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沣
作者按:
乐安任昉的籍贯或曰里籍,学界争议颇多,为探明真象,本人进行了繁索考证,洋洋万言,最终也没有得出明确结论。思考再三,我想没有结论也许是最好的结论。任昉,南朝名士,要说古代官吏的楷模,任昉可算一个。有学识,史称“沈诗任笔”,书写文书,提笔即成,是南朝的第一支笔;爱民,经常拄着拐杖在街上视察民情,申冤者就地解决,把自己俸米的五分之一留作家用,五分之四救济穷人;清廉,临死时遗言不拿郡中一草一木,死时家中无财,杂木为棺,旧衣做寿。一代清官圣贤,给后人留下的不仅是那万卷诗书,更是士人那种高雅、高贵和充满良知的精神追求。
《三国志·魏志·王昶传》引《任嘏别传》曰:“任嘏,乐安博昌人,世为著姓。”说明汉末、三国时期,任氏就是乐安博昌的著姓。
一、 任昉籍贯的争议
任氏后人任昉,是南朝名士,是宋、齐、梁三朝官吏。关于任昉的籍贯或曰祖籍,方志记载矛盾重重,以民国县志为例,《民国续修广饶县志》、《民国寿光县志》、《民国重修博兴县志》,三县志均载任昉为本县邑人,各县志说起来似乎都有其根据。
1、关于乐安广饶说
“广饶说,是因为博昌移徙寿光时,乐安辖博昌,乐安郡治在广饶。”⑴
乐安和广饶的关系错综复杂,民国有《乐安县志》,又有《广饶县志》,此时版图也分分合合,很难理清。如《续修广饶县志》云:汉置琅槐、巨淀、广饶三县,至东汉而三县皆废,以其地分为利、益、博昌三县,据地理风俗记,琅槐省入博昌,属乐安国(这样博昌的地盘已东扩到今广饶、寿光地。)因此“其间曰国曰郡,分合不常,殊难详考。”恐怕这也是广饶说的又一个根据。
2、关于寿光说
《民国寿光县志》载:“任昉,字彦升,乐安博昌。”注云:“《山东通志》云今寿光。”所以把任昉列入寿光人物,是因为《山东通志》有此说。在任昉条目后,此志又注:”南史文苑传,按齐乘补注海岱史略任昉传云,博昌有二,汉置博昌县属乐安国,今博兴之博昌取昌水其势平博之义。刘宋于博昌故城侨立乐陵郡,遂移博昌于寿光。隋开皇六年复于博昌故城置寿光县。昉之所居即此。”
寿光县志把任昉列为寿光人物,直接原因是因《山东通志》说任昉为寿光人,其历史根据是因刘宋时博昌移居寿光。
3、关于博兴说
历史上的博昌,即后来的博兴。
张基地先生考证:博昌徙移寿光是在孝武帝大明八年(公元464年),隋开皇六年复于博昌故城、置寿光县,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复将乐安县改名为博昌县,也就是说博昌移寿光境的时间为464至596年,其它时间博昌就在原博昌地。后唐庄宗(923至926年)李存勖为避献祖讳,改博昌为博兴,由此可知,博昌除464至596年外,均在今博兴地。因此张先生说:“任昉生于460年,卒于508年,看其存世时间,似与博昌徙移寿光境时间464——596年相符合,其实事情并非如此。”
张先生说:乐安博昌任氏之历代显贵者,东汉有任旐,三国魏时有任嘏,晋有任恺,“综上可知,文献凡曰任氏为‘乐安博昌人’,多指今博兴。今人万不可因其人一时或多世在外,而随意夺其里籍郡望。”⑵他还引用杨赛博士论文《任昉研究》中的:“史志上说任昉是乐安博昌人,主要表明他是北方来的高门世族。但任昉并不出生于乐安博昌,也不生活在乐安博昌。”⑶后说:“也就是说任昉祖辈是从时在今博兴的博昌,直接东渡侨居南兖州(今扬州),与移徙寿光时的博昌无丝毫瓜葛,也就更谈不上‘任昉寿光人’了。”⑷
杨赛先生的结论是:“任昉的占籍在乐安博昌,即今天的山东博兴,出生、生长地当在广陵,即今天的江苏杨州。”⑸
张基地及杨赛先生的这一说法,我觉得很有道理。说任昉是乐安博昌人,只是强调任昉是北方来的高门士族,与他真实的籍贯(或曰里籍、祖籍)无直接关系。“籍贯”,《辞源》释为:“自身出生或祖居的地方。籍,祖先户籍;贯,乡贯,如言某省某县某乡人。”乐安博昌既不是任昉的出生地,也不是任昉祖,甚至于也不是任昉祖之祖的出生地。任嘏恐怕是目前文献中任氏在博昌的最早先人,任嘏与国渊都是经学大师郑玄的门徒,范书郑玄传云:“乐安国渊任嘏时并童幼,玄称渊为国器嘏有道德。”说明国渊与任嘏年龄相仿。《三国志·魏志·国渊传》载: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太祖征关中,以渊为居府长史。”由此可知,任嘏和国渊大致出生在公元200年以前。公元200年至任昉出生的公元460年,中间历经260多年,任氏先人可能中间已有十代之多。所以乐安博昌不是任昉祖,甚至不是任昉祖之祖的出生地。既然如此,为什么史书传记中将任昉注为乐安博昌人呢?这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
司马氏西晋政权用官,唯一的标准就是世族门第,即“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事实上中正(考核选用官员的部门)官吏只依据士人的籍贯及祖、父官位,定门第的高低。”⑹
