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注意到：有关《金瓶梅》作者的论证和辩争，从来都是与该书的成书时代问题牵缠在一起的。
只要我们是认真而不带侥幸与偏爱地来对待该书的作者问题，应是会选择这样的路径：先从纷繁驳杂的史料记载中理出端绪，科学地厘定其创作时代，再由此进入作者的考定。
《金瓶梅》成书时代的争论，主要是「成书于嘉靖说」与「成书于万历说」两种观点的对峙。介乎此两说之间的有「成书于嘉万间」「成书于隆万间」等较含混的提法。
「万历说」又可分为「成书于万历十年之前」「成书于万历二十年左右」等时间段的歧异。
笔者认为该书当成书于嘉靖二十七年至隆庆元年约二十年之间，兹论证如下：
今知有关《金瓶梅》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明万历间。目前由中外学人搜罗到的七家史料记载中，有四家提到《金瓶梅》的成书年代，这应说是不容忽视的。
屠本畯《山林经济籍》：
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
谢肇淛《小草斋文集‧金瓶梅跋》：
相传永陵（明世宗朱厚熜陵号）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金瓶梅》：
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
《金瓶梅词话》卷首「廿公跋」：
《金瓶梅传》，为世庙（嘉靖皇帝朱厚熜庙号）时一巨公寓言，盖有所刺也。
四处文字，在谈到《金瓶梅》成书年代时取得了惊人的一致─成书于嘉靖。而其他三家也没有相反的意见，如袁小修《游居杮录》谈到成书时代时曰「旧时京师」云云，亦可看作其指嘉靖朝而言。
东吴弄珠客序
因而扩大地说：在明代万历间，也就是当《金瓶梅》钞本流行的时候，同时流行的关于成书时代的基本说法，就是「成书于嘉靖说」。
今天，当人们在引用这些原始资料的时候作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有的更拣出「闻」「相传」等字，演绎为此等记载不可靠，记录者本人就不敢论定云云。
然解释永远不能掩蔽数据的真实涵义，「相传」「闻」等字词，从另一方面解释，正可说明记录者的审慎态度。
我们在比勘这些早期记载时不难发现，沈德符系由袁宏道处「闻」来，同「闻」者还有袁小修、冯梦龙、马仲良诸人。且这么多众口一词的「相传」，何以竟不见有「相传」成书于万历年间的呢？
若真是如此，这些当世名公又如何会一毫不知，还要愚不可及地去「以讹传讹」呢？
这只能说明：《金瓶梅》成书于嘉靖。
流传三百余年的《金瓶梅》「成书于嘉靖说」，其流传过程，也正是许多荒诞不经的附会之词滚滚而来，与之同时传播的过程。
「一般神经过敏的人又自作聪明地替它……捏造成一串可歌可泣悲壮凄烈的故事」。
1934 年，吴晗先生发表了〈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以史学家的识略和笔锋扫除了所有这些「捏造的故事」，直令人畅然欲呼！
可是吴文那振聋发聩的否定中也包括「成书嘉靖说」，这使我们不无遗憾地联想到那倒污水倒掉婴孩的俗喻。
吴文否定「嘉靖说」，推出了有关「成书于万历间」的新见解，应该说其资料依据还是颇具说服力的：
这是吴晗先生最有力的立论之据。在《金瓶梅》第七回有孟玉楼的一句话：「紧着起来，朝廷爷一时没有钱使，还问太仆寺支马价银子来使。」
吴文中对明代朝廷向太仆寺借支马价银之事作了详细的考证后，作出结论：
「嘉隆时代的借支处只是光禄和太仓，因为那时太仆寺尚未存有大宗马价银，所以无借支的可能。
到隆庆中虽曾借支数次，却不如万历十年以后的频繁……由此可知《词话》中所指『朝廷还问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来使』，必为万历十年以后的事。」
吴晗先生把《金瓶梅词话》中大量存在的有关佛教的描写与明代中后期佛、道两教的盛衰交替相比较，认为「武宗时为佛教得势时代，嘉靖时则完全为道教化的时代，到了万历时代佛教又得势了。……全书以佛教因果轮回天堂地狱的思想做骨干。假如这书着成于嘉靖时代，决不会偏重佛教到这个地步」！
继之，吴文从时代习尚着眼，考察了《金瓶梅词话》中有关小令的情况，使与《万历野获编‧时尚小令》所载万历间流行的曲名相比，发现「和沈氏所记恰合」。
在有明一代中嘉靖朝算是宦官最倒霉最失意的时期。反之在万历朝则从初年冯保、张宏、张鲸等柄用起，一贯地柄国作威。……在天启以前，万历朝可以说是宦官最得势的时代。
嘉靖时代无皇庄之名，只称官地。……由此可知《词话》中的管皇庄太监，必然指的是万历时代的事情。
吴文还从第二十八回拈出「女番子」一词，指出「嘉靖时代，……厂权且不及锦衣卫，番子之不敢放肆自属必然。
由这一个特别名词的被广义地应用的情况说，《词话》的着作时代亦不能在万历以前」。
