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良戈
考古资料证明，早在4万年前,唐山地区就有人类劳作生息。据著名历史、考古学家张忠培等考证，燕山南北为华夏民族主要发祥地之一。唐山地处燕山南麓，这里历史遗迹丰富。如迁安爪村、玉田孟家泉、迁西西寨等遗址，出土了品种众多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遗物，孟家泉人被认为是北京人文化东传的一个地点。迁安安新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器，兼具红山文化和龙山文化特征，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唐山地区的制陶、琢玉、手工业技术就很发达，文化繁荣。
夏商时代，唐山地区属孤竹国。孤竹国之伯夷、叔齐，礼让为国、扣马谏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的高尚品质，被历代圣贤、帝王和世人所尊崇。《史记﹒列传》首篇，讲的就是伯夷、叔齐的故事。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唐山地区隶属燕地，齐桓公北伐山戎，在这里留下了“老马识途”、“蚁知泉”等成语和典故。秦汉时期，这里分属幽州右北平郡和辽西郡，西汉越将摇母余从汉灭秦，被封于海阳。
新近所发现的《祭上帝文》汉飞将军李广就任右北平郡太守期间，曾数次出兵北击匈奴。三国时期，这里相继被公孙瓒、袁绍、曹操集团统治，曹操北击乌桓曾路经唐山，留下千古绝唱——《观沧海》。南北朝时期，这里是鲜卑慕容部的主要发祥地，慕容部和鲜卑段部曾数次在此争锋。北魏时期的女英雄——“花”木兰，也曾经唐山北出喜峰口保家卫国（据《木兰诗千古传误之考》）。隋炀帝、唐太宗东征高丽等，为唐山地区留下了众多传奇故事。辽、金、宋、元，唐山地区先后被契丹、女真、蒙古族统治。明朝时期，这里是北方边境重地，战事频繁。靖难之役，蒙古入侵。明末农民起义，满清入关，使唐山地区饱受战争之苦。徐达、蓝玉、冯胜等明代名将，都曾在唐山地区镇守边城。民族英雄戚继光，曾多次击败入侵之敌。其在遵化汤泉练兵期间，留下了流碑亭、永旺塔、景忠山碧霞元君祠等众多遗迹遗物，并流传有改斗、斩子等历史故事。
入清，特别是康乾盛世，这里已不是过去两国交兵的前沿，这里成了中原与关外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的纽带和必经通途。此时的唐山，已成京畿门户，为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清代晚期，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唐山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中国第一座近代煤井、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第一台蒸汽机车、第一袋水泥、第一件卫生瓷均诞生于此。唐山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和“北方瓷都”。民国时期，这里爆发了：辛亥滦州起义、开滦大罢工、冀东大暴动等反帝反封建运动。抗日战争时期，宋哲元将军率领的二十九军大刀队，在喜峰口夜袭中，沉重的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为中华民族续写了不屈的乐章——《大刀进行曲》。
唐山,南临渤海，北依燕山，东接秦皇岛市，西与天津、北京毗邻，是联接华北、东北两大地区的咽喉和走廊。从汉代到清代，这里是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战争、融合的主要地区。历史上多次的民族战争，在给当地民众带来巨大苦难的同时，也为多民族的文化交融做出了贡献。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等北方民族，在与汉民族融合中留下大量历史遗物。如唐山博物馆现藏的鲜卑族金鹿饰件、陶罐，辽代白釉方碟、罐、绿釉鸡腿瓶、褐釉马蹄壶等多件北方游牧民族文物；丰润天宫寺塔、车轴山无梁阁、药师灵塔等辽代建筑，以及享誉世界的文化遗产——清东陵和明长城等，为唐山大地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和历史积淀。
唐山人杰地灵，圣哲英贤辈出。商末的伯夷叔齐，西汉政论家徐乐，东汉义士田畴，北魏文学家阳固，三国名将程普、韩当，唐代高僧释道膺，辽代著名军事家、政治家韩德让，金代贤相韩企先，明代清吏王翱、名将马永，清初史学名家谷应泰、文学家曹雪芹等风流人物，均出生在唐山地区。
近代革命先驱李大钊，评剧创始人成兆才，以及考古学家裴文中、贾兰坡，文学家宋之的、张爱玲、管桦、诗人李瑛,作家浩然等，他们的故乡都源于唐山。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唐山历史的绝对纪年，暂且只能追溯到唐代，这不能不说是唐山历史文化的一种缺憾。正因如此，这种遗憾也为唐山的文化兴市战略和文化探源工作，预留了巨大的探索空间。
二，走近孤竹 叩问德源
从历史文献记载和近代考古发现得知，孤竹国疆域广袤，远非一般人认为不足百里的方国。其疆域南跨今天津，西抵京西，西北至张家口以远，北到内蒙古以东大部，东北越辽沈以北，东辖朝鲜。然而，作为政治、军事、经济中心的“孤竹城”究竟在哪里，因其年代久远，旧迹难寻，至今是个未解之谜。有说“孤竹城”在今天卢龙县城南的；有说“孤竹城”在今滦县孙薛营村北的；也有说“孤竹城”在今迁安市和尚坨村的。确切说来，这些说法皆因缺少历史物证，难以定论。今唐秦两市的迁安、滦县、卢龙等县，均是志书记载的“孤竹城”重地。
