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宝
2020-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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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了几篇老同事的回忆文章，深有感触。回想起曾经三年装卸工的日子，历历在目，只是感觉不如他们那么美好，那么满满的正能量，但毕竟是我的真实感受。对于任何事物，相信一百个人就会有一百个不同看法，而这就是大千世界的美妙所在。
前两年随同几位三区老同事参观洋山港，见到新型的集装箱巨轮、林立的集装箱桥吊……欣喜之感油然而生！昔日人拉肩扛的码头作业已经一去不复返。
偶尔也想过，我们这代人回忆过去是否有意义？类似某个年代的“忆苦思甜”，年轻人真有兴趣么？到头来有可能只是一群曾经的码头工人“自娱自乐”而已。但对于我们来说，它确实已经深深地铭刻在记忆之中——在洋山港的那天，面对一个全新的港区，全新的桥吊和全新的集装箱船，无论在地址、环境、设备上都找不出与老三区相关联的任何痕迹，但心底里总还是冒出一种旧地重游之感。
（现代化的洋山深水港码头，集装箱桥吊林立，蔚为壮观。）
第一次下到船舱，是在1968年12月5日。那天中班，战斗7号轮三舱卸生铁。因为在驾驶台的后侧，底层舱会有“龙井”，就是轮船主机伸向船尾那根传动轴的罩壳。战斗7号轮的三舱还多了2个小油舱，据说是供轮船跑长途时加载备用燃油的，因此卸货特别困难。那天卸载的生铁形状怪异，时不时地卡住，蒸汽关（船吊）就打滑。吃过晚饭，卸载成包的烟叶，虽然很是呛人，但还是忍不住犯困。第一天上班怎能打瞌睡？只能用戴着安全帽的脑袋顶着舱柱子……
我们是“上山下乡”指示前，最后一批进入上港三区的知青，算是幸运的。办了2天学习班就下了班组，大概照顾我比较瘦弱，分配到四连27组，属于“小基本”。而每个装卸队有几个“大基本”组，都是战斗力强的。
即便是小基本，也时常要整工班卸生铁。遇到个头大的生铁块，足有六七十斤，搬不动只能翻。使我倍感惊奇的是不少女生也被分配到港区当了装卸工，我们班组就有3名。码头、场地会尽量安排女生，但她们还是经常被安排下舱，和我们一样干！其实那个码头、场地并不好受，到了冬季加上夜班，在风口里站上七个小时会是什么滋味可想而知。装卸工的防寒用品就是一件棉马夹，连两只袖子也被省掉，是不是太抠门了？而有关部门却美其名曰：为了方便我们搭包子。况且那时的气温比现在低，一次336仓库水管爆裂，冻结的冰柱从楼顶一直悬挂到地面。
不多久就轮到了扛包子，第一次是大麦，每包140斤算是轻的。压到肩上，两条腿怎么也迈不开步子。想想毕业体检时，我的身高1米76，体重才104斤。后来总算慢慢扛了下来，大米包200斤，最重的泥土包230斤，极少遇到。最难扛的是盐包，耷拉在肩上，头颈都无法动弹。
更苦的活是碱粉包，十分呛人，夏天船舱的温度不下50℃，又不能开鼓风机，还得戴口罩。虽然只有160斤，如果上肩的角度不对，也不能动，抖几下皮肤就磨破了。最苦的恐怕是水泥包了，不能拖关，100斤的纸包只能从船舱的角落里捧出来，还不能戴手套，几乎没人能坚持一工班手没磨破的……说句实话，那个活我只干过半工班——那天中班，因为第二天参加学习，吃了晚饭就开溜了。
卸包子货一般舱下安排8人，2人一挡轮流挂。如果能有5档就很好了，每次还能喘口气。遇到生铁只有8人的话就完了，丝毫没喘气的机会，干到下班，那个“关”也越做越小。再怎么样，一工班400来吨还是要完成的，不然太没面子了！那时经常被压在舱下连抬头的机会都没有，极度疲劳也极度亢奋，下班回家躺在床上，也常被惊醒，耳边成天就是：轮到我挂钩了！
