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21日晚上8点,北京八大胡同附近突然来了几十辆大卡车,从车上跳下来不少精神抖擞的解放军战士。
原本还站在门口迎接客人的风尘女子吓得花枝乱颤,半个小时后,将近1200多名女子被带上卡车,送往当地的妇女生产教养院。
“你们要把我们怎么样?”这些女子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有些人开始失声痛哭,更有甚者一边抓着脸一边发出歇斯底里的吼叫声。
门口迎接客人的风尘女子
教养院里的妇女工作者急忙把这一千多人分了组,每组配有四名工作人员,她们用温柔的语气,苦口婆心安抚着这群惊弓之鸟。
很快,教养院来了一支医疗队,领队长得和蔼可亲,他们告诉这群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女子,接下来整支队伍将会给她们进行详细的身体检查,并且免费给大家治病。
“大家都听医生的,等治好了病政府会给大家安排出路,让你们接受教育。”妇女工作者的话让风尘女们看到希望,她们很快在医疗队的引导下整齐排好队,等待医生一一为她们检查身体。
检查过程整整持续了两三天,等医疗队结束工作后,领队人一看结果,神色突然变得异常起来。
“检查人数总共一千三百多人,患者竟然高达96,7%,这个比例太惊人了。”领队看了眼不远处几名妇女,她们身上的皮肤已经开始溃烂,其中有两人神色呆滞,时不时发出凄厉的尖叫声。
“得赶紧想办法!”领头人看着面前这群可怜的女子,忍不住皱起眉头。
领队名叫胡传揆,是北大医院的院长,同时也是著名的皮肤科专家。风尘女所患之病,让他忧心不已,因为这个病的历史实在太过久远,也足够可怕。
人人都知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故事,自从1493年哥伦布率领船队回来,带回了之前大家从来没见过的玉米、黄金、鹦鹉,同时也把极具传染力的疾病带来了欧洲大陆。
一旦感染此病,患者会浑身长满脓包,身上总带着一股熏人的臭味,病情加重后,甚至还会并发严重的精神疾病,原本神智正常的人变得疯疯癫癫,做出一些常人难以理解的事情来。
这种疾病被称作梅毒,据有关史料记载,16世纪,葡萄牙人将此病传入广州,中国医者根据患者皮肤上脓疮的形状,又给它取了个名字叫杨梅疮。
从梅毒出现伊始,人类因惧怕它恐怖的传染力,一直想尝试战胜它。国外医学家用碘伏、汗蒸,甚至用树脂做的药膏治疗梅毒,丝毫没有作用。
后来,也不知道是谁想出了水银治疗法,让患有梅毒的人躺在一个大盒子里,下面点上火用水银蒸汽熏遍全身以此来治疗,这种治疗方式持续了几百年,最终被后来的医学家发现,水银疗法不仅对治疗此病没有效果,患者还会因汞中毒丧命。
梅毒,成为了人人谈之色变的疾病,它代表着肮脏和死亡。然而,1928年一个英国细菌学家的无心之失,反而让那些身患此病,饱受身体和精神双重折磨的人盼来一丝曙光。
这个英国细菌学家名叫弗莱明,1928年9月的一天他刚从外面度假回来,突然想起临走前放在角落的细菌培养皿似乎忘记打理了,于是急匆匆赶到实验室。
等他打开一看,一团长满青绿色细毛的霉菌赫然趴在器皿里。“这是什么鬼东西?”弗莱明正准备将这团霉菌处理掉,脑袋里却产生一个想法:要不研究下这东西究竟是个啥?