我们在详细研读了《畿辅通志》、《永平府志》、《卢龙县志》、《迁安县志》、《滦州志》、《滦县志》以及《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古籍志书后，对“孤竹城”的迁安说、滦县说和卢龙说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通过实地考察与历史文献对照，得知，“迁安说”所指的是——今迁安夏官营镇和尚坨村南的“孤竹君祠”、即俗称的“老爷庙”；“滦县说”与“卢龙说”共指一地——就是今滦县油榨镇“孙薛营”村北的“夷齐庙”，或曰“清节祠”、“清节庙”。“清节祠”是祭祀夷齐的庙宇所在。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夷齐庙所在的所谓“孤竹故城”就是——孤竹城。
在多次探访考察了滦县、迁安、卢龙市县之交的夷齐庙、老爷庙、迷沟、蚁知泉等志书记载的相关地名、山川河流，走访座谈并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和图片的同时，我们没有囿于史志的记载，通过民间走访的进一步扩大，又探访了古令支、古卢龙、古滦州，古马城、古石城以及黄洛古城等。走访了夷齐庙周边的村民，拜访了唐向荣先生等多位本地学者，并赴天津、北京，拜访了天津文史馆馆长崔锦先生、天津博物馆研究员蔡鸿儒先生、天津市社科院副院长施琪先生、天津社科院哲学所长王伟凯先生、天津美院霍春阳先生、中国书画家协会副主席刘岳林先生、中国社科院原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长李学勤先生等相关专家学者。孤竹、夷齐文化研究，得到了各位专家学者们的鼓励和支持。
孤竹、夷齐文化，形成于三千年前的商朝末年。伯夷、叔齐是商朝末年孤竹国君的长子和三子。他们虽然没有秦始皇一统天下的“战功”，也没有孔孟教化百代的“立言”。然而，他们却没有被历史所湮没，且为孔孟和历代圣贤所尊崇，誉满天下，熠熠生辉。究其原因，因为夷齐兄弟让国、叩马谏伐、耻食周粟、饿死首阳之义举，早已被历代中华儿女尊为诚信礼让、热爱和平、爱家爱国、忠义守节的典范。
不仅如此，伯夷、叔齐还被历代圣贤尊为“圣之清者”；民间更有“夷齐清风”的美誉。夷齐不恋诸侯，不食周粟的高风亮节，是中华民族“清廉”的楷模。
在夷齐精神的感召和影响下，涌现了屈原、文天祥等一大批爱国的志士仁人。他们为国家、为理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他们坚贞的名节，令世人敬仰，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生为中华“立德”，死传圣哲大义。夷齐仁德之辉煌，绵延出了中华民族的仁义之风，构成了华夏文明的精神内核，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品性和思想理念，成就了中华礼仪之邦的大国风范。
故此，我们深深地感到，开展孤竹、夷齐文化研究，既是对唐山灿烂辉煌历史文化的展示，又是对中华古代文明的丰富与传承，倍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在对孤竹城、夷齐文化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中发现，唐山市滦南县北部的程庄镇与滦县响堂镇的岩山以南的周边地区，很有可能就隐藏着我们苦苦寻觅的——“孤竹城”旧址。究其原因，是该地区在清末乃至上世纪60年代平整土地和近年修路、建房施工中，发现了散落在民间的新石器至夏商周时期的多件遗物，且某些礼器还琢刻有孤竹君祖先名讳，有些玉圭、玉璋类遗物刻有“亚微”和“孤竹”文字；滦县岩山南坡后迁义村——北京大学考古所在此出土的一批商代青铜器等。所以我们开始探讨“孤竹城”在滦南、滦县结合部的可能性。
孤竹国新考
“孤竹国”与“孤竹城”之谜，扑朔迷离，历千余载，历代学者曾多有关注。尤其是近年来，唐山、秦皇岛两市有关专家学者共同探究，孤竹文化研究已取得长足进展。然而，欲确定“孤竹城”之具体方位，仅依文献史料记载，尚显不足。因此，对“孤竹城”即孤竹国文化、政治、经济中心之探究，一直期待新史料之发现。
本人长期生活在孤竹国重地，于孤竹文化情有独钟。在梳理有关孤竹国文献资料的同时，并对《汉书·地理志》、《永平府志》、《滦州志》等史志所载“清节祠”、“孤竹君祠”等地遗址，进行了实地走访与探查；收集了当地有关“伯夷”、“叔齐”的民间传说，留下了很多影像资料。
在野外探查走访过程中，我们发现民间至今仍散落着诸多有关孤竹国的实物资料。如：滦县夷齐庙遗址散落在民间的各种残碑；滦南县有关孤竹国神玉器（玉发箍、玉钺、玉圭、玉璋、玉璧、玉璋），以及青铜觚等礼器。上述新资料的发现，为我们进一步探寻孤竹城之方位，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宝贵物证，足以补充史料记载之不足。
这些实物中，青铜觚、玉圭、玉璋、玉璧、玉钺等礼器，不仅自带“身份证明”，且通过镌刻其上之“金、玉文字”，向我们讲述着孤竹国祭祀、战争、天文、军备、渔猎、农耕等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唐山滦南地区集中出现的诸多玉器，不仅为确定“孤竹城”之方位提供了实物佐证，也为孤竹文化之深入探究，指明了新的方向。
唐山滦南，地处滦河入海口之冲积平原，其西部多沙丘，而东部、东北部多水泡、台地，有十八泡之称。县内河网密布，物产丰富，较大河流有九支，故又有九河末梢之谓。据《汉书·地理志》、《滦州志》记载，海阳（滦南古称，汉代曾为海阳侯国政治中心）自古就有鱼盐之利。而上溯至远古，早在新石器时代，滦南境内就有人类在此地生息繁衍。当今在唐山滦南发现的有关孤竹国的实物——“金文、玉文字”器物，尤其是“玉文字”记述，足以证明此地就是孤竹国的政治中心——孤竹城。
探寻孤竹文脉，触摸祖先灵根。考证如下：