刚进港，我们翻的是2221小三班。就是2个早班、2个中班、2个夜班，在早中班之间加个机动班。这个机动班非常“机动”，第一个轮班是早班，第二个轮班休息，第三个轮班是中班，第四个轮班又休息，如此形成一个大循环。后来说这样我们还是沾了国家便宜，于是改成了333轮班制，就是3个早班、3个中班、3个夜班，至于几个循环才能休息一天现在我都忘了。只记得那时候政治学习特别多，3个早班下班后必须学习一小时，3个中班上班前学习一小时，连那个夜班也不能幸免，得在第一个夜班前学习一小时，几乎人人都被搞得晕头转向！
（上港三区装卸四连27组欢送小李光荣参军，经三区派出所批准在汇山码头拍摄的集体照，那个年代手握小红书是标配动作。）
当装卸工难道没有一点乐趣？也不是。
有时候轮到做钢材、成组生铁等等，也能抽空坐在船舷边欣赏一下黄浦江的风光，看看新颖的外轮，偶尔还能看到来访的外国军舰。相比分配到工厂的同学，他们未必看到过这么多有趣的事。那时，黄浦江沿岸都是码头或船厂，各种船舶来来往往，一派繁忙。我们也宛如电影《上甘岭》插曲中所唱：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轮到夜班，只要听到那低沉独特的汽笛声，不看也知道“老宁波”——工农兵3号，驶过了汇山码头。因为进出甬江需要赶潮水，通俗的说法叫“一潮晚三刻”，实际上每次潮水延后约40分钟，这艘老客轮抵达十六铺的时间每天都会后延1小时20分。
在我记忆里印象深刻的要么是万吨巨轮，要么就是那些来自浙江的帆船，小的才十来吨，靠船老大掌舵就从海上漂来上海，更神奇的是：那些厉害的船老大，单凭海水的颜色就知道到了哪片海域。这只是听说，如果一定要眼见为实，偶尔遇到大风，真的会在黄浦江上见到走“之”字型顶风航行的帆船，它们跑得飞快，每每到了江岸边贴着码头才紧急转舵，那一瞬间煞是惊险！
记得一天中班，黄浦江突然漂亮起来，停靠的大船都挂上了“满旗”，破旧的驳船悉数被拖走，黄浦江从来没有这般整洁美丽，连外滩的大楼也披上了彩灯……这是因为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要游览黄浦江。不料突然驶来几条港监船，那些大船纷纷收起了满旗……怎么回事？难道在北京谈崩了？第二天才听说是铁托累了，他的副手显然享受不到那份高规格的礼遇！那时上海还没有大型游览船，临时调用了上海到重庆的客轮。那晚看到这艘进口的长江客轮在其昌栈江面拐了个大弯，而不是通常那种抛了锚靠涨落潮的推力掉头。
至于东风号、风雷号那些风靡一时的国产万吨轮，就在对岸上海船厂的船台上，我们看着它一点一点造了起来，在喧天的锣鼓声里下了水。
就个人来说，工作一年就转正，月薪44元外加6元奖金，不能不说在当时算很不错了。要知道，20年工龄的老工人也不过七八十元的收入。父亲去世后，家里的经济来源一度只有这个50元。记得当时部门领导非常关心，私下里表示给予补助且免去张榜公布。靠着父亲留下的积蓄，婉言谢绝了领导的好意。假如那时只有社会上通行的36元收入，恐怕我未必能硬撑下来。
还有，装卸工每月48斤的定粮似乎也值得炫耀。后来转开吊车，因为从上档往下调整，可享受该工种的上限44斤。那时口粮是稀缺资源，吃不完的粮票先是用来换布票后来换鸡蛋。
（昔日的上港三区大门周边如今建起了浦江国际金融广场，整个三区地块差不多都成了商务区，还获得了“北外滩”的美誉。若不是新冠疫情，人流会多些，想必其中少不了老三区的装卸工前来怀旧。遇上晴天乘坐公平路轮渡从黄浦江中回眸，很难寻觅到当年的痕迹，除了依稀的记忆……）
和许多曾经上山下乡的老知青一样，回想起那段时光对自己来说都是人生不可或缺的经历。谈不上无怨无悔，只是觉得那是磨练，尤其对于我，一个在体育课上勉强只能拉一两次引体向上的中学生，后来到米店买米，一百二三十斤米是绝不用跑两回的。