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弗莱明没想到这霉菌居然有奇效,竟然把葡萄球菌通通杀死了。于是,他按捺住激动的心情进行反复试验,终于证实这霉菌携带的某种物质,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溶解葡萄球菌。
这块不小心发现的霉菌,被他命名为青霉素,在旧社会的中国,它还有另外一个鼎鼎大名的称呼——盘尼西林。
随后十余年间,国外学者经过反复研究实验,发现这青霉素竟然是梅毒的克星。只要在处于梅毒早期的患者身上进行大剂量使用,就能抑制住病菌合成,最终将病毒一举歼灭。
于是,国外一些患有梅毒的名人和上流阶级,靠着青霉素保住了性命,而这个让人害怕恐慌了几百年的“不治之症”,也随着青霉素的出现彻底被攻克。
然而,盘尼西林之所以在中国大名鼎鼎,除了它神奇的疗效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又贵又难搞到。解放前的中国,战争连连,军队里断胳膊断腿伤口发炎的士兵,只需要一针盘尼西林就能挽救性命,可事实上,能用到的人往往屈指可数。
黑市上一盒盘尼西林,价值往往高达好几条小黄鱼(金条)。哪怕身上揣着小黄鱼,也得有门路才能买到。对于那些身患梅毒的风尘女来说,拿到一盒盘尼西林来治病,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战火纷飞的年代,又有几人是真心自甘堕落,多的是为了生活所迫不得不走上绝路的无辜女子。遇到心狠的老鸨子,生了病还得接客,那些身患梅毒已经发展至晚期的女人,最终因为赚不了钱失去利用价值,命运的终结不过是裹上一张破旧的草席,被人从青楼里抬出去胡乱埋了。
曾经有人统计过,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患有梅毒的患者,就高达几百万人。倘若放任这些人再传染给别人,后果将不堪设想。
为了提高全国人民的平均寿命,也为了避免百姓因为感染造成大面积死亡。中国政府决定以上海为试点,发展自己的抗生素事业,那时候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召集了一批精英,积极筹备实验室,力争要在最短时间内成功研制出属于中国的第一支青霉素。
而相隔一千米之外的北京,党中央痛下决心让丑陋的娼妓行业彻底消失,解放受苦受难的妇女,同时派出医疗队为这些可怜的女子看病。
北京市政府的领导思前想后,让胡传揆成为了这支医疗队的领头人,目的就是希望他能够用自己精湛的技术和所掌握的先进科研成就,帮助这些沦落风尘的女子重新恢复健康。
胡传揆出生在湖北省一家书香门第,父亲是当地出了名的医生,医术精湛不说,且怀有一颗仁心,常常替十里八乡看不起病的百姓治病。受到父亲的影响,胡传揆从小就打算继承父亲的衣钵,成为一名治病救民的良医。
12岁的时候,他独自离开家乡前往武汉中学深造,在那里的六年间,洋人欺男霸女的无耻行径让他愤怒不已。中学毕业后,其他同学为了获得优渥生活进入外国公司,谋求发财之路,只有他坚定不移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努力提升医术。
三年预科、五年本科,八个春夏秋冬,胡传揆不敢有一日懈怠,就连上厕所的时间都不忘拿着书籍。为了达到真正的学贯中西,他苦读英文文献,不仅练就了一口流利英文,还能熟读各种专业性极强的生涩文献。
学医的道路很艰辛,当年一起念书的同学因为各种理由选择放弃,等到毕业时,一起读预科的同学只剩下四个人,胡传揆成为其中的佼佼者。
北京协和医院的热门科室都抢着要他,科室主任找他谈了好几次话,开出的条件十分诱人,可胡传揆摇摇头拒绝了。
“你觉得妇科不好,那外科呢?”主任有些想不通,这个年轻人到底打得什么主意,他好话说尽,对方居然还是不点头。
胡传揆笑了笑,眼神很坚定:“我早想好去处了,皮肤花柳病科。”
此语一出,众人皆震惊不已。花柳病,人人都知道是什么,在当时很多医生眼中,这就是一个不入流也没什么前途的科室。胡传揆年少有为,为什么偏偏自掘坟墓?
胡传揆实习的时候,待的是有洋大人在的大医院。每天皮肤科有不少浑身散发着恶臭的梅毒患者前来就医,那些洋大人捂着鼻子一脸嫌疑的模样,让他记忆犹新。
“那些人赚着高昂的治疗费,却随便开点药让患者回家涂抹。殊不知,那些药根本就治不了病。”说到这里,胡传揆捏紧了拳头,原本患上梅毒这种病,患者本就饱受精神折磨,好不容易鼓足勇气就医,却还要遭到这样的对待。
怪只怪当时的中国在这一块研究几乎处于完全空白状态,为了改变这一现象,胡传揆放弃了光明的坦途,选择了这个既冷门又不受重视的学科。
“哎,这个年轻人算是毁了。”得知胡传揆的决定后,不少人都觉得可惜。在他们眼中,一个治疗性病的医生,根本上不了台面。
上世纪二十年代,北京、天津郊区许多村民得了一种怪病,浑身上下的皮肤干燥无比,随手一抓就掉落大片皮屑,有些人的皮肤摸上去刮得人手疼,还有些人一到夜幕降临就看不见东西。
“医生,救救我!我难受死了!”彼时已经在协和医院皮肤花柳病科工作的胡传揆,刚出诊室就遇到前来看病的村民,只是他通宵查阅了不少资料,还是没能找到相关病症和治疗方法。
“这个病真是奇怪。”此皮肤病来势汹汹,就连当时的科主任,美国籍教授付瑞士都束手无策。为了搞清楚原因,胡传揆跟着病患去了他们生活的地方,研究他们的饮食起居,又查阅了大量国外文献,终于与付瑞士共同研究出导致此病发作的根源。