公元318年在江左建立的东晋王朝,其政治的基础是以琅琊人王导为首的中原士族。“王导在政治上的主要措施,就是收揽一批北方来的士族作骨干,联络南方士族作辅助,自己作为南北士族的首领,在自己的上面,安置一个姓司马的皇帝。”“王导劝晋元帝选取北方名士百余人做属官”⑺在侨居江左的大量北方流民中,能不能做官和享受特殊待遇,关键就是你是不是北方士族。甚至“流亡士族的权力以渡江先后为标准。北朝颜之推作《观我生赋》,自注说,中原士族随晋元帝渡江的有百家,因此江东有《百谱》、《百家谱》┄┄,这一百家人才是享有政治权力的士族。”⑻因此江南的士族都特别重视祖先的身份和籍贯,“当时北来的世家大族,互相标榜门阀,‘竟以姓望所出,邑里本矜。’(《史通·邑里篇》)地望在习惯上已经变成了他们的商标┄┄。倘使琅琊王氏、陈郡谢氏为了流寓江南而变成了丹阳王氏、会稽谢氏,那就等于取消了他们的高贵标帜。”⑼因此尽管任昉或任昉祖辈,其里籍都在江左,但为标榜祖上是士家大族,仍然强调自己是乐安任氏或乐安博昌任氏之后。把自己列入江左百家之一,这是关系家族政治生命的问题,所以任昉尽管与乐安博昌人任嘏已经隔了八九甚至于十代,仍然强调自己是乐安博昌人。这里的“乐安博昌”,已经不是任氏家族的现籍或祖籍,而只是标注江南任氏原是北方士家豪族的一个符号。
二、任昉的籍贯或里籍
(一)籍贯、里籍之名义
在考证任昉的籍贯或里籍时,首先我们要对籍贯和里籍这些词汇的含义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在说明某某历史人物是哪个地区的人时,权威的用词是“籍贯”。“籍贯”,《辞源》释为:“祖居或出生地。籍,祖先户籍;贯,乡贯,如言某省某县某乡人。”(《辞海》解释与此相同)这是对人的籍贯即祖居或出生地的最确切和权威性的解释,因此文献中在言某人其乡贯时,也多用“籍贯”之语。《魏书·食货志》诏:“自昔以来,诸州户口,籍贯不实。”明张居正《张文忠集》:“备查两京在外文武职官,府部以下知府以上各姓名籍贯出身资格,造为御屏一座,以便朝夕省览。”关于“里籍”,《辞源》、《辞海》中均无说明,但清人章炳麟在《印度之论国粹》一文中曰:“譬如人有里籍与祖父姓名”,这里的“里籍”是后人对“籍贯”的另一种表述,从此以后,才有了“里籍”的称谓。
“里”有乡里之意。《诗·郑风》:“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毛传:“里,居也。二十五家为里。”所以“里”有街坊邻里,家乡故里故乡之意,不是“祖先户籍”之意了。“故‘里籍’主要指的是一个人一生主要生长生活的地方。它含有人物侨迁后的‘寓籍’、‘今籍和现籍’之意。不难看出‘籍贯’着重点在于一个人过去的户籍,而‘里籍’则较大含有现在户籍之意。”⑽齐高帝萧道成是汉萧何之后,萧何祖籍江苏沛县,孙是侍中彪,彪居东海兰陵县中都乡中都里,中朝乱后居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文心雕龙》作者刘勰,原东莞郡莒县人,南迁后居南徐州东莞郡莒县都乡长贵里。武进东城里、南东莞长贵里,就是萧道成、刘勰的里籍。
因为任昉的父、祖辈都是侨居江左的南迁北方士族,其远祖的“籍”和近祖的“籍”非常不同,为区别其不同,一些学者对近祖的“籍”用了“里籍”的称谓。
(二)乐安任氏之南迁
任昉家族是南迁的北方士族,但乐安任氏是南迁族团中的哪一支?是何年何月在什么背景下南迁的?是不是与晋元帝一起渡江的那百家之一?限于史料缺损,无法确定。
在南迁浪潮中,与青州氏族有些关系而且规模比较大的记载有:
1、昌邑哀王子贺封豫章
《汉书·王子表》载:“海昏侯贺,昌邑哀王子。(封地)豫章(江西南昌)。┄┄赐汤沐邑二千户。”说明早在西汉晚期已有青州二千户迁移到了今江西地。三国时,这一地区有大量北方流民。“海昏有上缭壁,有五六千家相聚作宗伍。”(《三国志·太史慈传》)“时豫章、上缭宗民万余家在江东。”(《三国志·吴书·孙策传》)这时的豫章郡有昌邑县、乐安县、西安县,如“使吕范平鄱阳,程普讨乐安,太史慈领海昏,韩当、周泰、吕蒙等为剧县令长。” (《三国志·吴书·孙权传》)“刘表从子磐骁勇,数为寇于艾、西安诸县。”(《三国志·吴书·太史慈传》)这三县原本在青州,豫章郡有这三县名,说明汉末、三国时,这里有大量的南迁青州人定居于此,因此把原居的地名也带到了这里,即名随人迁。
2、扬州刺史东莱人刘繇
山东东莱人刘繇,伯父刘宠为豫章太守,刘繇有盛名,为扬州刺史。东莱刘氏与当时的其它官吏一样,外地任职时都携带或收容大量乡党部曲,“值中国丧乱,士友多南奔,繇携接收养。”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繇与(孙)策战,兵败走丹徒。”策告谕部下:“其刘繇、笮融等故乡部曲来降者,一无所间。”不降者,也一律善待。“旬日间,四面云集,得见兵二万余人。”⑾刘繇的这两万多人,多是来自山东的乡党部曲。刘繇的同乡太史慈被孙策俘获后成了孙吴政权的谋士和说客。北海剧人滕胄、滕耽及其家族,是与刘繇一起渡江者,后来都事孙权,成为孙吴政权的左右手。
以上两项中的南迁青州士族,似乎与南迁的乐安任氏家族有些蛛丝马迹,但由于资料零碎和笼统,还找不出能说明问题的明显和确切的证据。
