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十九世纪之后，中日两国同时面临着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的海洋霸权威胁，经过无效的抵抗之后，不得不先后双双打开国门，直面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
不同的是，日本举国上下痛定思痛，很快便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强国之路，而满清统治下的中国却在“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中接连遭到挫败，延续着近代屈辱史。
如今时过境迁，或者说痛定思痛，历史学者们希望能从当时中日两国的对比中找到近代化改革失败的根源，于是被誉为日本“近现代之父”、“明治维新”灵魂人物的福泽谕吉的名字和事迹开始走进了国人的视野。
“福泽谕吉（ふくざわゆきち，1835年1月10日—1901年2月3日），大阪人。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日本著名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者。毕生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形成了富有启蒙意义的教育思想，对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被日本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
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目睹了欧美国家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坚船利炮、富国强兵和工商繁荣，也反思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封建主义的相继没落，遂萌生“脱亚入欧”的思想。福泽谕吉在其所著《文明论概略》中说：“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
福泽谕吉还在报纸上发表《脱亚论》文章，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
他还呼吁说：“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福泽谕吉为日本选择的振兴之路，就是摆脱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进而使日本成为欧洲型的民族国家。”
很多研究者认为，无论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者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等人，还是“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对西方文明的了解都极其肤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而给满清政府开出的药方都是不合时宜的，故而全都以失败告终。
福泽谕吉则不同，他长期在欧美各国游历，对其社会的方方面面有极其深刻的了解，在对比少时所学的东亚儒家理论之后，便能发现两者的优劣和差距，从而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指出日本的改革方向是全面的“脱亚入欧”。
不错，福泽谕吉的见识确实比李鸿章等人要高得多，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当中，顶层设计固然重要，可最关键之处却是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与清朝截然不同——以福泽谕吉之能，假使其变身成中国人，提出同样的理论，结果肯定同样是失败。
当日本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之时，天皇虽然是日本人的精神领袖，可依然是个名义上的“皇帝”，手中没有多少权力，日本的政府控制在幕府为首的贵族手中。
由于日本是分封制的封建社会，幕府下面的大名们有自己的领地、家臣和军队，还有忠于大名的小番主、小贵族，故而国内各种势力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各有自己的诉求，天皇也罢，幕府也好，实际上都没有绝对的话语权。
面对外来的威胁，既然要想出应对之法，又没有一家独大的局面，自然只能是相互之间的谈判、协商、妥协来来实现，故而不同的诉求都能表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的博弈，必然是选择一个各方势力都能接受的方案和路线，而福泽谕吉的理念，则是博弈的结果。
反观当时的清廷，政府的统治在得到汉族士大夫的倾力支持之后依然稳固，李鸿章们仅仅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故而所有的改革都必须在丝毫不触动皇权根本的前提才能提出来讨论，没有不同观点的碰撞。
民间的诉求，尤其是已经具备了资本主义特性的商人阶层和知识阶层的诉求，完全被无视，这样的顶层设计，注定是不可能走远的——改革和改变，怎么可能在愚昧无知的专制体制下来实现呢？失败只能是唯一的结局。
福泽谕吉的形象被日本印在面额最大的钞票上来纪念，假如他活在满清，估计最大的可能性乃是跟“六君子”一起在菜市口问斩。英雄，是需要时势来配合的。
我是一哥，茶余饭后聊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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