一、历史文献记载之孤竹
“孤竹”，亦作“觚竹”，最早见于殷墟甲骨文和商代金文。
据《尔雅·释地》载：“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
《竹书纪年》载：“二十一年春正月，诸侯朝周。伯夷、叔齐自孤竹归于周。”
《史记·夷齐列传》载：“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
此外，《管子》、《汉书·地理志》、《魏书·地形志》《水经注》、《太平寰宇记》、《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永平府志》等文献资料，对孤竹皆有记载。此不赘叙。
通过以上文献记载对“孤竹城”方位、地理环境的实地考察，我认为，汉代以后大部文献记载的“孤竹城”，应是今天滦县油榨镇孙薛营村北的夷齐庙旧址。又因此地今为滦县、卢龙、迁安三县结合部，加之历史上此地曾先后被以上三县分别管辖过，故而，才有“孤竹城”在卢龙、在迁安、在滦县之说。
二、 当代学者对孤竹国的探讨考证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学勤先生曾撰《试论孤竹》，分别从文献中的孤竹、金文中的孤竹、孤竹与夏家店文化等三方面，对孤竹国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并在“孤竹与夏家店文化”篇中，以河北、京津、辽西三地的出土文物，与历史文献记载进行比对、研究，得出“孤竹城在今河北卢龙县境是没有疑问的”；“商、周两朝在此都曾建立诸侯国，传入了中原文化。商朝分封有中心在卢龙的孤竹国”之结论。[]然而，本人认为此论大有商榷、探讨之余地，理由如下：
其一，李学勤说“孤竹城在今河北卢龙县境是没有疑问的”结论，缺乏物证依据与文献资料之支持。李先生可能因种种原因，未遑对文献资料记载做进一步实地考察。因今天之卢龙，已非隋代之卢龙。隋代以前的卢龙，一般指的是今迁西县喜峰口一代的卢龙塞。卢龙县之名始于隋代，然隋代卢龙县治所在肥如城，肥如城在今天唐山迁安市的夏官营镇一带，而不在当今秦皇岛市卢龙县境内。故而此说有误。
其二，李学勤先生又说“……商、周两朝在此都曾建立诸侯国，传入了中原文化。商朝分封有中心在卢龙的孤竹国……”之论点，亦不准确。因到目前为止，殷商文化一直是学术界认可的“中国”文化，然殷商文化之源头尚未找到！故此，李学勤先生所说的“传入了中原文化”之论，尚需斟酌。
三皇五帝是传说中的“帝国”。夏商周是当今学界认可的“王国”。而“夏”的源头何在？“商”的源流在哪？亦未可知。不过，殷商、孤竹是一家，同出于子姓，这是文献有载、学界共识的。著名学者苏秉琦先生生前曾郑重提出：“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与之相对应。”，而冀东地区就是红山文化区域。
2002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为迁安写下“黄帝胜迹，光耀千秋”，这说明唐山地区的迁安市被费孝通先生认为有过“黄帝活动的遗迹”。
苏秉琦先生在其所著《华人·中国人·龙的传人》一书里又说：“燕山叫燕人之山，龙的发源之山，黄帝的根就在燕山。”由此可见，中华文明的源头在燕山南北。也就是说，中华文明是由北至南，由高原逐步走向平原的。故此，春秋战国至今，人们固有的“中原文化中心论”，正逐步被新的考古发现所证明是错误的。
目前，我国学界普遍认为燕山南北地区是殷商的源头。孤竹文化之核心区域，就在“燕山南北”地区。（后又叙述）
中华文明，目前可以追溯的朝代就是夏王朝。即早期的中华文化=夏文化=殷商文化。而殷商文化又出自孤竹文化，换而言之，即殷商文化=孤竹文化=中原文化的主流。所以，李学勤先生的“传入了中原文化”，目前看来缺乏依据。
其三，殷商文化，属于强势文化，虽说至今尚未能确定其源头，但当下学界普遍认为，“殷商文化起源于北方”。
东北说：
此说主张商族起源于我国东北辽西地区和内蒙古中南部一带及以天津为中心的渤海湾一带。早年傅斯年先生曾主张此说。金景芳先生也提出商族起源于辽水流域的意见。1978年金先生发表《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说》一文，认为商族始祖契居北方，其子昭明所居之砥石在辽水发源处，即今内蒙古赤峰市（原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白岔山。（辽宁附近地区）[2]此外又有干志耿等人撰文进一步支持此说。[3]
渤海湾说、冀东北说:
徐中舒先生虽主东方说，但他也认为商族起源于环渤海地区。“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去探索，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
胡厚宣先生认为殷人崇鸟，今东北沿海一带尚鸟，知商人源于渤海湾一带[4]。
李亚农也认为殷人的发祥地在易水流域和渤海湾[5]。
翦伯赞先生也认为：“在新石器时代商族也已广泛地分布于渤海沿岸，换言之，环渤海而居者，皆为商族。其北徙者‘巢山处海’，世称东夷；其南徙者‘渐居中土’，世谓殷商。其实东夷与殷商，实为同一种族的分支。”又云：“在相土之前，商族的迁徙，尚在渤海沿岸一带，故最初之迁徙，当系指渤海沿岸之转徙。”[6]
王明阁根据渤海沿岸的少数部落中曾广泛流传鸟卵降生的神话，而这些古方国都在东北方的沿海一带。文献记载商先人生于鸟卵，因而推则商族也起源于渤海沿岸一带[7]。
杨锡璋根据考古发现材料，由论证殷人尊东北方位，而推测其可能与商族起源地有关。认为：“先商文化时，山东地区为岳石文化，大清河以北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相土活动的地区只能处于上述二者之间的天津以南的渤海湾地区。”王亥、上甲微与有易的斗争，可能暗示了先商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创造者之间的斗争。“商族在整个先公时期一直在这一地区活动。因此我们推测，商族的起源地，可能是在这一古黄河下游地区（古黄河自天津渤海湾入海）。”[8]