3、北府将领乐安高氏家族
《搜神后记》载:“晋太元(公元376至395年)中,乐安高衡为魏郡太守,戍石头(今南京)。——与(其孙)雅之轻举宵行,暮至京口来还。”说明晋太元年间,乐安高衡、高雅之祖孙二人常来往于石头和京口之间。如田余庆先生所说:“这是因为与许多北府将一样,高氏也是寄家小于京口故里,所以才有高雅之自建康‘轻举宵行,暮至京口来还’,即频繁往来于官舍和家宅之间的事。”⑿高雅之先为东莞太守(侨置晋陵郡的南东莞),后为广陵相;高衡之子,高雅之父为高素,隆安五年(公元401年)孙恩军至丹徒,高素以冠军将军戍守石头(见《安帝纪》);元兴元年(公元402年)桓玄入建康,高素被杀,时任吴兴太守。此时侨居江左的另一位乐安高氏为高柔,孙统《高柔集序》中谓高柔“家道隆崇”,曾为司空(郗鉴)参军、安固(属扬州临海郡)令。因此乐安高氏的高衡、高素、高雅之、高柔,都曾在江左的建康、京口、广陵任职或居住。但乐安高氏与乐安任氏的关系不详。
3、东莱苏峻集团
《晋书·苏峻传》载:峻,长广掖(山东掖县)人,父苏模安乐相(经查阅资料,当时似乎无安乐国,此安乐相或许是乐安相。)
“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于时豪杰所在屯聚,而峻最强。┄┄远近感其恩义,推峻为主。遂射猎于海边青山中。元帝闻之,假峻安集将军。时曹嶷领青州刺史,表峻为掖(县)令。峻辞疾不受。嶷恶其得众恐必为患,将讨之。峻惧,率其所部数百家泛海南渡,既到广陵。朝廷嘉其远至,转鹰扬将军。”苏峻率领大量青州流民到了广陵,晋元帝以峻为鹰扬将军。
《晋书·苏峻传》还载:“会周坚反于彭城,峻助讨之有功,除淮陵内史,迁兰陵相。┄┄威望渐著,至是有锐卒万人,器械甚精。”但苏峻对驻防江北不太满意,想回已荒芜的青州已展鹰犬之用,犹豫不决时,“参军任让谓曰:‘将军求处荒郡,而不见许,事势如此,恐无生路,不如勒兵自守。峻从之。”
屯居广陵的苏峻,其高参是任让。《魏书·司马睿传》曰:“阜陵令匡术,乐安令任让,并为峻谋主。”这条史料的信息特别重要,史料“乐安令任让”明确,苏峻的高参任让是乐安令,由此也可证明,苏峻“父模安乐相”实为乐安相。说明苏峻率领的南迁青州士族中,有乐安任氏家族任让,在没有更多资料前,可把任让做为晋元帝时乐安南迁任氏的始祖。八王之乱发生在公元290年前后,苏峻(?--328年),乐安任让南迁大致在公元290年后。
(三)、任昉里籍
任昉祖籍是乐安博昌,是青州人。永嘉之乱后,“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帅过江,帝并侨立郡县,以司牧之。”“郗鉴都督青兖二州诸军事,兖州刺史加领徐州刺史,镇广陵。”(《晋书·州郡志》)
刘宋时,“青州刺史,治临淄。江左侨立,治广陵。”(《宋书·州郡志》)说明当时的青、兖、徐三州都镇广陵。广陵即今扬州。
据此,不少学者认为,任昉的出生、生长地在广陵,即今天的江苏扬州。(参见杨赛:《任昉与南朝士风》和张基地:《任昉里籍略考》)
乐安属青州,晋时郗鉴都督青兖二州镇广陵,刘宋时青州侨立江左治广陵,由此推论乐安博昌任昉出生、生长在广陵,逻辑上这是对的,但事实恐怕不完全是这样,这中间有很多疑点需要进一步研究:
1、苏峻乡里数千家渡海到广陵,但《宋书·州郡志》又载:“晋成帝咸和四年(公元329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南齐书·州郡志》载:“明帝太宁三年(公元325年)郗鉴为兖州,镇广陵,后还京口。”两处记载都表明,郗鉴带领的青州流民,初居广陵,后又把广陵的部分南迁青州人移到江南晋陵(秦时曰丹徒,孙权时曰武进,晋武帝时复曰丹徒,即今常州。)郗鉴初镇广陵,后又返京口(今镇江)。
2、南青州并不始终在江北广陵。《南齐书·州郡志》载:“晋元帝过江,建兴四年(316年)遣宣城公裒督徐、衮二州,镇广陵。其后或还江南。”“桓玄以桓弘为青州,镇广陵。义熙二年(公元406年),诸葛长民为青州,徒山阳。时鲜卑接境,┄┄乃还镇京口。”
《宋书·州郡志》载南兖州,“中原乱,北州流民多南渡,晋成帝(公元326至342年)立南兖州,寄治京口(今镇江)。时又立南青州及并州,武帝永初元年(公元420年)省并并南兖。”《南齐书·州郡志》载:“宋永初元年,罢青并兖。” 这与《任氏宗谱》“彦升世家兖州”的记载相符,即原本是青州的任氏,后来成为兖州任氏。这些记载表明,晋成帝时立南兖州,寄治京口;武帝永初年,又将南青州、并州都并入南兖州,而南兖州治京口。但“文帝元嘉八年(公元431年)更以江北为南兖州,江南为南徐州,治京口。”
京口,又名京口里,今镇江。北府兵的大本营,东晋之初,京口居民多为幽﹑冀﹑青﹑徐﹑并﹑兖诸州侨民。广陵,今扬州,与京口隔江相对。这两地移民的来源,山东占了一半以上。
上述记载表明,南青州和南兖州,在晋和刘宋时,因种种客观原因,都曾有从广陵到京口或从京口回广陵的迁居历史。“京口、广陵唇齿相依,本为一体。不过京口、广陵毕竟有大江之阻,作为建康安危所系的内镇,只能是京口而不能是广陵。┄┄流民中的士族,往往经广陵、京口以达建康。”⒀
