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淄定为营丘是出自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淄水又北,经其城东,城临淄水,故曰临淄……武王以其地封太公望,赐之四履,都营丘为齐。”
关于姜太公建都营丘的历史,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这样记载:公元前1045年,姜太公佐周武王灭商兴周,因首功封于齐国,建都营丘。
营丘改名临淄是因为一场君主家族的争斗:公元前866年,齐哀公的异母弟弟姜静被立为齐君,这就是齐胡公。因为营丘和纪国仅隔一条淄水,齐胡公害怕纪国国君加害自己,便把都城从营丘迁到了薄姑。
公元前859年,齐哀公的同母少弟姜山带领营丘人奔袭薄姑,杀了齐胡公,自立为齐君,称为齐献公。齐献公即位后复都营丘。为防备纪国入侵,他扩建了营丘城。因为扩建后的营丘城东城墙濒临淄水,沿河而建,所以齐献公就将营丘城改名为临淄。
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山东省考古部门在临淄区齐都镇河崖头村西约200米处的韩信岭一带发现了营丘故城遗址,特别是挖掘出的城墙证明早在齐献公迁都前这里就已有旧城邑存在,后被献公改扩建。
据王恩田考证,营丘在齐国故城大城东北角,淄河西岸,今齐都镇河崖头村韩信岭一带。这里的文化层特别厚,有3—4米,往往有四五层堆积,过去每逢大雨过后,古币、化石环等文物时有显现,营丘即临淄。
营丘,是姜尚始受封地。关于营丘的地点,由于史书无明确记载,所以古来多有争论。本文就此问题提些粗浅看法,以就教于同志们。
我们先来看一下古人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
汉末人应劭曰:“师尚父封于营丘,陵亦丘也”。(《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北海郡·营陵”引应劭《地理风俗记》)主张营陵(在今山东省昌乐境内)即姜尚始受封之营丘。
魏晋人臣瓒曰:“营丘即临淄也。营陵,《春秋》谓之缘陵。”(亦见《汉书·地理志》师古注“营陵”引)主张营丘即临淄(在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境内)。
晋人郭璞曰:“今齐之营丘,淄水过其南及东”。(《尔雅·释丘》注)以地形特点解营丘,认为营丘在临淄。
北魏人郦道元力主营丘在临淄:“淄水又北,径其城东。城临淄水,故曰临淄。……武王以其地封太公望,赐之以四履,都营丘为齐。”(《水经·淄水注》)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在临淄县系下著录说:“古营丘之地,吕望所封之都也。……营丘在县北百步外城中”。《尔雅》曰,淄水出其前,经其左曰营邱。今临淄城中有邱,淄水出其前,经其左,故曰营邱。
唐孔颖达曰:“太公股肱周室,成王封之于营丘,今临淄是也。”《春秋左传正义》卷三,颜师古态度较暧昧,他在注《汉书·地理志》“临淄”条时,赞同臣瓒之说:“瓒说是也。”然在“营陵”条下,又异引应劭、臣瓒两说,而曰:“临淄、营陵皆曰营丘也。”莫衷一是。
延至清代,持论者较多。栖霞人郝懿行力主“营丘即临淄说”,征引《毛诗正义》、《史记集解》、《檀弓正义》等书证之,并驳斥应劭“营陵即营丘说”。俞樾亦持是说:“齐都营丘,淄水过其南及东”(《诸子平议》)。昌乐人阎愉则力主“营陵即营丘说”,从地貌特征、地理位置、传统习俗、经济特点、开国之道诸方面,论证昌乐营陵古城即太公始封之营丘(见清·嘉庆《昌乐县志·艺文考》)。
至今,这一笔墨官司仍无定论,故《辞源(修订本)》、《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等皆两说并存。
但从有关记载和地理形势等方面看,营丘当在临淄。
我们再来看一下史书的有关记载。
