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宋以后，白银进入流通领域的迹象日益明显。这一点不仅在文献记载中多有反映，而且得到了出土银艇的实物证明。因此可以说，作为贵金属称量货币的白银，已经成为宋辽夏金之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北宋开始，白银在政府的财政活动中已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支付手段。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内库出银三十万两，付河北转运使，贸易军粮”。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又“出内藏库银一百万两，……给边费”。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年)，河北灾荒，遭州“尽发公帑银以买牛”，以备流民返乡之日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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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高宗曾拨银10万两给户部作为籴粮本钱。孝宗用内库银90万两“增给官兵之俸”。这些事实说明，白银既可抛向市场收买耕牛、粮食，也可作为军费给官兵发晌颁禄。而官兵领到白银后必然用来换取日常生活用品，因此白银的价值毫无疑问会在市场流通中得到实现。这是官兵接受白银的必备前提。既然白银已是人们接受的流通手段，社会必然要求白银的成色符合市面公认的规范。从解放后出土的数百件宋代银铤来看，有50两、25两、12两半、6两、3两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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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重量规范；铭文印记上有“真花银”(含银99.6%以上)、“渗银”(含银97.5%以上)等分别，这是成色规范。而且银铤上往往有“金四郎”、“王一保”及其他一些押印符号，这应是白银在易主后新主人打上去的印记。为了适应白银流通的需要，汴京、临安等不少城市中都有金银铺，除金银饰物的制造和买卖外，也承担白银成色的鉴定、银锭的买卖和兑换等业务。1985年在安徽六安县出土的银铤中，其中有四块明显是被人为截开的，这更是白银在流通中被切割的明证。这些都是白银承担起流通职能所留下的痕迹。

图4
政府对于白银法偿能力的承认，则加速了白银货币化的过程，此点在南宋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广西州军经制等窠名银，皆是括率百姓，随税均敷”，这是城乡民户以银纳税。有些银艇上有“卖钞库银”之类铭文，卖钞库是宋代专向商人出卖盐钞的机构，因此这是盐商以银买钞的实证。其实早在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东西二川已对盐税和酒税实行了“半输银帛”的政策，政府允许农民、商人用白银纳税、买钞这个事实提高了白银的信用度，推动白银加速向货币转化。由于白银质高体轻，天然具备极好的贮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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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坚甲志》卷18记:“福州余悉相贵盛时，家藏金多率以银百铤为一窑，以土坚覆之，砖蒙其上。”这是白银具备贮藏职能的反映。虽说两宋向辽、夏、金每年支付的数十万两白银还不能视为白银具备世界货币之职能的证据，但毕竟是对立政权之间财富转移的一种方式，说明白银的通用性在增长之中。既然白银在流通领域已经大显身手，既然金朝末年的官库中还有数十万笏银铤的最后储备，那么正在为缺乏流通手段而大伤脑筋的女真统治者为什么就不能动用这批银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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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问题是这些银铤太大太重(一铤50两)，使用起来不够方便罢了。解决办法就是把银铤改铸成小块银币。果然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金廷下令用官库银铤为料，铸造银质“承安宝货”。其“制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与钱并用。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白银铸币。1981年在黑龙江首次发现了五枚金代银币，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金代银币在形状上与银铤相似，呈砝码形，边缘有水波纹。但其时社会动荡，民间私铸蜂起，所以只推行了三年就被迫停铸。尽管如此，12世纪末叶“承安宝货”的出现毕竟是白银完成其货币化进程的一个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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