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
粮食市井近悦远来
掘港地区由于水源条件较好，利于种植粮食，以水稻、麦子、玉米及杂粮为主，史称“鱼米之乡”。民国6年（1917年），张謇在掘港创办大豫盐垦公司，废灶兴垦、种粮植棉。民国9年修筑公路，开辟南通至掘港的内河航线，通行汽车、轮船，交通方便，商品交换频繁，掘港地区的粮食贸易逐步旺盛起来。“赵、钱、孙、李”四大商号中经营粮食的就有三户，反映了当时粮食贸易的景况。掘港镇西北的海安等地粮食有余，东南的棉区粮食缺乏，前人曾喻为“运不完的西北，吃不饱的东南”。因而掘港就成为粮食贸易的中心市场。据民国6年统计，经掘港输进的粮食就达10万石、食油1万担。粮食大部分来自海安、兴化、泰县、东台等地，部分来自芜湖、九江、无锡、松江等地，江南等地来粮多为粳米，其余均以籼米为主，杂粮为数不多。据查考，掘港历史上曾有一条贯穿镇中心的河道，把掘港划成东南、西北两大片。民国20年前后，掘港周围农村多数靠船舶通行，农民随船带上粮油产品，来掘港换回需要的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当时的粮船、草船都要进入市河内。除了农船来往外，还有客运船，来自海安、姜堰的米船以及下河船、小生意船等，使市河非常热闹。沿河两岸开设粮行、草行、八鲜行、糖坊、糟坊等商户为数甚多，其中粮食行有15家之多。以后，由于河道变化，这种现象渐成过去。
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诞生的三十多年中，掘港各种商行中以粮行为最多，保持在40家上下，粮行之间存粮悬殊较大，大的粮行有300至500石，一般的100至200石，也有几十石的。其经营方式有三种：一种是有资本、规模大的粮行向外购粮，运回销售；一种是代客户买卖，从中抽取佣金；一种是向本地农民收购，再转手卖出。每当新粮上市，他们就压价收购；到了青黄不接之际，又抬价销售，碰到荒年歉收，更是米珠薪桂。有的粮行还以大斗进、小斗出，牟取暴利，最终总是农民吃亏。所以掘港农民买卖粮食流传着“进出两个九斗五”的民谙。当时掘港粮行中规模较大的要算何信成、王久大、钱仁记、吴恒昌四家。他们以粮食批发为主，兼做零售，其储粮之多、销量之大、获利之厚，令小粮行望而生畏。就拿钱仁记粮行来说，在民国8年到29年的20多年时间里，利用其良好的市口、雄厚的资金、灵活的经营，在掘港粮食贸易上独树一帜、财运亨通。从民国21年的3000元大洋资本起家，发展到民国26年手上共有40万元资金，职员和工人20多人，另外，还有临时雇工。当时民间艺人唱牌儿经也唱道：“钱仁记老板本事好，粮食行里站头号。”又如，创建于明朝末年的永升酒店，利用粮食酿酒，开办糟坊，兼营五洋杂货，并自设碾坊，加工稻麦，前为门市，后是作坊，发展邻近乡镇的批发交易。由于店规严、信誉好，生意兴隆，日增月盛，曾是掘港历史上最大一家商号。抗战前拥有流动资金30万银元、职工40多人，店内仅白酒就正常贮有1000坛（每坛250公斤）。1947年，掘港遭国民党军队侵占。全镇原有粮行33家、存粮4000石以上，这时仅剩下两家粮行、存粮不满两石。五家油坊剩下两家，三个月仅产油20担。新中国成立前夕，粮油购销仍掌握在私人开办的粮行、油坊手中，据1948年10月统计，掘港镇有粮行36家、油坊3家，粮油价格飞涨现象仍然存在。为了稳定平抑市场粮价，1954年4月起，国家对粮食、油料全面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后，粮油纳入计划供应轨道，市场价格随之稳定。掘港的粮食加工，过去全靠石磨、石臼、石碾等工具，食油则靠用铁锤、木箱等打、榨而得，工效甚低。新中国成立前，掘港加工粮油的油坊、机米坊、砻坊、磨坊、碾坊等总共不过八九家，规模都不大，加工的粮油不够供应当时的掘港市场。民国9年（1920年），由掘港镇张范廉、管甸安发起，兴办柴油机发电，对发展粮油加工业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此后，刘家油坊第一个使用机器榨油，扬记电厂也第一次用电碾米、榨油，这些都曾在旧日掘港商贸业中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