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根在寿光岳寺李
一、我的根在寿光岳寺李
我出生在寿光，我的根在寿光。我在寿光生活了十五年，它奠定了我一生的的基础。从小看大，我的生命、我的语言、我的社会意识，都打着一个明显的“寿光印记”。而我不论走到那里，不论我和我的生活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这个“寿光印记”始终如旧，她影响左右着我的一生。
我离开寿光已经58年，如今的寿光，如今弥河边的那个村庄，和我记忆中的那个寿光、那个村庄，已经有着天壤之别。现在的那个日新月异的寿光和那个村庄，已与我越来越遥远，越来越陌生，但由于我的根深扎在这方土地上，所以我与她依然难分难舍，我依然深深地热爱着这片土地。
我常分析思考，我的寿光情结到底是什么？想想古人，想想那些远离故土的游子，问题很简单，即人们天生具有的甚至于动物都具有的恋祖、恋土、恋乡的本能。
我是谁？我从那里来？这是个最原始也是个最神圣的提问。当我提出并思考这个问题时，我就不由得想起我的祖先，我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还有外公外婆等等。他（她）们的灵魂都在这片土地上，我与他（她）们及埋藏他（她）们的那些黄土的联系，是血脉的承继，是灵魂的呼应。这片土地对我来说，非常神圣，我对她不仅十分依恋，而且无比敬畏。
我生长在弥河边。弥河，可以说是寿光的母亲河。据我父亲说，当年我家只有两间毛草小屋，从窗户里就能看见弥河的岸边。我的童年，很多时间就消磨在这条清彻透底的弥河和它的岸边。我们家种的地，有的在西坡，也有的在东河、北河。这些黄土地，是喂养我的乳汁，它把我养育到十五岁，我永远忘不了它们。
弥河边的岳寺李村，有我的叔叔大爷，哥哥姐姐、邻里同学和我的启
上述那些地儿、那些人、那些事，都深刻在十五岁我的记忆里。老人的生理特点就是近期记忆很差，而远期记忆力还好，越老越想家，这就是我写《探寻寿光古国》的缘由和背景。
写了这本书后，我与寿光的情结又多了一些文化的纠葛和认同。《尚书·禹贡》有“潍淄其道”语，位于潍水、淄水这两河流域的古寿光地，是东夷文明的发源地。古寿光地，东邻潍水，西邻淄水，南邻沂水，北邻济水。济水，发源于王屋山，即今河南与山西交界处，下游为今小清河故道。济水与黄河流域，是三黄五帝的活动区域。从寿光北部沿小清河逆流而上，就到了帝喾、帝尧和舜、禹二帝的活动中心。因此，济水是东夷文明与中原华夏文明交流融合的一条大干道。古己国族的先人就是沿着这条干道，往返于华夏与东夷，往返于故土与三皇五帝的大本营。
二、贫苦与温馨的童年
我出生在1937年8月，也就是“七七芦沟桥事变“的那个年月。可以说我是出生在一个战乱的年代。1939年，共产党领导的寿光独立营扩编为寿光独立团。可能就在这个时期，我父亲李英魁加入了共产党，并投奔马保三领导的抗日游击第八支队，然后进入清河军区。我父亲后来回忆这段惊险的经历时，还讲到我在中间的一个小故事。1939年，日军，国民党第十五旅、共产党领导的“八支队”三股力量在寿光进行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很紧张，作为地下党员的我父亲隐藏起来了。两岁多的我在街上玩，有人问我你爷（父亲）呢？我说在家里。隔墙在家的父亲听到后知道已经暴露，立即离开家门，在半路上借了本村人的一个拾粪的篮子，背着就向北奔向了清河军区，从此一去十年不返。
我童年经历过日军的扫荡。我四、五岁的时候，一次日本鬼子进村了，我奶奶领着我逃到东河崖头下。鬼子到各家抢东西，然后在李作才的场院里清点，我从崖头上伸出头来看了一眼，远远看到鬼子围成一圈。可能是过了一年，我奶奶去世了，那天正巧日本鬼子又进村了。村里的人都逃了，我们家要守着奶奶，鬼子到了我家看了看我奶奶的遗体，就走了。这是我近距离看到了日本鬼子。我上小学时，上面给发两套教材。一套是中国的，黑白的，纸很粗糙。一套是日本的，彩色的，纸很厚。平时念中国的书。日本鬼子来了，把中国的书收起来，把日本鬼子的书摆在桌子上，应付差使。