《史记·齐太公世家》云:“武王已平商而定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东就国,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司马迁认为营丘在齐地内,故言“封师尚父于齐营丘”。齐的得名,与临淄南部牛山西的天齐渊有关。郦道元《水经·淄水注》云:“《地理风俗记》曰:齐所以为齐者,即天齐,渊名也。”另从司马迁的话还可看出:营丘为军事重地,故周王封姜尚于此以镇东方。当时,山东半岛的莱国十分富强。《汉书·地理志》曰:“莱夷作牧,厥丝”,可见蚕丝业和畜牧业是很发达的。若营丘在昌乐的话,距莱统治中心较近。那早为莱国吞占了。而从距离上来讲,营丘应在临淄。临淄距莱国统治中心较远,又有淄水作为屏障。所以莱侯与太公争营丘,才没有取胜。太公才得以“至国,修其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才得以“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史记·齐太公世家》)。
关于姜尚的受封,还有另一说。《汉书·地理志》云:“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是为太公”。薄姑氏及四国作乱被灭,将其地封姜尚太公,意在使太公镇之,这同武王在殷旧地封管叔、蔡叔、霍叔的用意是一样的。那么封地必在薄姑附近。薄姑,在今博兴县境内。临淄距薄姑只有数十里,而昌乐距薄姑数百里。
按营丘古属青州,商时为逄伯陵方国所辖,周时为齐国都城,这在我国史书和地图上都是这样著录。例如蒋廷赐:《尚书地理今释》说:“史记武王封尚父于齐,都营邱。正义云,营邱在青州临淄北百步外城中。今山东省青州府临淄县西北三里,有营邱城是也。”清和州鲍东里古村编辑:《史鉴节要便读》卷一说:“齐封太公(齐今山东青州府,太公姜姓吕氏名望号尚父),国于营丘”(地在今临淄县)。
可见,从史书关于姜太公受封的记载来看,营丘应在临淄而不在昌乐。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史书关于姜齐两次迁都的有关记载。
姜太公被封于营丘后,“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叛)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都营丘”(《史记·齐太公世家》)。可见姜齐原建都于营丘。后来,周夷王时,齐国发生了两次迁都。由于齐国邻国的纪侯的诋毁,周夷王烹死了齐哀公,而立姜静为齐胡公,胡公迁都薄姑(今博兴)。“哀公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攻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史记·齐太公世家》),古人作战是兵车步卒,远袭最难。秦国老臣蹇叔曰:“劳师以远袭,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假若营丘在昌乐,昌乐距薄姑数百里,战车步卒数日才能到薄姑,袭杀必难成功。假若营丘在临淄,临淄距薄姑数十里,几小时便可到达,所以才能一袭而杀胡公。
齐胡公时,薄姑东邻纪国。纪,姜姓侯国,都城在今寿光县南。临淄齐故城东北。齐襄公八年(公元前六九0年)始为齐所灭(见《左传·庄公四年》)。纪国邑,在临淄齐故城正东十八里,齐襄公七年(公元前六九一年)才有“纪季以入于齐”一事(见《左传·庄公三年》)。纪国邑,在今临淄县东南(见《春秋·庄公元年》杜注),齐都城东南方,齐襄公五年始被齐迁其民而并其地(见《春秋·庄公元年》)。可见,齐胡公时,纪国城邑在薄姑东的淄河东畔,南接鲁中丘陵,北到渤海之滨,象一条屏障横于营陵与薄姑之间。若营丘在昌乐的话,姜山袭击胡公时,必定要向纪侯借路。不向纪侯借路,战车是不能来到薄姑的。况且薄姑和营陵(昌乐)又隔洱水、淄水等大河。若营丘在临,便正在薄姑东面而纪国西边的淄河西畔,袭击薄姑时才不用借路,取得袭杀成功。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胡公为什么从营丘迁到薄姑,献公为什么又从薄姑迁到临淄,临淄和营丘是什么关系。我们说,这两次迁都的主要原因,都在于各自的势力所在地不同,迁都是为了巩固各自的统治地位。