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知北游按：“有虞氏”为一代之说，仅见于战国文献，将虞、夏、商、周并称为“三代”，其中虞、夏被看做是一代，儒家编《尚书》也把虞、夏之书编在一起称为《虞夏书》，理由是“虞夏同科”。
后来史学界很多否认夏的存在，虞就更不予置辩。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战国时代盛传的一些古帝王故事，有“托古改制”的情况存在。战国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也是一个古史记载大爆发的时代。其中很多学派为了张扬自己的主张，都要依托一个“古代”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在他们心目中，越远古的时代越是“黄金时代”，越古老的帝王越是“圣哲明王”，然后把他们的理想依托到这个古帝王身上和这个时代中，所谓“托古改制”，故墨家依托禹，儒家依托尧、舜，道家依托黄帝，农家依托神农（炎帝），方术家依托伏羲，等等，越是后出的，依托的人物越被说成是更古老的。后人不知道这里面的情形，把这些依托都承认下来，就形成了一个虚构的“上古史系统”，汉代的纬书《春秋纬命历序》就对这些帝王系统作了一次大整理，被后来一些讲上古历史的书如《帝王世纪》等所因用，到了南宋罗泌作《路史》，就形成了一个庞大复杂的上古帝王系统，但是里面基本上都出于这种层累地虚构和编造，真正具有历史价值的东西微乎其微。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徵，知道的古史越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战国诸子所依托的古帝王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从古记和传说中去挖掘一些国家关于祖先的传说和传承谱系（也就是这个时代，大量的口传历史被记录成了文字），把他们装饰成理想中的古帝王，黄帝、炎帝、尧、舜、禹之类就属于这种，因为周代有很多国家被认为是这些古帝王的后人，这些说法中，包含有历史的影子，有些的确是比较古老的历史传说，对我们了解上古三代史是有参考价值的。但里面也有诸多讹传和编造的成分，比如黄帝（皇帝）、帝喾、帝舜本来就是一人，而被分化成三人，还给编排了不同的世系和故事，设定了不同的人物特征，这都是不可信的；一种是刻意编造，比如容成氏、尊卢氏、大庭氏、有巢氏、燧人氏等等，这些可能本来只是一些古代氏族的名称，并非一代之王，一些学派只是听说有这么个氏族名称，就拿来演绎成上古的帝王名，还给他们编造了一些故事，这一种的说法最不可信。
在这些传说中，除了夏、商、周之外，有虞氏应该是相对可信的一个传说，因为虞的确应该是一个朝代，也就是传说的“五帝时代”，本来有完整的世系，传承了四代五帝，只不过后来澌灭了，只保留在《山海经》以及一些零星的古传中（可参看拙文《〈海经〉“群帝”考》，《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所以，杨向奎先生提出“应当给‘有虞氏’一个应有的历史地位”是颇具卓识的，后来王树民先生也写了《夏、商、周之前还有个虞朝》一文（《河北学刊》2002年第1期），阐述了相同的观点；罗琨先生也写了《“有虞氏”谱系探析》一文（《中原文物》2006年第1期），对有虞氏的世系做了辨析。这些做法无疑对研究上古史是有益的探索，其主要观点笔者都比较赞成，故先将杨向奎先生的文章转载于此，供同好参考。
原文是用繁体，兹据原文以简体录入，并修改了部分标点问题，如有疑问，请核对杨先生原文。
在中国的古代史上，虞夏两代，还是应当大力来研究的对象；这两代不同于传说中的其他三皇五帝。其他三皇五帝的历史故事只是限于他们本身，并没有世系，有关于生产方面的记载更少了。说明着那只是原始社会时期一些有名的酋长，还没有发展成为父系家长的社会，所以没有世系可言。没有铜器，更没有铁器，生产力是低微的，所以有关生产方面的情形，也没有传下来。虞、夏两代，尤其是夏代和过去不同了，记载上有关于他们的世系传说，有关于他们的生产方面的传说，也有一些关于他们的社会组织的传说。我们还不成熟的判断，这时也许是父系家长制的时代了，是奴隶制开始阶段。
关于夏，我们留待以后说，如今先说有虞氏。有虞氏的系统，在太史公的《史记》中虽然有些记载，但没有完全综合起来，我们根据各种记载，可以知道有虞氏世系的大概情形。《史记·陈杞世家》曾经有如下的记载：
陈，颛顼之族，陈氏得政于齐，乃卒亡。自幕至于瞽叟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至于遂，世世守之。及胡公，周赐之姓，使祀虞帝。
由此我们知道虞舜是颛顼之后，颛顼之后有幕，有瞽瞍，有舜，有遂，有胡公。幕和瞽叟也是传说中有名的人物，《国语·郑语》说：
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疏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候伯。
又《鲁语》说：
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