正因为如此,任昉里籍的确定是个十分困难的问题。笼统的用静态的观点推论,可以说任昉里籍在江北广陵。但用动态观点考察,任昉里籍很有可能在江南的京口或者建康附近。
关于任昉里籍,或者说任昉是出生、生活在江北广陵,还是出生、生活在江南地?除去对当时青州、兖州的地望进行考察外,还可以从当时对任昉家族的各种记载中寻找间接证据。
3、刘宋、南齐时,南青州、南兖州均无乐安、博昌侨郡、县。
《宋书·州郡志》载:“青州刺史,治临淄。江左侨立,治广陵。”广陵的南青州有哪些侨郡县?《宋书》无载。永初元年(420年),南青州并入南兖州,元嘉三十年(453年)省南兖州,并入南徐州。南兖州宋末领郡十一,有济阴、下邳、东莞,无乐安、临淄等郡,更无博昌县。南徐州领郡十七,有南东海、南琅玡、南东莞、南兰陵等侨郡,但无南乐安、南北海。
《南齐书·州郡志》载:“南徐州,镇京口。”侨郡有南东海、南琅玡、南东莞、南清河等,无南乐安、南北海。“南兖州镇广陵,后还京口。”南兖州原有济阴、下邳、淮阳、东莞四郡,辖17侨县,无乐安郡。后因这些侨郡县“以散居无实土,官长无廨舍,寄止民村。”因此,建元四年(482年)罢四郡。
总之,因无实土,南青州,后来的南兖,以及再后的南徐州,均无侨立南乐安郡,当然也就无博昌侨县。
4、任昉实际的出生、生活地考索
任昉祖不详,父任遥,齐中散大夫;伯父任遐,位御史中丞、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左丞。任昉父遥和伯父遐都在光禄勋任职,父为中散大夫,伯父为御史中丞、金紫光禄大夫。光禄勋是总领宫内一切事务的官府,其属有丞、大夫、郎,职掌议论、顾问。因此任昉父和伯父都是宫廷内的官吏,由于职务的关系,他的居家只能在京畿附近,不能离的太远。不管任昉的祖辈住在何处,任昉的父辈只能住在京畿,不可能住在江北的广陵。此结论还可从如下史料中得到间接证明:
(1)、《南史﹒任昉传》载:任昉“四岁诵诗数十篇,八岁能属文,自制《月仪》,词义甚美。褚彦回(褚渊)尝谓遥曰:‘闻卿有令子,相为喜之。’”这时的褚渊,为宋明帝的护国将军、顾命大臣。褚渊与任昉父遥如此熟悉和亲近,表明任昉父此时也住京畿建康,并也是刘宋朝廷里的重要官员。
(2)、《南史·褚渊传》载:“及高帝辅政,王俭议加黄钺,任遐曰:‘此大事,应报褚公。’帝曰:‘褚脱不与,卿将何计?”这段记载表明,任昉伯父任遐与褚渊、王俭都在齐高帝萧道成周围辅佐,褚渊为司徒,任昉伯父任遐参预朝政,王俭为左仆射,任遐为御史中丞、金紫光禄大夫。任昉伯父任遐也是南齐朝廷中的重要人物。
(3)、《南史﹒任昉传》还载:“永明中(公元483至493年)遐以罪将徙荒裔。遥怀名请诉,言泪交下。齐武帝闻而哀之,竟得免。”这件事表明,任昉父任遥也活动在朝廷内外,他的行动可以直达皇帝处。
(4)、《南史·任昉传》又载:“以父丧去官,泣血三年,杖而后起。齐武帝谓昉伯遐曰:‘闻昉哀瘠过礼,使人忧之。”《南史》载“经父丧去官”,杨赛先生释“以父忧去职”⒁ “丧”与“忧”,不知孰是孰非。但这段记载表明,任昉的精神和身体状况,齐武帝都十分清楚,并十分关切。此时任昉按杨赛先生考证(同上)是26岁。按文中记述的状况,此时任昉也只能生活在江南京畿,而不会在江北。广陵、京口隔长江,江面宽40里,时人说“隔江如同隔海”,在建康为官,家住江北江陵,在交通不发达的那个年代,恐怕不可能。
(5)《梁书﹒任昉传》载:任昉“幼好学,早知名,宋丹阳尹刘秉辟为主簿,时昉年十六。”这是宋废帝元徽三年,即公元475年的事;同书载:“(齐武帝)永明初(公元484年后),卫将军王俭领丹阳尹,复引为主簿。”永明初,任昉时年25或26岁,也就是十年后又被王俭复引为丹阳尹主簿。这两段史料都说,任昉青年时期在京畿丹阳任职。
以上史料表明,任昉父辈在刘宋和南齐政权中,都具有很高地位,是宫廷中的重要人物。由此可推测,任昉出生、童年、青年时期,是在江南的建康京畿附近,也因此被丹阳尹刘秉、王俭辟为主簿。如果任昉的童年、青年都生活在江北的广陵,上述任昉父辈和他自己的为官经历,都与此时的各种活动记载难以吻合。
(四)、乐安任氏之祖
1、任,古任国,十分古老。
《左传·僖公三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昊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通志·氏族略》:“任为风姓之国,实太昊之后,主有济之祠。今济州任城,即其地也。”任为风姓太昊之后,其祖地在任城。
但《元和姓篡》曰:“黄帝二十五子,十二人各以德为姓,一为任氏,六代至奚仲,封薛。”《古今姓氏辩证》亦云:“任,出自黄帝少子禹阳,受封于任,以国为姓。”但《通志·氏族略》又言:“黄帝之孙颛帝少子阳封于任,故以为任氏。”一谓黄帝之子禹阳受封于任,一谓黄帝之孙颛帝少子封于任,但不管是黄帝之子还是黄帝之玄孙,总归是黄帝后。
任氏之始祖是太昊之后还是黄帝之后?史书记载不一,但若以最古并最有权威性文献记载为准的话,似应是《左传》的太昊风姓之后,如陈?所言:“是任国任姓,黄帝后奚仲之苗裔。而春秋之任则风姓,太昊之后。是二说互异也。然任国风姓,《左传》有明文。”⒂