傅斯年先生早年在三十年首创的新论。他一反商族起源的传统观点，认为商族发迹于东北，建业于渤海与古兖州，灭夏以后而占有中原[9]“像这样的人类起源的神话，朝鲜也有，满洲也有，可见他在环着渤海岸的各部族之间是普遍流行的，也就可以推知这些部族大有同出一源的可能。”[10]“契就是商人的始祖，他的国在哪里现在也不知道，不过把玄鸟生商的神话和别的种族的神话比较研究，那么他和高丽的和满洲的很相像，或者他们是起于辽宁和河北之间的。近年来的考古学者不曾告诉我们仰韶文化已经伸展到了辽宁吗？”
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先生所主张的实际上也应属于东北说。他虽然从《楚辞·天问》、《山海经·大荒东经》、古本《竹书纪年》判断，“殷族的远祖‘王亥’还是活动于邻近‘有易’的今日易水流域一带。”并提出殷族在“季”时又向东南渤海湾一带移徙，一部分走向辽东半岛乃至朝鲜半岛。但他认为商族较早的史迹“契居蕃”之“蕃”以及“昭明居砥石”之砥石皆应在辽东[11]。
1978年金景芳先生重新考证了考古资料指出，“文献中契称‘玄王’，玄是北方的意思，玄王即北王。”契所居之蕃，从音韵学角度而论，与亳、蒲古音相同，可以通假，“契居番”就是“契居亳”，即燕亳之地，也在北方。
张博泉在金氏观点的基础之上，进一步阐发了东北说，认为与殷人始祖契有关的有娀氏在东北西南古幽燕境内，祖契起源于东北。商人先公主要活动于“自易水至北狄”的殷土（隐土），即今辽河以西包括今河北之易水以北地区，后来逐渐自北向南，步入中原，到夏末进入黄河以北地区。联系考古学文化，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时间、地域、文化特征都与殷人先世历史符合。该文化在辽西分布者早，在河北分布者晚，漳河型文化很可能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殷戎文化或夷戎文化与进入中原后的早商文化发展的中间环节。此外，他还把商族的历史按文化发展及演变而分为四个时期：一是殷戎文化或夷戎文化时期；二是南下后的先商文化时期；三是早商文化时期；四是殷人已吸收了较高的夏文化发展为更高的商文化时期[12]。
蔺新建也持东北说，通过文献的引征，指出传说中的颛顼、帝喾皆为商人的祖先，他们主要活动于东北，文献中的燕亳与燕、殷、隐等均同义，是代表了商人所居之地，为一广泛的地域。而“亳”最初为商人宗庙所在地之名，后为商之都名，而燕亳代表东北广大地域，由此可知，亳当在东北南部一带。所以他说“商人的祖先最早活动于东北的西南部，内蒙古昭盟和辽宁的西部地区及河北北部的一小部分地区。”联系考古学文化，认为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一脉相承，是同一人类共同体在不同时期创造的物质，红山文化中出土的鸟体玉器，与商人起源于玄鸟的传说相印证。夏家店下层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南渐，就是商人的南下[13]。
干志耿、李殿福、陈连开先生合作著文，推出了“商先起源于幽燕”的观点。他们从文献上反复论证了商先公活动在今长城两侧、燕山南北的幽燕之域是商先活动地区；契所居蕃，昭明所居砥石以及舜（俊）都蒲坂、帝喾（夔）都亳都在今北京以北，燕山两侧。蕃、砥石在辽河、大凌河、滦河发源之区，自上甲微至成汤灭夏以前，商族南下，发达于河济之间。联系考古学文化，认为红山文化和后红山文化（东山嘴类型、牛河梁类型）是商先史事遗迹，距今约六至五千年前后；红山文化发展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二者分布范围恰正是商先活动的幽燕之地。因而强调“只有在红山文化中才能找到商先文化的基因、主干和渊源”，红山文化是先商文化的渊头，夏家店下层文化是王亥以前之遗留。他们把成汤以前的商族历史文化分为商先和先商两个阶段，王亥以前为商先文化，甲微之后之成汤之前为先商文化。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即商先文化的物质遗存，先商文化之时商族已南下活动于河济之间了。王亥正是由北向南发展的，这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源于辽西，逐渐向南发展的趋势正合拍。“总之，东北的辽河流域同中原的黄河流域、南方的长江流域一样，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摇篮。明确地说，黄河流域是华夏的起源和发祥之地，长江中下游是楚、越的起源和发祥之地，而辽河流域则是夷、狄、商先起源和发祥之地。”[14]
黄中业也持东北说，他在文献考证之后，便对东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进行了分析，并同中原龙山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比较，最后把红山文化的后继者──小河沿文化归属为商祖契所领导的商部族所创造的文化，其时社会发展阶段已完成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之后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南渐趋势反映了商族先人入主中原的历史活动[15]。
