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宪权《刑法学专题理论研究》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产生及发展
早在古罗马法中就已经有了“无法律即无刑罚”的格言。
中国先秦时间也曾强调法渊源必须是成文法的法定化。
但是，这些理念与现代罪刑法定原则相比，它们最多也只能称为罪刑法定的萌芽。
一般认为，罪刑法定的最初思想渊源是英国1215年由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该宪章第39条规定：“不经适合其身份的合法审判和国家法律，任何人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或不得被驱逐，施暴和被剥夺法律保护”。
后经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和1689年的《权利法案》逐渐成熟。
又经1774年北美费城12殖民地代表会议的宣言、1776年弗吉尼亚州权利宣言以及1787年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中得到了肯定和进一步完善。
罪刑法定思想在法国的人权宣言第8条明确规定：“法律只能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不可少的刑罚，不依据犯罪行为前制定、颁布并付诸实施的法律，不得处罚任何人。”中得到完全的表现。
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4条又使其刑法条文化：“没有在犯罪行为时以明文规定刑罚的法律，对任何人不得处以违警罪、轻罪和重罪”，这形成了罪刑法定原则最直接的刑法渊源。
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第2款对罪刑法定原则作出了明确规定：“任何人的任何行为或不作为，在其发生时依国家法或国际法均不构成刑事罪者，不得被判为犯有刑事罪，刑罚不得重于犯罪时适用的法律规定。”，包括其后的《欧洲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表明，罪刑法定原则已经从原来的国内刑法原则，发展成宪法上的原则并进而演变成国际法上的一个重要原则。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渊源
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渊源，通说认为主要有两大思想渊源：
其一是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等人为代表提出的“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和“三权分立和制衡”等学说。按照这些观点，人人生而有自由、平等的权利。
其二是被奉为近代刑法学鼻祖的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费尔巴哈认为，人人皆有比较痛苦与快乐、追求愉快、趋避痛苦的本性，人们对犯罪所得的快乐与受法律惩罚之痛比较与权衡之后，就会在心理上抑制犯罪。
三、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的发展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有一些类似罪刑法定的思想，有从春秋战国以来公开颁布成文法的传统，有著名的《唐律疏议》、《宋刑统》等法律，其中有过某些罪刑法定的某些因素，但确实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原则。
一般认为，罪刑法定原则是晚清时由日本传入我国。这一原则最早见诸于法律条文的是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该大纲规定“臣民非按照法律规定，不得加以逮捕、监禁、处罚。”1910年由沈家本主持修订的《大清新刑律》规定：“法律无正条者，不问何种行为，不为罪。”这一法律规定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刑法条文中所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
其后的1935年颁布至今仍在我国台湾地区适用的《中华明国刑法》第1条规定：“行为之处罚，以行为时之法律有明文规定者为限。”
我国1979年刑法并未明文规定采用罪刑法定原则，当时奉行“以罪刑法定为基础，以类推为补充”的原则。经修订后的1997年刑法则明确地将罪刑法定原则做了规定，《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现行刑法的这一规定充分表明，罪刑法定原则不再停留在理论上进行讨论，而已经在刑事立法中有了体现。
三、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
罪刑法定原则又称罪刑法定主义，一般认为，这一刑法基本原则是法治社会刑法区别于专制社会刑法的分水岭。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包括：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和给予处罚，必须以刑法的明文规定为前提，如果刑法没有明文规定，即使行为危害很大，也不能认定犯罪和给予处罚。也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
其一，法定化，即犯罪和刑罚必须事先由法律作出明文规定，不允许司法人员自由擅断，也不允许司法人员用以后颁布的法律惩罚以前的行为。
其二，实定化，即对什么行为是犯罪以及犯罪所产生的具体法律后果，都必须作出实体化的规定。
其三，明确化，即刑法条文必须用清晰的文字表达确切的意思，不得含糊其辞或摸棱两可。
2022年10月26日星期三14:42 飞往重庆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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