我的童年，现在回忆起来就是穷苦。父亲走了，奶奶去世了，家里只有爷爷、母亲和我。我的爷爷是个没有文化的特别老实的农民，不知道是因为想儿子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有些呆傻，跟谁都不说话，但自言自语，还经常唱几句“吕腔”戏，村里人叫他“嘲巴”。母亲是小脚女人。这样家里虽有几亩地，但既无肥料也缺乏管理，年年收成都不好。
我记忆中，常年就是红高梁煎饼和扁豆（在墙角自己种的）咸菜。所谓做饭，就是冬天的早晨和晚上在锅里放一点点小米，熬一些汤，并在蓖子上把煎饼腾热，吃个热乎饭，从没有吃过油水和炒菜，但也从没有饿过肚子。还有件事也确能说明当时日子穷困，就是睡觉的坑上没有褥子和枕头。那时的乡下人没有内衣，坑上只铺着一领席，小孩光屁股砧被窝很凉，大人就在做饭时的锅灶里放块砖，然后用烧热的砖给小孩暖被窝。在我的记忆里，我们没有枕头，我跟我老娘都是一人枕着一块砖。我们村前的弥河，当时是十五旅与八路军的一条分界线。今天十五旅从弥河南岸打过来，明天八路军又从北岸打过去，弥河崖上的我们村，始终是个战场。我父亲是八路军，村里有的人叫我是“八路羔子”。当时我的生命确实有些危险，所以晚上我母亲就和我住在邻居四娘家里。夏天我们就睡在院子里，秋天我们就睡在门楼里。我记得睡觉时，把一领箔铺在地上，一床被子一半铺在下面一半盖在上面。有一次天亮后，看到被子上都是雪。现在回忆起来，我童年时的生活确实苦，但当时并不觉得有多苦，因为那时还不知道自己那种生活之外的好生活是个什么样子。再就是有母亲在的儿童生活就不会太苦，不管生活多苦，母亲会想方设法呵护你，苦的是母亲。
现在回忆起来，对苦的记忆不如对温馨的记忆强烈。可能儿时生活中好日子太少，所以对一点点好，都永生不忘。什么是母爱？就是母亲为了子女的自我牺牲。我儿时的农村，夏天的蚊子简直是铺天盖地。傍晚你站在房门口，蚊子的叫声嗡嗡作响。那时没有蚊帐，我像我的爷爷奶奶一样，晚上就在这种千万只的蚊子叮咬下睡觉，所以我现在被子蚊子咬了以后，即不起泡也不痒，只是一个小红点，对蚊子产生了抗咬性。夏天屋里又热又有蚊子，我记得五、六岁时，半夜一觉醒来，我趟在院子里的一张方形椅子上，上面支着一把破伞，母亲坐在地上用一把蒲扇给我扇风躯蚊。这一幕一辈子都忘不了，感到非常温馨，也使我知道了什么叫母爱。
我爷爷的晚年，非常孤独和凄凉，但他对我这个孙子，可以说有着忘我的爱。他身无分文，但为了孙子，他千方百计去弄个角儿八分的钱。有时砍点柳条编个筐，有时弄点野蒿编个蒿绳卖。但弄的这些东西不像个样，所以也卖不出去。他唯一成功的一件事就是帮助村里一位又聋又瞎的光棍汉领路。村里这个又聋又瞎的人手很巧，，无儿无女，生路就是用泥垛炉子卖。我爷爷有时帮他到崖头取土，或者帮他赶集卖炉子，这个聋瞎人分给他点吃的，像果子（油条）、扒咕（绿豆做的），爷爷都舍不得吃，揣在怀里留给我吃。虽然外间说他是“嘲巴”，但他心里确有一股强烈的爱，忘我地爱着他的孙子。一根油条，一个扒咕，这是他竭尽全力也是他唯一能做到的爱。现在想起来，我是他活在世上的唯一的精神寄托和希望，是我，支撑着他继续活在那个对他冷若冰霜的世界上。
我想信心灵感应。大概在我七、八岁的时候，那是个不知道自己是谁，只知道疯玩的年岁。但这年冬天，我突然产生了对爷爷的怜悯之情，因此不管在外面如何疯玩，一到天黑就赶快回家抱一些柴火，在爷爷的屋里点起来，给他暖和暖和屋子，让他烤烤火再睡觉。天天都是这样。在七、八岁的幼小心灵中似乎有一种冥冥的感情冲动和提示，我的爷爷已经来日不多了。有一天，我抱着柴火进屋后，看到我的爷爷趴在床上，一条腿还在床下，一动不动了。我于是招呼我娘和邻居，我爷爷就这样一声不吭地走了。
三、 新中国成立了，我也获得了新生。
解放前的两年，战争频繁，学校停课，我们都成了野孩子。新中国成立后，一片新气象。我记得1950年春节，各乡各村，敲锣打鼓，扭秧歌打花棍，走街串巷，我当时是秧歌队的队长。学校复课，全乡的学校，活动频繁，老师评比，学生演讲比赛，到处热火朝天。
1952年我胡营完小毕业后，我父亲把我接到天津读中学。从此阔别家乡，踏上了新的人生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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