最近郭大顺先生利用它对北方古文化的认识也谈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商文化起源的关系，认为与二里头文化、岳石文化相比较，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先商文化构成的三大文化系统中并不次要的一支，而且开始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一支。夏家店下层文化中陶器群的鲜明特征，如绳纹灰褐陶炎、鬲作为主要炊器，加上深腹罐、宽沿大口盆、浅盘高柄豆等，与作为先商文化的下七垣文化的陶器组合和特征甚为接近；夏家店发达的文化特征彩绘陶器上的饕餮纹、夔龙纹、目雷纹等，酷似商代青铜器上的同类花纹主题等等。并且说：“在世界历史上，公元前2000年中叶的欧亚大陆曾经发生过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交接地带的民族大迁徙，游牧民族的大举南下，该农耕文明中心以很大冲击，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生机。燕山南北是这一交接地带的东端，这里在大约同一时期发生的有北向南推进的文化现象，应该就是旧大陆这一民族大迁移的一个组成部分。也许我们还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审视北方古文化对于商文化形成和夏商交替所起的作用。”[16]
林祥庚先生曾著文详细考证了夏、商、周三代世系溯于黄帝。他通过对夏、商、周服制、语言、葬俗、宗教信仰所进行的历史考察的除了夏、商、周文化同源的结论，进而推断三族同一族源；根据夏、商、周三族在史前时代曾结成巩固的部落联盟的历史事实阐明了夏、商、周之间存在着同宗血缘亲属关系；从夏、商、周三族的图腾崇拜分析探讨了三族同黄帝族的渊源关系；并以夏、商、周文化同源于中原仰韶——龙山文化作为三族都是黄帝族后裔的考古学依据。即认为商族如同夏、周二族一样同源于黄帝族，同属华夏族系[17]
李济先生认为：“黑陶文化似乎也可认为先殷文化——不过就我们现在所知的事实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黑陶文化与殷商文化的准确关系，究竟它是殷商文化的一个老底子，还是一个与殷商并行的完全不同的文化？要是专从陶器的变化上说，这第二个假设，似乎近于事实所表现的。小屯所出殷商期的陶器，在土质、形制、色泽上均表示了与黑陶期陶器显然不同……所以就陶业讲，殷商文化是受了黑陶的若干影响，但它的基本成素，却另有所自。我们现在尚不知历史传说中契到成汤以及汤至盘庚这两期中的殷商文化何似，因此不能断定盘庚以后所见于殷墟的殷商文化是否完全有这一系演变来的。考古的事实，却说明了这一系的文化，不是黑陶文化所能代表的。”[18]
《淮南子.地形训》中所载“辽出砥石”以及《荀子.成相》中所说的“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
《尚书》盘庚篇有这样一段话：“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即是讲商王五迁其都之事。
《史记.殷本纪》为例，摘录如下：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燕子）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此外，在禇少孙补《三代世表》中也有这样一段记载：
“汤之先为契，无父而生。契母与姊妹浴于玄丘水，有燕衔卵堕之，契母得，故含之，即生契。”
史记.殷本纪》载：“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政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无独有偶，肃慎与中原的来往，也是在这一时期。《竹书纪年》载：“帝舜二十五年（约为公元前二十二世纪），息慎（按：即肃慎）氏来朝，贡弓矢。”《史记.五帝本纪》亦载：“虞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
殷商文化早期的活动范围，学术界也基本界定于燕山南北的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甲骨文”和上古史籍，都记载有孤竹与殷商的密切关系，同出于子姓，孤竹国中心地带又在殷商文化源头的核心区域——即学术界所公认的“燕山南北的长城内外”“殷商源头”之内。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殷商与孤竹文化渊源蕴含一体，即孤竹文化=殷商文化。对于这样一个学术新观点，我想是值得我们进一步为之探索的。
当代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人类学、考古学家张光直说：“我们逐渐发现从我们几十代的老祖宗开始便受了周人的骗了；周人有文字流传下来，说中原是华夏，是文明，而中原的南北都是蛮夷，蛮夷没有留下文字给他们自己宣传，所以我们几十代的念书人就上了周人的一个大当，将华夷之辨作为传统上古史的一条金科玉律，一直到今天才从考古学上面恍然大悟。”
此说，解放了我们固有的“中原文化”中心论观点。中华文明似星罗分布，如满天星斗，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论，在近年的考古发掘中，得到了证实。
（据此，我们是否可以设想一下，或许孤竹国的中心之地，也是殷商文化的源头。）（此论另文再探）
此外，秦皇岛市康群教授所撰《孤竹国浅探》、历史学会郭继汾会长的《孤竹国初探》、地方志编办公室康占忠的《孤竹国考证》，以及我市已故学者唐向荣先生的《孤竹城究竟在何处？》、历史学会名誉主席王士立先生的《孤竹国历史文化综述》、裴广才先生《伯夷叔齐的直系后裔仍在滦州生息》等著述，从不同角度，探索了“孤竹城”所在，弘扬了夷齐精神。
三、 孤竹国玉礼器之惊世发现
（一）发现过程
