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玉成《南宁县志》收录了王铎的《别李鹿胎希揆》诗：“此际违初愿，秋风遽别离。苍生犹有待，绿草已如斯。万里伤心地，三边用士时。无人知郁结，岂独为相知。踅去君无意，难为战地分。虺烟何所避，蝉路那堪闻？旅梦危溪雨，离心复嶂云。他年期远绩，切莫叹斜曛。”三边：指边疆。郁结：心情郁闷。王铎是谁，李希揆又是何人？
李希揆与王铎乃同年，均是明天启二年三甲进士。《南宁县志》有：“李希揆，字鹿胎，邑人，天启壬戌进士，授铜梁县令，有政声。调孟津县，盗魁李小泉聚众称王，希揆练民兵，出奇策生擒之。擢吏部主事。归建兴古书院于报恩寺侧。卒年四十一。”在韩清桂等人编纂的《铜梁县志》中未查到李希揆其人其事。李希揆由正七品县令擢任从六品的吏部验封司主事，是当时人们艳羡的事情。仇汝瑚《孟县志·卷四》有：“李希揆，一字鹿胎，云南人，崇祯间知县。澹静慈惠，政简刑清，民号李佛。兼精青乌家言，谓邑地青龙逊强处弱，又水奔不聚，遂建锁水阁于县东南五里，阁高五丈余。谓后科名当盛，且有入翰林者。后皆如言云。”青乌家言：指阴阳术数著作。古时士大夫读《易经》等书籍，对风水学很上心，李希揆也不例外。孟津县与孟县（今孟州市）有区别，不是一个地方，《南宁县志》说李希揆任孟津县令与史不符。
王铎（1592—1652）在历史上，因降清而被列入《贰臣传》乙编，意思是“毫无建树，投降得不彻底的”人，饱受垢病。这在当时的方志中也有所体现，人们对他惜字如金。孟常裕《孟津县志·卷之四》有：“王铎，字觉斯，号痴庵，中天启辛酉乡试，登壬戌科进士。考授翰林院庶吉士，累官礼部尚书。”
王铎画像寒门多士子，白屋出公卿。王铎早年生活艰辛，“不能一日两粥”，读书练字非常用功。李希揆早年丧父，孤儿寡母，日子估计也不好过，但是发奋读书，志在功名。进士出身的他们，算是才子了。《南宁县志》收录了李希揆的《吊杨升庵》诗：“朝发燕山阪，暮休黑水滨。征途终有极，归计渺无因。三峡寒猿泪，孤臣万里身。可怜祠半柳，不似旧时颦。”这首诗还是很有才情的。
二人再比，王铎官阶高，诗书画闻名，尤其书法对后世影响大。就王铎当时的情形看，他要么投降，要么死。由于种种难以窥知的原因，他没有像黄道周、倪元璐那样慷慨就义，所以“大节有亏”，以致在人前人后抬不起头，站不直腰来。王铎降清后，仅活了7年，心情很郁闷，平常唯有寄托翰墨怡情，故晚年书法风格大变。他的狂草立轴动辄二三米，一笔书写可多达十几字，有时一行二十多字仅略有一处断笔。王铎的“一笔书”使线条纵深盘桓，上承下接，连绵腾挪，左冲右突，恣意汪洋，犹如浩浩长江滔滔黄河，势不可遏。其凝重自然，含蓄内省，一切哀怨、悲苦、彷徨等都裹挟在“一笔书”里。王铎当时与董其昌齐名，号为“南董北王”。王铎的书法在日韩、新加坡等深受欢迎，日本人对王铎的书法十分欣赏，认为“后王（王铎）胜先王（王羲之）”。
李希揆任职吏部，曾经被同僚曹履泰弹劾，曹称李希揆“骤躐铨司”。当时的官员比较注重声名，加之那时官场险恶，互相倾轧之风盛行，李希揆可能因此辞官回到曲靖。回到故乡后，他重视发展地方教育事业，在今曲靖麒麟城创建了兴古书院，可惜英年早逝，才华没有得到很好施展。
李希揆的弟弟李思揆也与王铎有交集。李思揆在孙可望等人屠杀曲靖城百姓的惨剧中幸存下来，工于书法。《南宁县志》说其“善草书，雅与王觉斯善，书法亦濒相类”。据此推知，李希揆做官后，李思揆一度时期可能与其兄在一起学习生活，否则，李思揆很难接触到王觉斯（即王铎）。
与王铎交往的曲靖二李——李希揆、李思揆，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好奇和猜想，至今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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