“这是严重缺乏维生素A的症状。”胡传揆认为,百姓因为战乱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体内维生素失衡,才会患上此类疾病,只需要补充维生素A,皮肤病便可消退。
经他治疗,不少百姓的皮肤病得以根治,在实战的基础上,胡传揆在世界皮肤科学会上发表了论文,引起极大轰动。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请他前去讲座,还将他的论文编入书中。胡传揆一举成名,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医学家是有能力走在世界尖端的。
研究治疗普通的皮肤病,对于胡传揆来说只是小试牛刀,他把更多的精力倾注在梅毒的防治及螺旋体性质的研究上。在大量动物试验中,他成功在病变组织中找到了梅毒螺旋体。为了进一步提高专业水平,他前往美国医学研究院进修,并在那边的实验室继续探索梅毒螺旋体中国样本的分离工作。
那几年,在美国、英国的很多权威性医学杂志中,一个叫做胡传揆的中国学者引起了大家强烈关注,因为他一个人就撰写了十八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让不少国外学者惊呼:中国医学界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一名勤奋的天才。
1940年,胡传揆拒绝国外高薪,选择回到协和医院,成为了科室副教授。然而好景不长,日本帝国主义随后接管了医院,面对日伪政府的威逼利诱,他和很多名医一道走出医院,自开诊所继续服务劳苦大众。
得知胡传揆的境遇,已经回国的付瑞士写信给他,邀请他前去美国进行科学研究,除了丰厚的物质条件外,还开出了允他教授头衔的条件。面对昔日恩师抛出的橄榄枝,胡传揆谢绝了。
他在回信中写道:“我是中国人,哪怕这里条件再恶劣,我也会坚持到底。”凭着这份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拳拳爱国之心,胡传揆与其他爱国医者一起,盼来了新中国成立。
他明白,彻底铲除梅毒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老胡,我们打算封闭北京的各大妓院。”当北京政府工作人员找到胡传揆,提出想让他率队给风尘女治疗疾病时,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拿到检查结果的那一瞬间,他很震惊。来之前他估算过结果的严重性,只是没想到竟然如此严重。
“一千多人啊,怎么治?”队员也皱起眉头,北京刚刚解放,正是百废待兴之时,这个数字实在是太挑战了。
胡传揆稍加思索答道:“用青霉素,国外已经把青霉素治疗法大面积推广了,咱们也试试。”他观察完每一个患者的具体情况后,制定了详细的分类诊治方案。
对患有梅毒、淋病的人,医疗队用肌肉注射青霉素进行治疗,对于一些病情复杂,且已经发展到晚期的病患,则采用药物治疗与手术治疗相结合的方式。
青霉素作为稀缺药品,北京政府拥有的现货并不多。他们特意花费一亿元旧币,从香港购买了一万多支青霉素,用于教养院患病风尘女的治疗。
在胡传揆等医者的努力下,半年后,梅毒患者治愈率接近一半,其余性传播疾病治愈率则高达95%。
上海那边,由陈毅市长批示成立的抗生素实验所也传来捷报,1951年,第一支国产青霉素诞生了。随着批量生产开启,中国彻底结束了依赖进口的历史。
北京治疗梅毒的经验让党中央欣喜不已,他们决定在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灭梅运动。作为其中的大功臣,胡传揆再次临危受命,前往当时一些疾病泛滥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开展梅毒防治工作。
内蒙古、新疆、甘肃、西藏等边远地区,处处是胡传揆等医学家的足迹,在这场运动中,他多次奔赴的内蒙古成为全国第一个彻底消灭性病的少数民族聚集地,百姓身体恢复健康,生产力也大大提高了。
1964年,胡传揆代表中国在国际科学讨论会上宣读报告,向全世界宣布“我们国家已基本消灭性病”的好消息。那一刻,举世震惊,中国医学家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创造了一个其他国家难以办到的奇迹。
事实上,基本消灭不代表我国已经完全消除此类疾病。上世纪80年代以来,梅毒卷土重来。对于此类疾病的防治,任重道远。
1986年,北京医学界传来噩耗。为了中国皮肤性病科奉献一生的胡传揆因病逝世。家人强忍悲痛公布了他的遗嘱:不火化,也不留骨灰。将遗体进行病理解剖后,尽量利用其他组织及骨架以利教学。
现如今,走进北大医学院的解剖楼,人们还能看到胡传揆院长遗体做成的骨架屹立其中,像一座丰碑,时刻提醒着后辈,学医者,要穷毕生之力,授业解惑悬壶济世,为中华之崛起尽绵薄之力。
参考资料:
北京大学医学部档案馆:鞠躬尽瘁 死而“未”已——胡传揆院长
人民政协网:他带队给被解放的妓女治病,死后遗体制成骨架用于教学
界面新闻:那场近半个世纪的梅毒肆虐:青霉素改写人类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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