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玉成《南宁县志》收录了王铎的《别李鹿胎希揆》诗:“此际违初愿,秋风遽别离。苍生犹有待,绿草已如斯。万里伤心地,三边用士时。无人知郁结,岂独为相知。踅去君无意,难为战地分。虺烟何所避,蝉路那堪闻?旅梦危溪雨,离心复嶂云。他年期远绩,切莫叹斜曛。”三边:指边疆。郁结:心情郁闷。王铎是谁,李希揆又是何人?
李希揆与王铎乃同年,均是明天启二年三甲进士。《南宁县志》有:“李希揆,字鹿胎,邑人,天启壬戌进士,授铜梁县令,有政声。调孟津县,盗魁李小泉聚众称王,希揆练民兵,出奇策生擒之。擢吏部主事。归建兴古书院于报恩寺侧。卒年四十一。”在韩清桂等人编纂的《铜梁县志》中未查到李希揆其人其事。李希揆由正七品县令擢任从六品的吏部验封司主事,是当时人们艳羡的事情。仇汝瑚《孟县志·卷四》有:“李希揆,一字鹿胎,云南人,崇祯间知县。澹静慈惠,政简刑清,民号李佛。兼精青乌家言,谓邑地青龙逊强处弱,又水奔不聚,遂建锁水阁于县东南五里,阁高五丈余。谓后科名当盛,且有入翰林者。后皆如言云。”青乌家言:指阴阳术数著作。古时士大夫读《易经》等书籍,对风水学很上心,李希揆也不例外。孟津县与孟县(今孟州市)有区别,不是一个地方,《南宁县志》说李希揆任孟津县令与史不符。
王铎(1592—1652)在历史上,因降清而被列入《贰臣传》乙编,意思是“毫无建树,投降得不彻底的”人,饱受垢病。这在当时的方志中也有所体现,人们对他惜字如金。孟常裕《孟津县志·卷之四》有:“王铎,字觉斯,号痴庵,中天启辛酉乡试,登壬戌科进士。考授翰林院庶吉士,累官礼部尚书。”
王铎画像寒门多士子,白屋出公卿。王铎早年生活艰辛,“不能一日两粥”,读书练字非常用功。李希揆早年丧父,孤儿寡母,日子估计也不好过,但是发奋读书,志在功名。进士出身的他们,算是才子了。《南宁县志》收录了李希揆的《吊杨升庵》诗:“朝发燕山阪,暮休黑水滨。征途终有极,归计渺无因。三峡寒猿泪,孤臣万里身。可怜祠半柳,不似旧时颦。”这首诗还是很有才情的。
二人再比,王铎官阶高,诗书画闻名,尤其书法对后世影响大。就王铎当时的情形看,他要么投降,要么死。由于种种难以窥知的原因,他没有像黄道周、倪元璐那样慷慨就义,所以“大节有亏”,以致在人前人后抬不起头,站不直腰来。王铎降清后,仅活了7年,心情很郁闷,平常唯有寄托翰墨怡情,故晚年书法风格大变。他的狂草立轴动辄二三米,一笔书写可多达十几字,有时一行二十多字仅略有一处断笔。王铎的“一笔书”使线条纵深盘桓,上承下接,连绵腾挪,左冲右突,恣意汪洋,犹如浩浩长江滔滔黄河,势不可遏。其凝重自然,含蓄内省,一切哀怨、悲苦、彷徨等都裹挟在“一笔书”里。王铎当时与董其昌齐名,号为“南董北王”。王铎的书法在日韩、新加坡等深受欢迎,日本人对王铎的书法十分欣赏,认为“后王(王铎)胜先王(王羲之)”。
李希揆任职吏部,曾经被同僚曹履泰弹劾,曹称李希揆“骤躐铨司”。当时的官员比较注重声名,加之那时官场险恶,互相倾轧之风盛行,李希揆可能因此辞官回到曲靖。回到故乡后,他重视发展地方教育事业,在今曲靖麒麟城创建了兴古书院,可惜英年早逝,才华没有得到很好施展。
李希揆的弟弟李思揆也与王铎有交集。李思揆在孙可望等人屠杀曲靖城百姓的惨剧中幸存下来,工于书法。《南宁县志》说其“善草书,雅与王觉斯善,书法亦濒相类”。据此推知,李希揆做官后,李思揆一度时期可能与其兄在一起学习生活,否则,李思揆很难接触到王觉斯(即王铎)。
与王铎交往的曲靖二李——李希揆、李思揆,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好奇和猜想,至今不减。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