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二十世纪刚刚开始的两个年头：1901年和1902年，梁启超先后发表了两篇文章，批判传统史学，倡导新史学。这两篇文章分别是《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被称为“新史学的宣言书”。
梁启超对传统史学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他认为中国的传统史学虽然很“发达”，却没有让广大国民从中受到教益，只不过是帝王的“政治教科书”，于国家、人民的事业毫无关系。他倡导开展“史界革命”，倡导新史学，重写中国史，一场史学革命就此拉开序幕。
新史学的宗旨，是为全体国民写史，写全体国民的历史。新史学倡导进化论史观，一改传统史学复古、循环的史观；新史学以全体国民为重心，一改传统史学以皇族王朝为中心；新史学以全体国民为读者对象，一改传统史学为帝王提供借鉴。
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与全球范围内的新史学革命几乎是同步的。十九世纪末，西方开始对传统史学进行反思，二十世纪初，逐步形成系统的新史学理论，以法国在三十年代成立的年鉴学派为标志，新史学逐渐成熟。除了全球的大背景，还有旧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受外国入侵，民族自强，救亡图存，来自外部世界的压力，也迫使中国的学者对传统进行反思，包括传统史学，这门中国人自以为是强项的辉煌学问。
梁启超在《新史学》里，指出了传统史学的“四弊”和“二病”。
“四弊”之中，“一曰知有朝庭而不知有国家”，指出传统史学是为封建帝王维护统治服务的，而不是为了国家利益；“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指出传统史学主要是记录社会上个别的精英人物，帝王将相，认为是这些人物创造了历史，否定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是说传统史学只知道记录过去的史实，而不关注史学在当下社会中的责任。新史学提出，要注重发挥历史学研究的社会作用，而不是关在“象牙塔”里；“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是说传统史学只关注历史事实，而缺乏理想。
由“四弊”而生出“二病”:一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二是“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梁启超的新史学提出了进化史观，他认为史学应该是研究人群的进化现象。他给新史学下了定义：“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又具体指出：“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化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也就是说，新史学要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考察和叙述进化现象。
现在看来，梁启超的进化史观，有积极的意义。从中国史观的发展脉络来看，从重天命到重人事，是一大进步；再由重视个人作用，到重视人群的作用，又是一大进步。但是，梁启超的新史观只强调关注人群，还没有强调关注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地理、制度、文化等因素，显然是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与半个世纪之后，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提出的三时段理论，有很大的差距。布罗代尔与之相反，更重视影响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长时段因素，包括自然、地理、气候等因素，他认为相比而言，对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研究是不大重要的。
梁启超新史学重视历史哲学。
他指出要通过研究分析人类进化现象，历史得“公理公例”，这个“公理公例”就是指历史哲学。他说：“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要成为良史，必须要有历史哲学为指导。这与西方新史学也有很大的差异。西方新史学反对在研究历史前，便先入为主，以历史哲学为指引，认为这恰恰是传统史学的弊端。从史学发展的实际看，西方人的担心有道理。历史哲学为引导，容易出现偏差，将历史研究引入政治挂帅的歧途，历史研究成为政治附庸，这方面教训不小。西方新史学主张“问题史学”，先提出问题，带着问题开展研究，不是传统史学倡导的让史料说话，而是反过来要拷问史料。
梁启超新史学重视历史学的社会作用。
他提出历史学研究最终是通过总结归纳历史发展中的“公理公例”，指导人类社会未来的进化方向，是为了人类社会、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
梁启超的新史学受时代限制，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在当时的旧中国，提出这样一个新的主张，犹如一声春雷，惊醒尚在睡梦中的人们，带来了史学界的革命，它的积极意义是不容置疑的。
遗憾的是，之后史学的发展，并没有按照梁先生预期的方向走，有时恰恰背道而驰。历史的重心还是人物，还在走历史循环的老路，更有甚者，由春秋笔法走向了影射史学；以历史哲学为指导，演绎成了政治挂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