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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术史视野下的中国先秦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杨希枚集》读后

 

 

刘 红

（中国文化部艺术服务中心《美术观点》编辑部  北京100089

韩 毅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北京100010）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希枚研究员的著作——《杨希枚集》，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之一种，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06年10月出版。《杨希枚集》精选了著名历史学家杨希枚先生20世纪后半叶在海内外用中英文发表的关于中国先秦史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文章，共计16篇。该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杨希枚先生在中国先秦史研究领域里所作出的贡献，内容涉及先秦时期姓氏制度研究，赐姓制度研究，联名制和名与姓的起源关系研究，人种学和民族学研究，古史考辨，神秘数字研究和研究方法论等领域。杨希枚先生长期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哈佛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他的研究具有广泛的国际学术视野。他的一系列文章具有较强的学术开拓性、考据性和创新性，代表了20世纪中国学者在国际先秦史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之一。读罢该书，笔者认为有以下四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注重学术研究的开拓性

学术观点的提出和求证，是学术永葆生命力的根本要素。杨希枚先生依据充分的文献材料和人类学、考古学证据，对前人的观点或前人未能合理解决的、甚少论及的悬案、难题，提出自可备一说的新解。

关于先秦姓氏制度、赐姓制度和联名制研究，杨希枚在《姓字古义析证》、《论先秦姓族和氏族》等文中，对“姓”、“氏”二字的古义进行了精细的辨析，提出了先秦的“姓”和“氏”各有三种涵义。“姓”包含了子、族、民三层涵义，“氏”包含了个人、族属和帮国（王朝）三层意思。在《论晋语皇帝传说与秦晋联姻的故事》文中，指出黄帝父子或同姓或异姓，乃源于母系姓族。在《〈左传〉“因生以赐姓”解与“无骇卒”故事的分析》、《汉姓氏与“孙以王父字为氏”制度》和《论久被忽略的〈左传〉诸侯以字为谥之制——兼论生称谥问题》等文中，杨希枚对先秦赐姓制度和联名制进行了研究，认为先秦分封制度下“赐姓”的“姓”应指“民姓”，赐姓与胙土（裂土）、命氏（封国）为分封制度的三要素，先秦的分封一般不改姓。“联名制”是过渡的姓氏制度，是秦汉时期姓氏来源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些观点的提出，极大地开拓了中国先秦史中姓氏学研究的内涵和外延。苏联学者刘克甫、日本学者伊藤道治和“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教授等，纷纷写文章对杨先生的观点加以肯定和介绍。

关于殷墟头骨的测量与人种学的研究，杨希枚在《河南安阳殷墟墓葬中人体骨骼的整理和研究》、《卅年来关于殷墟头骨及殷代民族种系的研究》、《古代饕餮民族考》和《论汉简及其他汉文献所载的黑色人》等文中，比较熟练地运用古文献并注意地下新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简牍资料，通过对昆明、安阳殷墟等地考察，根据测量数据分析，得出这些头骨应属于不同种系的民族，其中大多数属于古典蒙古人种，其次为海洋类黑人种，还有爱斯基摩印第安人种，波里尼西亚人种和欧洲的高加索人种等结论，说明了构成中华民族的人种不是单一的蒙古人种而是多种系的。这些创建性的论述，不仅得到了国际权威专家的认可，也为近年来的地下考古发现所证实。美国哈佛大学杨联陞教授、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李济教授等，对他的观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关于先秦神秘数字的研究，杨希枚在《中国古代的神秘数字论稿》、《略论中西民族的神秘数字》等文中，提出了神秘数字是宗教象征主义研究的部分，从神秘数字可以研究早期中国的宗教信仰。他认为神秘数字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念和天人合一的思想。他的这些论述，是中国学者系统研究神秘数字的第一人，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轰动。美国哈佛大学杨联陞教授和当代中国历史学家张政烺教授，依据杨希枚先生的观点，成功地破解了刻在商周时期甲骨、青铜器和陶石器上的奇怪“数字”，因而轰动了国家学术界。

二是注重对史料的考据和解读

先秦古书因年代久远，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讹误、增改甚至伪造。在利用先秦史料从事研究时，不免让人小心谨慎，生怕对所用认识不够而涉笔成误。在《〈论语·子罕〉章句问题评断》、《从七出谈到三归——有关古代婚姻和经济制度的一些史料的讨论》等文中，杨希枚将史料的辨伪作为第一要务，对传世先秦两汉古籍，都辨析了其作者、篇名、著作年代、版本流传情况。尤其在《〈论语·子罕〉章句问题评断》文中，杨希枚对宋儒史绳祖“与命与仁”中“与”字进行了考证，得出了“与”字为动词的结论，因而化解了史氏学术上的千古悬案，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三是注重对历史传说和文献记载相结合的研究

20世纪初疑古派兴起后，中国早期的历史传说被一概否定。在《再论尧舜禅让传说》一文中，杨希枚对先秦的典籍进行了全新的疏理，认为中国早期的历史传说有一定的史实背景，或者是史实，而非虚构。他提出了不可轻易否定五帝时代和尧舜禅让传说的主张，应将历史传说和文献记载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他的这些论述，对20世纪后半叶完成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和目前正在进行的“国家起源研究”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起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是注重对历史研究方法的探索

在《当代语言哲学与人类文化史的研究》一文中，杨希枚对历史科学的研究方法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他认为，史学研究方法之正确与否，决定着史学研究之成败。先秦史学之研究除掌握必备的历史文献外，还需重视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和文化史领域的知识，从而将历史学研究变为“准实验性的或准自然科学的趋向”。

中国先秦史是一个古老而又新兴的学科，杨希枚先生倾其一生的经历，做出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科体系，对推进中国先秦史研究的国际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