长期以来，唐山滦南大马庄及其周边村民，经常在农业生产或大风、大雨过后，于田间地头捡拾到一些金银器物。日久天长，地表浅层遗物渐渐稀少，村民们便开始在农闲时，翻土寻宝。这就是被当地村民称为“古战场”的大马庄、小贾庄周边农田。
在滦南城市扩建、唐港高速、滦海公路、迁曹铁路的基础建设过程中，土石方用量巨大……莲台寺商代遗址等“土台”、“高地”，已被消耗殆尽。而在传说中的古战场，经常有人捡到“金盔金甲”等高等级文物。随访中，我见到诸如新石器时期石斧、殷商时期玉器、汉代乃至辽金时期不少文物。我认为，这里远非长期以来传说中的古战场，而很有可能是汉代乃至殷商文化遗址，及其诸侯王国贵族墓葬所在地。
（二）、试读孤竹“玉器”
以下有关“孤竹国”玉石器物的试读和考据，全部参考于《甲骨文合集》、《殷墟甲骨文刻辞类篆》和《新编甲骨文字典》。
1、命名“玉文”字
大家都知道，我国自殷商以来，文字从“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等，逐渐演化为我们今天的简化文字。简而言之，“甲骨文”，是指刻于甲骨之上的文字，所以称之为——“甲骨文”。“金文”，是把刻于或铸在青铜礼器上的铭文，称之为金文。“石鼓文”，先秦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石鼓文。
据此，我们把在唐山滦南境内发现的、琢刻于玉石器物上的文字和图画，暂定为“玉文”。在以下和今后的行文考据中，凡遇“三代”以上玉、石器物上的“文字”“图画”，都以“玉文”称之。
2、孤竹君玉圭世系考
高祖墨平头玉圭
祖丙双肩突首玉圭
祖煜双肩突首玉圭
父丙双肩突首玉璋
以上玉圭、玉璋，我们分别试读为：（1）義于高祖墨；（2）義于祖丙；（3）義于祖煜；（4）義于父丙。
以上“義于高祖墨”等玉圭、玉璋等“玉文字”礼玉重器，是在唐山滦南程庄镇大马庄区间发现的。这批礼玉器的发现，不仅把孤竹国的研究范围，圈定在了唐山滦南县的大马庄区间，同时也把千年存疑的孤竹君姓氏，由传说中的“墨台氏”、“墨夷氏”、“默夷氏”、“目夷氏”等，锁定为了墨氏。
“義于高祖墨”中的“義”、“于”两字，《说文》释义：“己之威仪也。从我羊。”羊，代表和善吉祥。 故“義”又指正義、公平、公正、合理而应该做的。
在此，我们认为“義”可作为应当、应该之意。
“于”在《说文解字》中释为：“于，於也。向气之舒。”，介词“于”早在甲骨文中就已大量出现，西周以后，随着介词“於”的出现，“于”的一些用法逐渐被“於”所代替，
“義于高祖墨”中的“于”字，在此，我们作为介词——“给”字。
“義于高祖墨”，试读为：给高祖墨的祭祀是应当、应该做的。以此类推，给“祖丙”、“祖煜”、“父丙”的祭祀，都是应当和应该做的。
祭祀是华夏礼典的一部分，更是儒教礼仪中最重的部分，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是以事神致福。祭祀对象分为三类：天神、地祇、人鬼。天神称祀，地祇称祭，宗庙称享。
古代中国“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祭祀有严格的等级界限。天神地祇只能由天子祭祀。诸侯大夫可以祭祀山川。士庶人则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和灶神。
万物有灵，形成多神崇拜。中国古代宇宙观中，最基本的三要素是，天、地、人。《史记·礼书》说：“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孤竹君的先祖们，被奉若神明的琢刻在了玉礼器——玉圭之上，让他们享受神明般的祭祀待遇。这些珍贵的玉文字礼玉重器，依据《礼记》记载，都应是供奉于宗庙或祭坛内的圣物，而决非常人可视之物。依此推论，既然“孤竹君”先祖、宗庙或祭坛，皆在唐山的滦南境内，那么“孤竹城”很有可能就在祭坛的附近，或者说“祭坛”很有可能就在“孤竹城”内，如同我们今天的北京故宫，清代皇家祭祀先祖的太庙，就在宫墙的东侧。
商代之所以能够得到证实，关键是在河南安阳，发现了大批甲骨文，且这些甲骨文，填补、印证了商代帝系和社会状况。
唐山滦南有关“玉文字”玉圭、玉璋、玉钺等玉文化器物，为国内乃至世界首次发现。其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彰显的孤竹国“玉文化”，有着极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其珍贵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为我们探究孤竹文化和界定“孤竹城”范围，以及古文字演变等方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物证。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孤竹城”，很有可能就隐藏在唐山的滦南境内。
3、亚微玉圭考释
“亚微”玉圭
以上四件玉圭，我们分别试读为：“亚微岁”、“亚微燎五牛”、
“亚微封玉”、“亚微册”。
“亚微册”平首玉圭
“亚微”，一说是孤竹国族徽；一说为孤竹国君“父丁”的官号。如辽宁省凌源县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所发现的一批窖藏中，就有被李学勤先生所认定的——“孤竹亚微罍”。
“亚微册”玉圭的“册”字，象编简之形，古人无纸，著书于竹片或玉石片上，用绳子把写好的竹片按照顺序相互编连起来，即成书册。
据《说文》释义：“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也，象其扎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从册，古文册从竹。”意思是以竹为册。
另据《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卜辞作简册。“亚微册”，直译——就是亚微书册。