毋庸讳言，那段日子还是非常的艰苦，久久无法释怀。以致后来从港务局机关转到电台工作，都已过去二三十年，还时常梦到在船舱里“轮到我挂钩了”！到这时，才理解当年有同事工伤拇趾被压，却咬着牙硬是用铁锤砸成骨折，希望能借此逃离装卸工，是多么地无奈！
有意思的是，许多年以后，同组的老知青相聚，谈起当年船舱下的磨难，三位女同胞却一笑了之，可见她们的承受力比我强，心胸也比我宽广！
回到那个装卸工乐趣的话题，也许其中最珍贵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纯真关系。复旦毕业的老大学生孙国元和港湾中专毕业的范仲安在我们组都只待了不到一年时间，而我们在船舱里结下的友谊却经久不衰，牢不可破。后来还知道我们组的三位女同胞，她们虽然早早离开了港区，但直到今天依然保持着频繁交往。
其实我自己只做了三年装卸工，除了极少数因工伤外，脱离装卸队算是很早的。后来也有人以“技术革新”为由借调出来，但他们的编制还留在装卸队——就是因为这个，我对当年的支书窦秀莱始终心怀感激！
不可思议的是，前些年一群老三区聚会，得知和我们同年进港的老同事居然有人在装卸工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尽管后来的劳动强度有所减弱，但那个小三班的倒班对五十开外的人来说就足够算的上是一种折磨！听说临到退休港区领导问他有什么要求？回答是：只想奖励个两三千块吧！吃了那么多苦，也不想多要点补偿实在令我惊诧。
联想到当年的老师傅，他们都是在装卸工岗位上干到55岁退的休，那时恐怕连提要求的机会也不曾有过。
许多年来，装卸工被认为是没什么技术含量的活，我们到班组也就不指定师傅。遇到搬生铁、卸包子（比较多的有大米、纯碱、化肥等等……）需要两人一组时，我们这些新人总会有老师傅帮带，很快就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师徒搭档。倪学来师傅被公认为我们组最强的，有力气，干活特别会动脑筋，遇到钢材、大件这类活，基本上都是他拿主意。大概看我是男青年里最体弱的，也就没人跟我争这位师傅了，三年间跟着师傅学了不少技巧。至今相隔整整五十年，也还是记得他对我说的那句话：体力上拼不过，就多用脑子使巧劲。回过头来想想这三年能撑下来也就是靠的师傅指点。
在班组，我们很快就察觉到师傅之间常有矛盾，而大老谢师傅总是乐呵呵地从中调解。但在对待我们这些徒弟上，他们却异乎寻常地一致，一致的呵护！一致的关爱！
记得有一次外档，喊钩手郁才丁师傅下舱搬生铁。我不小心将一块偌大的生铁块砸到了他的脚上，虽然穿了工作皮鞋，我知道砸得不轻，而他只是淡淡地说了声“没事”。直到下班在澡堂里才看到那只脚肿得像个大馒头！第二天他一拐一拐又来了，我知道，他之所以撑着上班只是不想给我压力……
那时我们装卸工的奖金每月固定为6元，大基本班组显然是吃亏的。但没人计较这点，在我看来大家都很卖力。有时候一关生铁夹带着一两块外露的铁块，也顾不得落落脚，直接往外吊。这种拼命赶时间的冒险操作，难免会有铁块下坠。遇到险情，喊钩手会突然惊叫，算是一种警报！尤其是在有龙井的船舱，四五十斤重的铁块从几十米高处落下，撞击龙井之后弹向哪个方向谁也说不准，会不会砸到人全凭运气。
随着突如其来的尖叫，被师傅猛地一把拽到他的身后！——虽已过去五十年，回想起来恍如眼前！在三年装卸工的日子里，这是我最难忘的！
（黄浦江沿岸的码头与船厂外迁之后，天天显得那么美丽，远远胜过那个接待南斯拉夫贵宾的夜晚）
更新于 2020-1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