2、任氏远祖任敖和任光
①任氏远祖任敖
关于任昉的祖先,《梁书·任昉传》追溯到任敖,即:任昉,“乐安博昌人,汉御史大夫敖之后也。”《汉书·任敖传》载:“任敖,沛人也,少为狱吏。高祖尝避吏,吏系吕后,遇之不瑾。任敖素善高祖,怒,击伤主吕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从为御史,守丰二岁。高祖立为汉王。”任敖,沛人,与汉高祖刘邦同乡里,而且“任敖素善高祖”,随高祖刘邦起事,客从为御史,后立为汉王。因守上党有功,被封为广阿侯,传子至曾孙越人。曾孙越人及其后,文献无载。《梁书》说任昉是乐安博昌人,任敖之后,但从文献上还找不到任敖及其子孙与乐安博昌的联系。
②任氏远祖任光
关于乐安任氏的祖先,有文献可据的可归结到东汉任光。
《后汉书·任光传》载:任光,南阳宛人,少忠厚,为乡里所爱。初为乡郡县吏,与世祖刘秀破王寻、王邑。以后军功卓著,被列为协助刘秀打天下的28位勋将之一。封光阿陵侯,食邑万户。任光子任隗,永元四年(公元92年)薨,子屯嗣。屯卒,子胜嗣。胜卒,子世嗣,徙封北乡侯。
《齐乘》载:“隗仕至司空,又传三世,至孙封北乡侯,北乡始为齐地。”任光后人到齐地为官,从此任氏家族与古青州产生了关系。因此可以把乐安任氏之祖归到任光门下。因为任氏始祖在任城,今山东济宁任城,后又迁于薛。任敖,沛人,沛与薛很近。任敖随汉高祖刘邦西征打天下,任氏开始由东向西迁徙,任光为南阳宛人,这是他们迁徙的结果。任光后人任世,官太仆、光禄勋,徙封北乡侯,食邑北乡。据《福建君竹任氏简谱》载,任世子任喆,官太仆、光禄勋,亦封为北乡侯。
3、北乡侯、“北乡事”与北乡地望
①北乡侯
西汉时就有北乡侯,《王子侯表》载:北乡侯谭,元帝建昭四年(公元前35年),以菑川孝王子封。
②北乡事
永嘉元年(公元145年),冲帝刘炳崩,梁太后不发丧,太尉李固曰:“昔秦皇沙丘之谋及近日北乡之事,皆秘不发丧。”⒃
所谓“北乡之事”,即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安帝刘祜崩于朝,皇后尊为太后,“欲久专国政,贪立幼年,迎济北惠王子北乡侯懿为嗣。”乙酉,北乡侯继皇帝位。冬,北乡侯病。辛亥,北乡侯薨,太后秘不发丧。⒄(同上)
③北乡地望
《汉书·与理志》齐郡十二县,在临淄以东,由南到北的县是昌国、北乡、广饶。魏的齐郡变成了十县,临淄以东,由南到北的县是昌国、东安平、广饶,东安平即处在原北乡的方位,似乎是东安平替换了北乡。
北乡以乡称,是个小地方,但在东汉历史中,曾有“北乡之事”,又是个很特殊的地方。但它位于何处,自古无人详述,周振鹤先生考证的结论是:
“北乡侯国是汉元帝封菑川孝王子谭的侯国,故其地必先属菑川国,而后别属齐郡。封侯时间是建昭四年,其时,菑川国已封王子侯共十七人,削地四县,所剩无几了。北乡侯之后,又陆续封侯三人于广、平(广)、台乡。到元始年间,菑川国只余下三县:剧、东安平、楼乡。因此,北乡当然只能从建昭四年以后所剩的这几个县析出了。┄┄所以,最有可能析置北乡的是东安平县。该县历史悠久,从春秋纪国酅邑到战国齐之安平城以至秦朝的东安平县一脉相承。其北部是一片平原,可置北乡。”⒅
东安平,即春秋纪国邑酅。《括地志》曰:“安平城在青州临淄县东十九里”。据此推测,北乡即在今临淄、寿光一线的北部,广饶县的南部。
任光子任隗,东汉章和元年(公元87年)拜司空,永元四年(公元92年)薨,再传三代到到任世,大概到了公元160年左右,也就是东汉和帝与灵帝之间,任光后人被封到了今临淄、寿光、广饶之间的北乡。
4、乐安博昌的任氏族人
(1)、任嘏
载任氏为乐安或乐安博昌人的历史文献,最早者恐属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刘宋范晔的《后汉书》及南朝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陈寿《三国志》载:“乐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内敏外恕”;《后汉书·郑玄传》载:“乐安国渊、任嘏,时并童幼,玄称渊为男器,嘏有道德”;裴松之《三国志注》载:“昭先名嘏,别传曰:嘏,乐安博昌人,世为著姓,夙智性成,故乡人为之语曰:‘蒋氏翁,任氏童’。父旐,汉末,黄巾起,天下饥荒,人民相食。寇到博昌,闻旐姓字,乃相谓曰:‘宿闻任子,天下贤人也。今虽作,那可入其乡邪?’遂相率而去。”“太祖创业,召海内至德,嘏应其举,为临淄侯。庶子相国东曹,属尚书郎┄┄。帝嘉其淑慎,累迁东郡、赵郡、河东太守。”西晋陈寿和刘宋范晔,都称乐安任嘏,南朝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才提到任嘏为乐安博昌人,尔后唐房玄龄《晋书》也说任恺为乐安博昌人。因此,任氏为乐安博昌人的提法,出自南朝人之手。