以上和虞幕来相提并论得全是各族最有功有德的祖先，全是有创作有发明的历史人物。虞幕的成就是“听协风以成乐物生”，也许是在音乐上有所发明？瞽瞍在儒家的传说中不算一个好的人物，然而那是伦理化了的结果，原始的传说中并不如此。《左传·昭公八年》记载有虞氏的事跡道，“自幕至于瞽叟无违命，”可见他还是一个有作为的人。瞽瞍和舜也是对于音乐有过贡献，《吕氏春秋·古乐篇》说：
瞽瞍乃拌五弦瑟以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命延，乃拌瞽瞍之所为瑟，益之八弦，以为二十三弦之瑟。
通过以上的说明，再加上《史记·五帝本纪》关于舜的世系的记载，我们知道有虞氏也是有世系可查的，虽然其中也许漏掉了许多。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绝对没有世系的记载传下来。有虞氏应当是处于氏族公社逐渐解体的时代，在这个时期内，男子家长起着领导的作用，出身与族籍不是依妇女的系统来计算，而只是依男子的系统来计算。对偶家庭发生变化了，以富有者（父系家长）为家庭主脑的对偶家庭，转向新式家庭，家长式的家庭了。在中国古代，尤其是有虞氏，有关于“二女”的传说，应当是由对偶婚姻走向一夫一妻婚姻的过渡形态。恩格斯曾经指出家长式的家庭在对偶的与一夫一妻的家庭形式之间的过渡地位：家长式的家庭是一种社会经济细胞（其不同于对偶家庭之处），但不是已形成的一夫一妻制家庭，而是正在形成中的一夫一妻制家庭。这时的家庭还没有自己的土地，但私有的动产（畜牧，生产工具，奴隶等）却已日益强固了。私有财产造成了个人的交换，个人交换引起了各个氏族内部的财产分化的增加；于是在自由人（奴隶主）内部发生了少数富有者与多数贫困者的分化。
有虞氏时代有些什么原料的生产工具，还有待于考古学上的发掘，根据记载，比如《尧典》“击石拊石”，可以知道这还是石器时代，可能是新时期时代的末期，已经有了奴隶制的萌芽。这已经不是氏族公社向上发展的阶段，而是向下发展的阶段，是它解体的阶段了。有虞氏在种族上应当是东夷的一支，东夷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有许多贡献，如太昊有制八卦的传说，有用火食的传说，少昊、伯益一支以畜牧著名，皋陶一支以制刑著名，而一切夷族全以制弓矢著名，同时夷族也是陶器的发明者，《韩非子·难一》有云：
东夷之陶者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
《周礼·考工记》也说：“有虞氏尚陶。”又《礼·檀弓》云：“有虞氏瓦棺”，郑注，“有虞氏上陶”。《御览·礼仪部》引谯周《古史考》云：“舜做瓦棺”。
这些发明在社会发展史上全是重要的。蒙昧时期的中级阶段是从食物中用鱼类和使用火开始的；那末太昊火食的传说，正好相当于此时。而蒙昧时期的最高阶段，是从弓矢的发明开始的，猎物因为有了弓矢，便成为日常的食物，东夷之发明弓矢的传说，应当属于这个阶段。弓矢是蒙昧时期的决定武器，正如铁剑为野蛮时代，枪炮为文明时代的决定的武器一样。然而这个时期还不知道所谓陶业，野蛮时期的最低阶段，是由制陶器术的应用开始的；东夷在这方面的传说普徧极了。
由以上的传说我们知道在社会发展史中的蒙昧中期到野蛮中期的历史，东夷和有虞氏的活动正是最好的说明。而八卦及制刑的传说，应当是野蛮时期的最高阶段，有了文字，奴隶制有了萌芽，同时有了制裁奴隶的刑法。
家长式的家庭虽然没有自己的土地，然而已经走向土地私有制的过渡时代了，这不仅是逐渐地来进行，而且是和对偶婚姻向一夫一妻地过渡平行进行的；这同时也就说明了不动产私有制与一夫一妻制两者的起源。在虞舜时代，还看不到私有土地的证据，但有有关于私有动产地传说，如《孟子·万章》篇说：
象曰：……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
他并且要“二嫂使治朕妻”，我们知道是婚姻方面的过渡形态。有牛羊有仓廪，这在生产上是畜牧业与农业生产的结合。舜有耕于历山的传说，而伯益“能驯上下草木鸟兽”，全可以证明这种事实。根据其他的记载，有虞氏的畜牧业是发达的，“虞”字本身就和畜牧业有关，而东夷普徧有着畜牧传说。
《书·尧典》是有关于尧舜的记载，其中曾经说尧把舜：
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
这两句话牵涉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有关于生产方面，一个问题是有关于他们的居住地方。太史公说“大麓”是山林川泽，这正是进行畜牧事业的好地方，同时那时的人也许是住在山上的，关于这方面我可以找到许多证据，并且关联到许多古史问题，留待另一个题目再详细地说。
总之，我以为研究中国古代史，有虞氏是不能忽略的一个历史时代，应当在中国史上给他一个应有的地位。在过去缺少太史公一个详细而独立的本纪，是造成后来容易忽视的原因，我们应当弥补这种缺憾！
注释：
《史记·五帝本纪》所载五帝世系，很难考据。
原刊于《文史哲》, 1956 (7):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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