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生（下）

接读书人生（上）

 

粉碎四人帮以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放开出版物，许多国内外的经典著作大量再版和重新发行，内部书店迅速消失，许多新的西方经典著作像补课一样被翻译、出版和发行。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更包括文学名著。

 

八十年代，第一本进入我视野和对我影响巨大的名著竟然是一本不算太厚的小册子，书名“宽容”，作者房龙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这本书由三联出版社于1936年（？）出版，1985年再版，在思想界掀起了小小的震动。这本书讲解了宗教的宽容，人类思想由专制走向自由、平等和民主的艰苦历程，在这个过程里，西方宗教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对人类社会进步发挥了很大作用。我阅读这本书，横扫了文革中对人类历史的许多错误解读。此后，我几乎购买了房龙所有著作的中译本，可是却唯独找不到我最初阅读的那本“宽容”了。不知哪个混小子借去后再也不还。也不知道他最终读了没有。

 

另一本改变我科学研究思想的书是“浑沌”，作者普利高津，比利时物理学家。这本书有三个翻译版本，我比较喜欢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版本。那是普利高津的弟子回国后翻译的，可信度应该比较高。作者把高深的物理学和数学知识用简单的语言讲述给外行人阅读，真是一本科学巨匠撰写的高级科普读物。为了阅读普利高津这本“浑沌”，我专门骑上自行车跑到高教出版社去买了一本关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参考书，作为入门读物。我建议生物学界（特别是研究遗传学理论和生理学、土壤学）的年轻人都读一读，对于改变科技领域的思想僵化，激活思维能力会有很大帮助。我们所鲍文奎和岳少先两位老先生读过以后赞不绝口，说是对科学研究，尤其对理论研究太有帮助了。

 

第三本书是俄国革命理论家普列汉诺夫的小册子，“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是列宁推荐阅读的小册子。我读这本书正是文革最热闹的时期已经过去，社会开始沉寂，头脑开始冷静，人们开始思考问题了；当时很容易就找到这本小册子，而且读过以后脑洞大开，确实收获很大。

 

这本薄薄的小书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其主要观点是一个人的历史地位是出现在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交叉点上。

 

一个人是否成才，必须有历史的必然性，即社会需要，这是最重要的因素，即你要做的事情，必须符合社会需求，或者换个角度说总得有人去做这件事。同时还要有个人的偶然性因素，即你恰好有能力满足社会需要，你又恰好做了社会需要你做的事情。如果必然性和偶然性都具备了，那就是你的历史宿命。如果选择错误，你选择的道路不是历史的必然，不是社会的需要，你再有本事也不可能做出大的贡献。或者换个角度，即使你选择了正确的道路与方向，但条件不匹配，没有能力去完成这件事，或者你不适合做这件事，也不可能做出历史的贡献。

 

于是我明白一个道理，社会需求是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不必与别人竞争相同的事情。比如育种界的很多事情专家教授院士们趋之若鹜，成百上千的人，都挤在同一条路上，我就没有必要去争，干嘛去挤那个独木桥，我完全可以选择别人都不想走，但需要有人去走的路和桥。这经常需要你去铺路、修桥，这就是开辟和引领。这个思想影响了我一生。

 

观察我们的周边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许多知识分子不懂这个道理，正在做着很有时代潮流特色的事情，却不符合社会需求，或者结成独立的利益集团，虽然能捞很多钱，但不会做出历史性贡献。在当今中国，能够做出历史性贡献的知识分子必定是极少数的小概率事件。那些追赶潮流者即使风光一时，终究也会成为过眼烟云。

 

第四本是“帝国的终结”，作者易中天是个饱受争议的历史学家。我却认为中国像这样有良知和思想敏锐的学者太少。他不是一般的历史学者，突出特点是有思想。而恰恰是有思想的读物才能影响社会大众。他用讲故事的手法叙述历史，绝非戏说，而是严格依据史实，却把历史讲活，讲到点子上，而且最可贵的是在关键之处融入作者对历史的独特见解。这对非历史专业读者的启迪和感染力是不可估量的。作者善于中外历史比较，并在比较中寻求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读了这本书，帮助我深入理解了文革的本质其实是历史的传承，更纠正了原来中学教科书所灌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片面性和对整整一代人的误导。使我重新认识人类历史和中国古代历史。当然，也引起读者对现代社会与历史的反思。我几乎是用了三十年的时间才模模糊糊地理解了周扬先生的异化论。

 

易中天先生有许多著作，以他写的易中天中华史系列最有影响力，但我推荐青年人阅读这本“帝国的终结”专著。这是许多枯燥的史学著作不能与之相比的。这是一本通俗易懂的学术专著。

易中天是站在高处解读历史，而非就事论事。这符合社会大众的心理需求。研究历史，要站在今天的视角重新认识历史，目的是要从历史角度认识当今社会，解除人们的困惑。不然读历史有什么用？

 

我读了几本易先生的著作以后，深深感到思想性不但对历史研究是最重要的因素，即使对于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研究也必不可少。在易中天先生看来“没有思想的学问并不能构成学术。因此传统中国的学术界就表现出这样的特点：鲜有思想，只有学问；鲜有争鸣，只有争吵；鲜有研究，只有钻牛角尖。……只见帮派，不见学术。”

 

这不仅仅是学术界的悲哀，而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由于教育的疏漏和社会的浮躁，教育质量塌方式下滑，如今培养的研究生，书本知识确实在上升，人也越来越聪明，但知识结构存在明显缺陷。理工科的学生人文知识越来越少，思想普遍贫乏。这在农业科技界尤为突出。所以，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没有大师，也不需要大师的时代。这个时代将会持续很长时间。

 

（这是我2015年10月底因病住院期间撰写的读书体会，也算是对我这几十年读书经历的反思与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