司马迁叙述这事时说:“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徒薄姑都,治临淄。”“尽逐”,是怕胡公党羽作乱。逐后还不放心,所以才“因徙薄姑都”。可见薄姑是胡公的势力所在地。事实也正是如此。后来厉公暴虐,故胡公子复入齐时,也是以薄姑为跳板的(见《史记·齐太公世家》)。我们再来讨论齐献公迁都到哪里呢?他也必然效法胡公,从利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出发,迁到自己的势力所在地。他的势力所在地是哪里呢?当然是营丘了。“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攻杀胡公”便是最好的证明。可见,献公迁回的地方仍是原国都营丘,只是迁都回来后,将营丘改名为临淄。郦道元对这个问题有精辟的见解:“献公之徙,其犹晋氏深翼名绛,非谓自营陵而之也”(《水经·淄水注》)。民国九年《临淄县志》说:“献公复都营丘,拓大其城,更名临淄”。
以上,从史书中关于齐国两次迁都的记载中,可看出营丘当在临淄。
下边,我们再来看几种零星的历史记载。
据《左传》、《战国策》、《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来看,东莱统治中心在今黄县,莱有棠(今即墨县)、夷维等城邑。夷维地名,刘敦愿先生考曰:“夷维的维,疑是潍字,此邑属莱夷而在潍水附近,所以称夷维”。以此推之,营陵应属古夷维地名。这是营陵非营丘的又一佐证。
齐桓公时,“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于陶阴,西至于济,北至于河,东至于纪,有革车八百乘,择天下之甚淫乱者而先征之”(《国语·齐语》)。桓公任用管仲,国富兵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晏子春秋》)。为五伯之首,即反侵地,疆土向东才到邑(今临淄齐故城东十八里),远距邑数百里的营陵,在太公时不可能是齐地。
《左传·僖公十四年》载:“春,诸侯城缘陵(营陵旧称——笔者注)而迁杞焉”。杜注“缘陵,杞邑。辟淮夷,迁都于缘陵”。此为齐桓公四十年事,正值齐强盛之时,若缘陵为太公始受封地,必不容忍此为“杞邑”,更何况建都呢?又,周敬王时,孔子弟子后处封于缘陵,唐时追封为营陵伯(据《昌乐县志》)。周敬王时,齐国是景公在位,用晏婴为相,齐二次复盛。此时诸侯并起,周室衰微,位同诸侯,若营陵为齐地,怎容周王封给别人?
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晏婴与齐景公在临淄齐城外讨论古乐时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因之。有逄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那么太公封地怎能不在临淄,而远在几百里外的昌乐?
从以上有关历史记载可见:营陵非营丘,营丘不在昌乐而在临淄。
下面,我们从地理形势考查一下。
在冷兵器战争的初期,地形地势的便利与否,对战争的胜败具有重要作用。前面说过,关于太公受封的记载有两说。一是《史记》:“武王已平商而定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依此说,周王封吕尚的目的在于藩卫王室。当时,“周初定,未能集远方”(《史记·齐太公世家》)。莱夷是东方强国,周之劲敌。其封地必是进可出击,更重要的是退可固守的军事重地,姜尚才能在无周王朝援助的情况下,完成藩卫王室的任务。另一记载是《汉书》:“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依此说,其目的在于弹压薄姑一带。《竹书纪年》云:非功臣不足以“弹压东方,故特封之营丘”。这样,其封地也必须利出击便固守。可见,不管是哪一说,营丘都必须可攻可守,特别是利于固守,姜尚才能完成周王朝的使命。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姜尚“夜衣而行,黎明至国”时,“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仓促应战的姜太公所以能保住营丘,营丘的利于固守是重要原因,那么,下边我们就先看一下昌乐和临淄,哪里能具有这种固守的地理条件。