玉圭，是古代帝王、诸侯朝聘、祭祀、丧葬时所用的玉制礼器。为瑞信之物。据《周礼春官典瑞》记载：圭有大圭、镇圭、桓圭、信圭、躬圭、裸圭之别。《说文》中称的“剡上为圭”，指的是上部尖锐、下端平直的片状玉器。圭来源于新石器时代的工具石铲和石斧。因此，今天考古学界将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许多玉铲及方首长条形玉器，都定名为圭，然标准的尖首形圭，始见于商代而盛行于春秋战国。玉圭是上古重要的礼器，被广泛用作“朝觐礼见”，标明等级身份及祭祀盟誓的祭器。战国以后，圭在社会上就不再流行。各代帝王在遵循古制、点缀朝廷的威仪时曾制造过，但多数没能流传下来。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玉圭，基本上都是商周至战国时期的遗物。
从这种意义上说：所见“亚微册”玉圭，应为孤竹君祭祀“书册”所用的礼器，祈求神明护佑的圣物。同时，唐山滦南所见“亚微册”玉圭，也印证了史书记载的“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的真实存在。（《新编甲骨文字典》112页）
“亚微封玉璜”平首玉圭
“亚微封玉璜”玉圭的“封”字，象封土成堆，植树其上作为经界，示封疆之意。据《新编甲骨文字典》360页。《说文》释义：“封，爵诸侯之地也，从之，从土，从寸，守其制度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玉璜：玉璜的形体可分两种，一种是半圆形片状，圆心处略缺，形似半璧；另一种是较窄的弧形。在中国古代，玉璜与玉琮、玉璧、玉圭、玉璋、玉琥等，被《周礼》称为是“六器礼天地四方”的玉礼器。六器之中的玉璜、玉琮、玉璧、玉圭等四种玉器，历史最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
这件“亚微封玉璜”礼器在唐山滦南境内的发现，无疑为探寻孤竹国历史轨迹，再次提供了重要物证。
“亚微岁”平首玉圭
“亚微岁”平首玉圭的“岁”字，据《新编甲骨文字典》78页释义：从戌，从两止，象斧钺形，止象人足形，会人牲被肢解之义。岁祭之岁用如嵗，乃杀生之祭。金文繁简与甲骨文同。《说文》“岁，木星也，越历二十八宿，宣编阴阳，十二月一次，从步戌声”。惟木星也，卜辞作季节。
由此而知，“亚微岁”玉圭，极有可能就是3000年前孤竹国先民们，每年“杀生之祭”的圣物。“亚微岁”玉圭的释义，为我们探寻唐山文脉，锁定“孤竹城”范围的研究，再次增添了新的物证。
“亚微燎五牛食”平首玉圭
“亚微燎五牛食”平首玉圭的“燎”字，甲骨文从木在火上。《说文》：“燎，柴祭天也，从火。”《正韵》释燎：“燎，燔柴祭天也。”
“牛”，《说文》释义：“牛，大牲也”。《礼曲礼》记为：“凡祭宗庙之礼，牛曰一元大武”。卜辞中多用作祭牲。
“食”，向豆有食物。《说文》：“食，一米也。”商周以前的中华先民，一日两餐。早餐称为大食，晚餐称之为小食。不仅如此，“食”在三代以前，还作为记时之用。
“亚微燎五牛”据此释义为：孤竹先民在祭天的时候，点燃干柴，用五头牛为大牲，献于上帝大食、小食，祈求上帝降福苍生。
唐山滦南境内，玉文字“亚微”系列玉圭的集中出现，不仅以实物和文字的形式，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孤竹国民的祭祀活动，同时也印证了“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典籍史料所记属实。由此，侧面佐证了我国远古典籍作为信使的可靠性。
4、中师、左亚旅玉钺考
以上玉钺，我们试读为：“中师”、“左亚旅”。
所见唐山滦南境内的另两件商代玉器分别是：“中师”玉钺；
“左亚旅”玉钺。
“中师”、“左亚旅”玉钺，其材质与8000年前兴隆洼文化的玉珏、红山文化的玉龙同属一个玉种——即产于我国辽宁岫岩的河磨玉。拿今天的国家标准来衡量该玉，其品质与新疆和田美玉同等质地，同属透闪石类。该玉黄、白、糖色皆具，在当地属于带有糖料的透闪石类“黄白”玉种，因此，又被属地称之为——黄白老玉。
王者有三军，中师左、右军。“中师”、“左亚旅”玉钺在唐山滦南的发现，表明滦南大地3000年前就是军事重镇和政治中心，因为三代时期只有王畿之地才有军队，王畿之地既是文化政治中心，又是经济中心。
所见唐山滦南境内发现的商代“中师”、“左亚旅”玉钺，不仅反应了商代孤竹国完备的军事体系，而且在我国已知的战汉三军思想体系上，又把我国的三军体系研究推到了商代。
“中师”、“左亚旅”玉钺这一宝贵实物资料的发现，为解读孤竹文化、定位“孤竹城“，以及最终揭示孤竹国千古之谜，从军事方面给予了实证。
唐山滦南大马庄、殷坨子等地，惊世发现的玉文字孤竹君先祖系列玉圭、“亚微”系列玉圭、以及“中师”、“左亚旅”玉钺，以玉文字实物资料，佐证了孤竹君谱系、“孤竹城”的存在范围、军备情况以及“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的真实存在。
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唐山滦南的原大马庄乡区间，极有可能就是孤竹国的王畿之地——即“孤竹城“的所在地。
四、 “孤竹君胄裔”墓志 佐证孤竹城
长期以来，唐山滦南不仅发现“玉文字”玉圭、玉钺等有关孤竹国重要物证，且于近期又发现西汉、东汉时期墓志百余件。这些墓志中，既有左、右部伍长，左、右部什长，左、右部屯长，别部屯长、郡什长、右部司寇、功曹、兵马掾、别部曲户侯、左部军侯、乌桓校尉、别部司马、率众长的墓志。又有度辽将军别部屯长、辽西郡猪突豨勇、辽西左校骑仕、辽西郡左部掾帅、辽西大尹从事等一大批将士的墓志。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新发现的两汉墓志中，还有一件是“孤竹君胄裔”墨际（祁）的墓志。