任嘏在太祖曹操、文帝曹丕两朝任职,累迁东郡、赵郡、河东太守,但他的封地、食邑在临淄。《三国志·魏书》载:“咸熙元年,晋王奏建五等,诸侯地七十里,邑千六百户。”任嘏的食邑地、生活基地在临淄。
西晋陈寿谓任嘏为乐安人,范书郑玄传谓”乐安国渊、任嘏”,刘宋裴松之《三国志注》中,谓任嘏为乐安博昌人,并讲黄巾到博昌后不入任家。
上述记载表明,与任嘏相关的人物前辈有郑玄,同辈有国渊。与任嘏父任旐相关的事件有黄巾军。
郑玄(127—200),北海高密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名士孔融任北海(都剧,今寿光、昌乐交界处)相时,举贤良郑玄、邴原等人,特重用郑玄,黄巾起义时,北海相孔融及郑玄子郑益恩被包围,郑玄子战死。郑玄父子有段时间生活在北海剧县,也因此授业任嘏、国渊。
国渊,《三国志·魏志·国渊传》载:“乐安盖人也,师事郑玄。”钱大昕曰:“盖县属泰山,不属乐安。盖,当为益字之伪。”《大清一统志》:益县故城,今山东青州府寿光县西二十里丰城镇。国渊生卒年代不详,但据《国渊传》载: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太祖征关中,以渊为居府长史。”由此可知,任嘏和国渊大致出生在公元200年以前;光和七年(184年),青州成为黄巾军的集结点;公元184至191年,黄巾军在青州地横行无阻。根据这些资料判断,任嘏父子生活的年代,大致在公元150至250年之间,也就是东汉晚期和曹魏的早期。
(2)任恺
《晋书·任恺传》载:“任恺,字元裒,乐安博昌人也,父昊魏太常,恺有识量,尚魏明普女,累迁中书侍郎、员外散骑常侍。晋国建,为侍中,封昌国县侯。恺有经国之干,万机大小,多管综之┄┄。帝器而昵之,政事多谘焉。”任恺,乐安博昌人,父亲任昊为魏太常博士,掌宫廷礼祀之事。任恺初为魏臣,晋代魏后,为侍中,封昌国县侯,为晋武帝司马炎的心腹。任恺父子是魏晋交替前后的人物,大概生活在公元250年至280年之间。任恺封昌国县侯,昌国县是他的食邑,昌国在今淄川县东北40里,今益都县与寿光县的交界处。
(3)、任让
《晋书·苏峻传》载:任让是苏峻的参军;《魏书·司马壑传》载:任让为峻谋主。总之,任让是苏峻的心腹高参。苏峻在身处逆境犹豫不决时,都听任让指点。苏峻被害分后,“任让等共立峻弟逸为主”。苏峻败,余党或在战场被剿灭,但有很大一部分被朝廷俘虏,如《苏峻传》载:“吴兴诸军击健(苏峻部下张健),大破之,获男女万余口。”苏峻高参,乐安令任让的下落不明。
上述资料显示,后汉任光后人任世为北乡侯,在今临淄东北;汉末魏初任嘏为临淄侯;魏晋过渡期的任恺为昌国县侯,在今临淄东南;西晋东晋过渡期的任让为乐安令。这任氏四代,封地或为官虽然都在临淄附近,但由于中间时间跨度较大,或者是因文献资料缺失,从文献上还找不出他们之间的血缘和谱系关系,但他们都是乐安任氏族人、同族同宗,这一点毫无疑问。另外,任世是乐安任氏之祖,任让是南迁任氏之祖,这一点也可以肯定。
二、 乐安博昌地望
(一)、博昌地名十分古老
春秋时有博昌邑;战国时,博昌就是古青州的一大地名,“齐负郭之民章,千乘博昌之间方数百里”(《战国策·齐六》);汉博昌是驾船者的产生集聚地,“臣愿与子男及临淄习弩、博昌习船者请行死之”(汉书·卜式传))
(二)、博昌地望
1、博昌地望一般
《后汉书·郡国志》载:“博昌有薄姑城。有贝中聚。有时水”;《元和郡县图志》载:“博昌县,本汉旧县,属千乘郡”。博昌县是汉县,属千乘郡,博昌县里有簿姑城、贝中聚和时水。《续山东考古录》载:“薄姑国城在(博兴)东南十五里,今柳桥”;《咸丰青州府志》载:“汉于贝邱之北置博昌县,故城在今县(博兴)东南二十里”;
王汝涛点注《续山东考古录》曰:“殷薄姑国:遗址在今博兴县城东南十里寨郝乡寨卞村北;齐贝丘邑:遗址在今博兴县寨郝乡东南部”⒆
博昌有薄姑城、贝中聚(贝丘),《续山东考古录》及王汝涛等人的点注,把古簿姑定位在今博兴城东南十里的寨郝乡寨卞村北,把齐贝丘定位在今寨郝乡东南部,把古博昌定位在今博兴城东南寨郝乡寨郝村南,按此说,古簿姑、博昌、贝丘基本在一地,即今博兴东南的寨郝乡。《重修博兴县志序》又载:“博兴在昔为蒲姑旧壤。汉初为博昌县。后唐改称博兴。”由此可以笼统地说,古博昌就在今博兴的东南部。
但薄姑、古博昌城的具体方位及古博昌县的疆域范围,史书的说法依然模糊不清,或者说矛盾重重。
关于博昌的南界:
《括地志》载:“薄姑故城在青州博昌县东北六十里”。《元和郡县图志》也载:“蒲姑故城,在(博昌)县东北六十里。”既然薄姑故城在今博兴东南十里的寨郝乡,那博昌故城就应在寨郝乡西南六十里。寨郝乡西南六十里,已经远远超出今博兴地,到了今桓台了。
《水经注》京相璠曰:“博昌县南近渑水,有地名贝丘。在齐城西北四十里。”是说博昌在北,贝丘在南。若博昌定位在寨郝乡寨郝村,那贝丘还在寨郝村南。“观贝丘在博昌南,而去齐城四十里”(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博兴》)“薄姑城,临淄县东北十五里。”(《读史方舆纪要》)如果贝丘离齐城才四十里,或者说薄姑城在临淄东北十五里的话,博昌县的南界与齐城临淄就很近很近了,甚至可以说古博昌县南界已深入到今临淄地了。