古临淄,东有淄水向北注入济水(小清河);北有济水;西有时水(乌河)经麻大湖注入济水;南面是鲁中丘陵,有牛山、稷山、黄山等天然屏障。淄水从鲁中丘陵中流出。时水源头(今临淄矮槐树村东)距鲁中丘陵的北缘——黄山五里,但“山西有涧,下道(导)于时,非经雨潦则涸,故名乾时”(见民国九年《临淄县志》)。乾时,即今辛店发电厂东边大武水库上下的河道。雨季,潦水从山谷中冲出,切开坚硬的棕红土,劈成一条深几十米,宽二十几米的陡立的河沟,极易防守,公元前六八五年,齐国和鲁国在这里进行了一场大战:“夏,公伐齐,纳公子纠。桓公自莒先入。师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公丧戎路,传乘而归”(《左传·庄公九年》)。新即位的桓公不但没被鲁师攻入国都,反而能大败鲁师,乾时的地势是一个重要因素。由此可见,临淄基本是一个三面环水,一面靠山的天固之地。更加上在这块天固之地内,临淄齐故城北,济水南,有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曾游幸过的巨淀湖这一古代大湖。齐故城西,是一片低洼的河网密布(有画水、渑水、系水等)的沼泽地,即《水经注》所说的“九里十八湾”之处。山、河、沼泽地,对临淄的固守造成了极为有利的地势,姜太公才据此在迎击莱夷的战斗中获胜。
另外,莱夷是东方强国,是姜太公最重要的敌手。营丘必须首先具备防东莱的最有利的地势。临淄东面紧傍淄水,淄水源出原山之阴,沟通九条大山谷,有十数条河流注入。《尚书·禹贡》:“海岱惟青州,夷既略,潍淄其道”。足见淄水古为大河。淄水北出鲁中丘陵,经古天然水库天齐渊,紧傍稷山、牛山入鲁北平原。平原处河道窄处也达里余,宽处竟达数里,两岸陡立,皆十余米高,今河底已积存七、八米厚的砂石,可想见当时浩大的水势。《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五》:“景公登东门防,民单服然后上。公曰:‘此大伤牛马矣,夫何不下六尺哉?’晏子对曰:‘……蚤岁溜(卢文绍谛曰:溜,淄字之误)水至,即下六尺耳,向者防下六尺,则无齐矣……’。”元于钦《齐乘》引《齐记补》一书说:“(齐)故城周五十里,高四丈,十三门。”雨季如此,旱季则有天齐渊调剂。这样的大河巨川,足以防东来之敌。
临淄古城东墙,打破西周时城墙直修的惯例,紧压淄水西岸,曲折修筑,呈十二处拐角,既不美观,又费工。可想见筑城者怕留下缓冲地带,为东来之敌攻城时所利用,而有意为之。筑城尚如此用心良苦,选地则更应“陟则在,复降在原”。“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诗经·公刘》),四处相看,八方求索了。天固之地临淄被太公选中,就不足为怪了。
所以,从地理形势看,营丘在临淄是合适的。
我们确定了营丘是在临淄,那么在临淄什么地方呢?臣瓒云:“今齐之城中有丘,即营丘也。”(《汉书》师古注引)郦道元言:“今齐之城之中有丘,在小城内,周围三百步,高九丈,北降丈五。”房玄龄(临淄南马坊村人)等撰的《晋书·慕容德载记》也。登营丘,望晏婴冢,顾谓左右曰:……”考其地,皆指今临淄齐故城小城内的桓公台,但桓公台是人工所筑,《临淄齐国故城勘探纪要》说:“小城的北部偏西,有一座夯土台——‘桓公台’,台高十四米,基呈椭圆形,南北八十六米,建于生土之上”(《文物》一九七二年第五期),这与《尔雅》“非人为之丘”不合。此台可能是齐襄公时所筑,(《国语·齐语》载:“(桓公)曰:昔吾先君襄公筑台以为高位……”。韦昭注:“居高位而自尊也。”再者此台东距淄水五里,南距淄水东西拐角处近二十里,所以此说早有怀疑(《昌乐县志·艺文考》载清代阎愉《营丘辨》即驳过此说)。
桓公台非营丘,如今已为大多数人所承认,那么营丘到底在临淄的什么地方呢?确定这个地点以前,我们不妨先来考查一下“丘”的本义。
《周礼·大司徒》云:“土高曰丘”。《说文》云:“丘,土之高者也,非人所为也。”“丘”古文为“丛”,似人群居于地上之形。所以《山海经》把古代部族所居之处称为“丘”,如“陶唐之丘”、“昆吾之丘”、“神民之丘”等。《离骚》云:“哀高丘之无女”。《汉书·地理志》注古“十二州”时云:“洪水汛大,各就高陆,人之所居,凡十二处”。盖古代雨水丰,地气湿,人须择高处居住,故《周礼·小司徒》云:“四邑为丘,方四里”。