（上图为 墨际墓志）
该墓志，长约26.5cm，宽约13cm。材质为黑色沉积岩类的泥质岩，石质细腻光滑，适于作打磨。
墓志铭文150字，边款15字，铭文刻有：“汉故辽东郡都尉墨君冢志 君讳际 字来假无虑人（今辽宁北镇人）本孤竹国之胄裔也菅夷吾北伐 其先祖迁拜辽东 君少有才艺 习诗书 闲弓马 志节清俊 时逆莽篡汉 数征不就 侶耕自给大汉中兴 拜襄平县尉 方 三胡寇迁太守祭公 嘉其勇略 擢为郡都尉 建武二十一年秋 随太守击掳 中矢亡故 春秋五十 呜呼 何人不死英彦惨悽 颂曰 颍川洗耳 清雪见闻难年采就仁德 嗣 存 字 涡 秉国乃有斯人”。
墓志铭文除特别记载了“墨际”都尉是孤竹君的嫡系子孙，记述了这位孤竹君后裔，少有才艺、志节清俊、忠勇、武略过人，还记载了“其先祖迁拜辽东”的事迹。王莽篡汉时，数次征用不为所动，躬耕自给。表明了其传承祖先伯夷、叔齐，忠孝节义的风范，彰显了夷齐清风。其先祖很有可能就是武王伐商后，迁避辽东的“孤竹君”。
按照我们民族的丧葬之“礼”和民间习俗，一般情况下，人死之后，都要葬在自己祖坟以内，被看成是和地下的家族团圆。因病或其他情况客死他乡的族人，家族一般都派人迁葬故里，以视团聚。
辽东郡治（今辽阳市），距唐山滦南有千里之遥。我们设想：“墨际”故里若不在滦南境内，这千里大地，有多少风水宝地，埋不下英雄忠骨，何以在“偏居一隅”的滨海滦南，为英雄建一墓冢呢？反之，只有“墨际”都尉是孤竹君的嫡系子孙，滦南是其故里；英雄归葬故里，才符合当时的丧葬之礼和民间习俗。时至今日，这种传统观念，依然深深的根植于我们的骨髓，千古未变。
“墨际”将军归葬故里，坟墓高大，彰显着其先祖的显赫声名与荣耀。将军战死辽东，“冢志”却在滦南出现，这本身就是一次重大的发现。而且其墓志记载“本孤竹君之胄裔也……其先祖迁拜辽东”等。据此，我们认为，唐山滦南应是“墨际”将军的家乡，换而言之，唐山滦南就是孤竹君所居“孤竹城”的所在地。
唐山滦南所发现的盟书、墓志铭等历代遗珍，除向我们无声的讲述了，唐山滦南大地的千年历史，又似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两汉时期鲜活的军团。它们的集体出现，不仅为我们探索“孤竹城”在唐山滦南这一新的史学观点提供了依据，也为长期以来，有关孤竹文化研究，文献以外资料匮乏的局面，增加了新的历史物证。
这些千年墓志的集体发现，为研究唐秦、京津地域的两汉历史文化，为研究辽东地区两汉的边疆历史，为《汉书》、《后汉书》作为信史，补充了实物佐证。
唐山市夷齐文化研究会成立自今，各项研究工作都在扎实的进行。我们自豪地说：通过我们多年艰苦的探索研究，发现了“孤竹城”在唐山滦南的一些实物证据，相信随着考古探查和正规发掘的介入，千年“孤竹城”之谜，极有可能在唐山滦南揭开。
以上是我们对唐山滦南发现的“义于高祖墨”玉圭、“亚微”玉圭、“中师”、“左亚旅”玉钺系列，以及两汉墓志的展示和浅显认识，希望社会各界朋友批评斧正
探寻、传播和彰显我们民族丰厚的历史文化，弘扬夷齐清风，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担当。相信有关“孤竹城”在唐山滦南的考证，必将取得丰硕成果。
[2] 梁思永《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小屯、龙山与仰韶》，《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4] 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历史论丛》，第一辑，1964年版。
[5] 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6] 翦伯赞《商族的起源与古代国家的建立》，《先秦史》，第130、1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7] 王明阁《先秦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8] 杨锡璋《殷人尊东北方位》，《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9] 沈勇《商源浅析》，《文物春秋》1990年第3期。
[10] 顾颉刚《商王国的始末》，《文史杂志》，第一卷第一期，1941年3月1日。
[11] 翦伯赞《殷族与史前渤海系诸氏族的关系》，《群众周刊》，第七卷第5期，1942年版。
[12] 张博泉《关于殷人的起源地问题》，《史学集刊》1981年复刊号。
[13] 蔺新建《先商文化探索》，《北方文物》1985年第2期。
[14]干志耿、李殿福、陈连开《商先起源于幽燕说》，《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商先起源于幽燕说的再考察》，《民族研究》1987年第1期。
[15] 黄中业《从考古发现看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北方文物》1990年第4期。
[16]郭大顺《北方古文化与商文化的形成》，《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13、114、115页，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17] 林祥庚《黄帝与夏商周》，《学术月刊》1985年第1期。
[18]（李济《小屯地面下的先殷文化层》，《小屯殷代与先殷陶器的研究》，《李济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2014年8月22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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