另外,汉时,唯独把千乘郡的博昌县划归了齐国。“武帝元狩六年同时分封三子为王,燕王、广陵王皆不得整郡之地,唯齐王闳是爱子,故全有齐郡。闳之齐国领有博昌县,而博昌于《汉志》属于千乘郡。”⒇汉时把千乘郡的博昌县划归齐国,表明博昌与齐,不仅距离近,而且还有历史的渊源,即北乡属齐。
博昌的北界
《水经注》载:“济水又东北,迳乐安县故城南。”说明古乐安在济水之北。王汝涛点注《续山东考古录》载:“乐安县,汉置县,晋省入博昌县,遗址在今博兴县博兴镇博兴城。后汉乐安县同此注。”
(21)《读史方舆纪要》也载:“今(博兴)县则汉乐安县城也。本属千乘郡。后汉属乐安国。晋省。唐初,复置乐安县。”由此观之,古乐安县就在济水(现小清河即古济水遗存)之北的博兴镇。济水(今小清河)北是乐安界,古博昌的疆域只能在济水之南了。
综上所述,史书中的古博昌县与现在的博兴县不完全重合。汉博昌的南界比现在的博兴更靠南,可能已延伸到今桓台、临淄以北的地区,也就是古北乡的地域了;其北部,济水以北属乐安,也就是今博兴北部,包括博兴县城,古属乐安,不属博昌。
2、博昌地望特殊
博昌虽说是古千乘郡、乐安国(郡)众多县中的一个县,但不知是何原因,博昌与其它县不同,它有一些特殊的历史内涵。因为它特殊,因此文献记载中的“博昌”,经史学家一直争议不断,比如:
①《战国策·齐六》:“夫千乘、博昌之间,方数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说明战国时,千乘、博昌是齐国的两个大地名,方数百里。
②《国策地名考·卷四》:“东安平,正义云:在青州临淄县东,古纪国之酅邑。┄┄应劭曰:‘博昌西南三十里有安平亭”。应劭,东汉大臣,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做了五个月的营陵(今山东昌乐)令,后擢为泰山太守。因应劭在古青州做过官,并在这个地区与黄巾军长期作战,他说“博昌西南三十里有安平亭”,应无错。安平亭在临淄东十九里,博昌西南三十里有安平亭,也就是说安平东北三十里有博昌县。安平东北三十里,从今地图上说,相当于今寿光、广饶交界的牛头镇地区。东汉大臣应劭说的博昌,与今博兴不在一地。
③《汉书·卜式传:“会吕嘉反,(卜)式上书曰 :‘臣闻主愧臣死群臣宜尽死节,其驽下者宜出财以佐军,如是则国不犯之道也。臣愿与子男及临淄习驽、博昌习船者请行死之,以尽臣节。”卜式是齐国相,在齐辅政多年,对齐国经济地理都很熟悉。为尽臣节,“愿与子男及临淄习驽、博昌习船者请行死之”,表明博昌是出海口,因此有才大量出海驾船者。临淄习驽、博昌习船是汉时齐国的两大专长。习船者在博昌,说明博昌是个出海口。
④郭璞《山海经·海内东经》注云:“济水自荥阳东,经陈留,东北至高平,经济南,至乐安博昌入海。”《水经注疏·济水》会贞按:“《汉志》济水东至琅槐入海,与《山海经》合。后汉省琅槐,入博昌。故杜预《左传·注》言,济水至博昌入海。”杜预,西晋军事家、经学大师,郭璞东晋训诂大家,他们都认为,济水东至博昌入海。济水原本从琅槐入海,但后汉将琅槐省入博昌,所以又言济水从博昌入海。这也与上述“博昌习船”相吻合,说明博昌是入海口。
关于济水故道和琅槐地望,史上虽有争论,但大致结论比较明确。(清)汪远孙在《汉书地理志校本》中曰:“济阳之流(大清河)日盛,则章丘之流(小清河)日微,故刘豫偃泺水使东以益之,其行者实济水故道,而志家反以济阳之大清河为古济,舛错殊甚然。”小清河即古济水故道
关于古琅槐,《水经注》云:“济水东北至下邑南,东历琅槐县故城北。《地理风俗记》曰:博昌东北八十里,有琅槐乡,故县也。”守敬按:“《一统志》,在乐安县东北一百十里。”另外,从经志记述的淄水入海线路,也能看出琅槐的大体位置。
《水经注》:“淄水经东安平城北,又东迳巨淀县故城南,又东北迳广饶县故城南,又东北马车渎水注之,乱流,东北迳琅槐故城南,又东北至皮邱坑入海。”而《大清一统志》简化为:淄水“又东北,迳东安(即安平)县南,又东北迳寿光县,东北合清水泊入海。”
按照这些说法判断,琅槐大致方位在今小清河入海口附近。
三、 结束语
1、乐安任氏的远祖,根据史料记载,应为任光后人北乡侯任世;乐安博昌任氏的始祖,有据可查的是任旐、任嘏父子。任旐是大贤人,黄巾军对他都十分敬重。任嘏少读五经,兼包群言,是经学大师郑玄的得意门生,太祖创业,封临淄侯,累迁东郡、赵郡、河东太守,著书38篇,是一代贤良名士,可谓乐安博昌任昉的始祖。
2、跨越三国与西晋的任恺,是乐安博昌任氏的又一贤良名士,魏时任中书侍郎、员外散骑常侍,武帝建晋代魏后,深得武帝重用,“万机大小多管综之”,封昌国县侯,曾任吏部尚书、光禄勋,是西晋朝廷中的核心人物。
3、乐安令任安,是乐安任氏南渡的祖先,因参与苏峻之乱,下落不明,其族人和子孙后代,肯定对其有所隐匿。任昉,一代名士贤良,四岁能诵诗书,他应记得他的祖父,但《梁书》、《南史》任昉传中,只提父辈人物,对任昉祖,只字未提。其原因,一种可能是任昉祖早逝,另一种可能就是因有隐情,如任让之事,不得不隐。
