生，繁华萧瑟但袖手”，寅恪先生晚年写《柳如是别传》也悲愤交加，但我想说的是，于他们那一代人来说，埋首书斋关心政事，昂首振臂欲为天下做贡献，俯仰无愧于心，如此这般，足以让我们所有人铭记敬仰。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是为记。
选曲：峨眉之殇
原道平生畏蜀游，
却不料、更向天涯乱走。
（便）数言久识人生苦，
最是文人不自由，
如此神州，愀然一搔首。
老我青袍空白头，
对河山一番洗新旧。
南朝故史成虚话，
零落何处旧友？
胸中块垒，酒浇更添又。
白衣苍狗，寒柳如是风流。
平生所学供埋骨、所欠唯斫头。
山翁话劫灰，泉下识盲叟否？
莫将文字误他生，繁华萧瑟但袖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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