所以,“丘”的本义是指古代人群居住的自然形成的高地,并非指什么人为的大土堆。
据古书记载,古临淄一带,高地是很多的。有齐襄公游猎逐豕而坠车伤足的“贝丘”(《史记》称“沛贝”),有连称、管至父戍守过的葵丘,有齐大夫邕廪之邑渠丘等。这些高地,虽因诗书的记载流传下来,但却随时间推移的“沧海桑田”之变,古本《尔雅》释营丘时是“水出其前左”,清代考据家王念孙对此作过肯定。《元和郡县志》引《尔雅》时亦有“前”字。可见,“水出其前左”是较为可信的。
今淄水出鲁中丘陵后向北。经古天齐渊,折而东行,至牛山脚下,又直向北流去,经临淄齐古城东。与《水经》所云:“淄水出泰山莱芜县原山,东北过临淄县东”一致。淄水不是地上河,河床迁运不大。据此考查,营丘当指南自古天齐渊(牛山西)至时水源头(矮槐树村东)一线,北至古巨淀湖南(今临淄、广饶交界处),东自淄河,西至古时水、画水、系水等低洼地东沿,这块至今仍可看出地势较高的古代高地,即今临淄的东北部。此高地亦正合《管子·乘马》所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可见,此高地当是古营丘。
所以说,姜太公始受封的营丘,当在临淄而不在昌乐,它是指临淄齐故城所在的这块淄水半绕的高地而不是指古营陵。
明确了这点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姜太公的建都地点,我们不妨称它为“营丘古城”,在营丘的什么地方。
《水经·淄水注》云:太公所筑之城是指桓公台的小城,“其外郭,即献公所徙临淄城也。”此说已被发掘出的实物所驳倒。临淄齐故城分大小两城,并套筑在一起。这样,若大城晚筑于小城,那么在大小城交接处,大城必压筑在小城墙上。但如今大城西南有与小城套筑处,已掘出土层清晰可辨,十分清楚的看出:却是小城城墙压筑在大城城墙上。小城晚筑于大城,并非营丘古城,是十分明白的了。
那么营丘古城到底在哪里呢?《临淄齐国古城勘探纪要》指出:“大城地形以西部南北河道以东地区较高,其中尤以大城东北部地势最高。……尤其是河崖头村西南和阚家寨村东北一带的‘韩信岭’高地,文化堆积特别厚,一般为三至四米左右,往往有四、五层堆积,是故城文化堆积最厚最复杂之处”。“据‘韩信岭’高地探掘的资料,铜渣、炉渣、烧结土等发现于二、三层之间(这一带地层堆积有四层,其中第三层是灰绿土,质地坚实,从试掘中认定属于春秋前期的地层)。”另根据“临淄齐国故城钻探实测图”,在齐故城内文化堆积厚的高地有十四处,其中十二处在“韩信岭”一带(以上见《文物》一九七二年第五期)。
据此可见:营丘古城在齐故城大城东北部韩信岭一带较为可信。
下边,我们再来追寻一下“韩信岭”附近地名地势的蛛丝马迹。
汉初,这一带有一城名营城。《水经·淄水注》:“汉景帝四年,封齐悼惠王子刘信都为侯国。”民国九年《临淄县志》载:“营城,渑水西。刘肥子信都封营侯,筑城而居,谓以营城。……崔道南谓在柴家疃,形制甚小。”柴家疃在韩信岭高地西里余。刘信都为何被封为营侯呢?晏子曾曰:“先君太公筑营之丘”(《水经注》引,《汉书·地理志》注亦引。)可见,古临淄早有一称“营”之地,远非自刘信都受封始。
同时,“韩信岭”高地北部,柴家瞳有东西两古城村,此外又为何称“古城”呢?考临淄一带地名,好多与古地名有关。接应齐桓公回国的高的封地,今名白兔丘(高字白兔),孝公墓附近有吕家孝陵、高家孝陵,遄台(又名歇马台、戏马台)相传是齐国战马集结地,或传为是齐威王赛马之处,其东南有村名南马坊,齐侯行宫雪宫附近有薛家官庄、……。那么,这里所称“古城”,可能与营丘古城有关。
据上,疑姜太公所筑之营丘古城,在临淄齐故城大城东北部“韩信岭”一带。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根据史书有关记载的考证,和地理位置、地形、地势的比较来看,姜尚始受封之营丘在临淄而不在昌乐,姜太公所筑之营丘古城,在临淄“韩信岭”一带的可能性较大。
注:营丘之“丘”,明初倡儒学,为避孔丘之“丘”字,官令“丘”旁加阝,明后丘字为邱。故属同一字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