4、任昉出生和生活地,只能在京畿附近,因任昉父任遥、伯父任遐,都是刘宋、南齐朝中的重要官员,尤其在光禄勋任职,而光禄勋是主管宫廷事务的。他们主管宫廷事务,却把家小和生活居地放在江北广陵,一年半载可以,不会长久。
5、在士人籍贯、门第至上的南朝士族制度下,说任昉是乐安博昌人,如杨赛先生所言,“主要表明他是北方来的高门士族”,甚至如王仲荦先生所言,只是表明“他们高贵的标帜”,对“乐安博昌”并没有确切的年代、地望指认。因此,在探求乐安博昌地望时,既要重视刘宋范书所言,更要重视汉、晋的经学大师应劭、杜预、郭璞对“博昌”的地理定位,即济水经博昌入海或济水经琅槐入海之说。因此汉博昌与今博兴,不是始终如一的重叠关系,后人说的“乐安博昌”,其地域范围比今博兴要宽广的多。
6、“历史正史,凡有《地理志》者,其所载政区均非一朝经制,而是某一特定年代的切面,如此要正确运用历代正史《地理志》所载政区,就必须首先明了此志政区的标准年代。”(22)由于众史家说“任昉是乐安博昌人”时,对乐安博昌并没有指出确切的年代限定,而乐安博昌又不断变迁,因此产生方志中的矛盾记述。对这种矛盾记述,一些方志学者的观点是:“对一些无史料依而目前又不能明确解释清楚而下定论的历史人物里籍,应采取疑则存疑,并存不废的原则,不搞一家之言,把那些存在争议的说法不妨都写上去,让后人来用新材料证实。”(23)因此,对任昉籍贯(里籍)乐安博昌的多种记述方法,维持现状也最为可取。
(完稿于2016年1月18日星期一)
参考资料
⑴ ⑵⑷张基地:《任昉里籍略考》,2010年8月10日网上稿本)
⑶杨赛博士论文:《任昉研究》
⑸杨赛:《任昉与南朝士风》第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⑹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第363页, 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
⑺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第454页, 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
⑻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第457页,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
⑼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347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⑽夏欣期、胡林辉:《方志编纂中的人物里籍争议之管见》,上饶师专学报(社科版)1988年第一期。
⑾《通鉴纪事本末·卷九》第751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⑿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第370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
⒀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第335、336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
⒁杨赛:〈任昉与南朝士风〉第3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⒂陈盘:《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第12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⒃《资治通鉴》第1700页,中华书局1956年版。
⒄(同上)
⒅周振鹤:《西汉齐郡北乡侯国地望考》,栽《复旦学报》历史地理增刊。
⒆王汝涛点注《续山东考古录》第416、417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⒇谭其襄:《汉书地理志汇释》第208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21)王汝涛点主《续山东考古录》第417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22)孔祥军:《〈晋书·地理志〉政区断代考》,《书品》2007年第三期.
(23)夏欣期、胡林辉:《方志编篡中的人物里籍争议之管见》,《上饶师专学报(社)》1988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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