吴晗先生的考定，处处从史证出发，为科学地论定《金瓶梅》成书年代开创了很好的局面。然历史记载的复杂错综亦正如文艺作品的纷繁变化，同样是难以把握的。
把二者过多地进行细部的比较和个别语词的考索，可能会取得突破性进展，亦可能会导向偏谬。
吴晗先生对《金瓶梅词话》中个别语词的考定是有失确切和全面的，这种不确切的考定影响了他对作品和时代的整体比较，从而导致了错误的结论「成书于万历中期说」。
吴晗的「成书万历说」一经发表，即得到郑振铎先生的支持，产生了巨大的学术影响。
后此的研究者多沿袭此说，直到近年，亦然如此。如马泰来先生〈谢肇淛的金瓶梅跋〉，其中就谈道：
谢肇淛认为《金瓶梅》撰写在嘉靖时，那是错误的。吴晗根据明朝史事考订《金瓶梅》的成书不能早于隆庆二年（1568），今日仍是不刊之论。然哉？非也。
早在五十年代的龙传仕先生即对吴文提出了商榷，从而动摇了其立论的根基。
《论金瓶梅》
龙传仕先生〈《金瓶梅》创作时代考索─兼与吴晗同志商榷《金瓶梅》著作时代问题〉[1]（简称龙文）、徐朔方先生〈《金瓶梅》成书新探〉（简称徐文），曾先后对吴晗先生赖以立论的史料根据提出了全面的商榷和订正，要点如下：
龙文对吴晗以「太仆寺马价银」作为论证《金瓶梅》成书于万历的重要根据提出驳议。
其引录史料，证明在明成化间已有备贮马价银的先例，非万历始有；而借支马价银也不始于万历。
《明会典》卷136〈赏罚〉：
三十七年题准，每年动支太仆寺马价银三百万两，寄武库司收贮，遇有巡抚官军捉获盗贼，量给充赏。
此「三十七年」为嘉靖三十七年。
龙文曰：
吴晗同志所谓「《金瓶梅词话》的本文含有万历十年以后的史实，则其著作的最早时期必在万历十年以后」。
这一论断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不能解释隆庆年间借支「太仆寺马价银」的史实。
吴晗同志又说：「退一步说，也不能过隆庆二年。」
但是，又怎样解释嘉靖年间也有借支「太仆寺马价银」的史实呢？所以说，「太仆寺马价银」一语不能说明《金瓶梅》的创作时代。
其立论是站得住的。近年来，日下翠女士、徐朔方先生又提出大量实证，加强了龙说。
徐先生从《明实录》中指出六则确凿史料，证实在嘉靖十六年五月，十七年十二月，十八年闰七月，十九年四月、六月，二十年九月，都有借支「太仆寺马价银」的记载。
笔者想补充一句：这段时间，正是李开先在朝任职或刚刚去职的时间。
「太仆寺马价银」被「朝廷爷」借了来使的描写能说明什么？其不正是该书可能出于嘉靖的明确史证吗？
龙文列举了《金瓶梅词话》中大量有关道教描写的语例，说明「吴晗同志对佛、道二教在《金瓶梅》中的描写作了不精确的比较和对照」，同时认为：
在我国的古典小说和戏曲中，通过佛教、道教生活的描写，反映作者世界观的倾向，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
……所以说「佛教的盛衰」，不足以说明《金瓶梅》产生于万历年间。
至于「因果报应」的思想是作者世界观的一部分，不能看作是「佛教流行的社会」的反映。
笔者赞同传仕先生的观点。
龙传仕先生对此逐条进行了反驳，澄清了吴文在史料方面的一些误引造成的混淆。
关于吴晗对「太监、番子、皇庄、皇木」的解释和论证，徐朔方先生有一段简明的批评：
据《明史‧刑法志》记载，自从明朝设立东厂，就有番子。吴晗说嘉靖时番子不敢放肆，这是想当然之词，缺乏证据。
他说：「嘉靖时代无皇庄之名，止称官地。」而《明实录》嘉靖十九年六月已有「皇庄」一词记录在案。佛道兴衰，太监专权不可一概而论，何况小说未必事事都针对明朝现实。……这样的批评是正确的。
龙文和徐文以大量具体而确切的史料，纠正了吴晗文中在史料和对史料释解上的偏谬，从根本上动摇了「成书万历说」。
唯感尚不足的是：其对成书时代问题似乎还缺少整体的把握，其较多的篇幅还花在具体而细微的问题上。
吴晗先生论证《金瓶梅词话》成书于万历年间，其着眼于作品与当时社会的整体风貌上的比较，是一种宏观把握的结论。
诸如其提出的「太仆寺马价银」「佛教盛衰」之类语例或局部描写，即使被驳倒了，仍是一种寸寸铢铢的小争端的解决。
整体的结论必须从整体上去观照。否则，你驳倒一些例证，就可能出现另一些新的例证，如此下去，简直是无法穷尽的。
1985 年，黄霖先生发表了〈《金瓶梅》成书三考〉[2]，为「成书万历说」提出了「新证」。力主《金瓶梅》作者为屠隆的黄霖先生，对《金瓶梅》成书时代问题也是很重视的。
其〈《金瓶梅》成书三考〉为「成书万历说」提供了新的资料依据，其「新证」仍偏重于从书中挑选一些语词实例，使之与史料记载相比照。但黄文中有些实例是很有挑战性的。
《徐朔方集》
笔者拟先对黄文所重点论证的材料作一番考辨，尔后，再尝试对成书问题进行一次整体的把握。
《金瓶瓶词话》第三十五回有：「残红水上飘」四段曲子。
此曲在《南宫词纪》中署名李日华，成为否定李开先为《金瓶梅》作者的重要根据（魏子云：「李开先死，李日华才四岁。」）。
黄霖同志由《南词韵选》查出此曲署名李日华下注有「南直隶吴县人」，则此李日华为《南西厢》作者，江苏吴县的李日华，而非作《味水轩日记》的万历二十年壬辰科进士，浙江嘉兴的李日华。
至此问题就清楚了：嘉靖间人陆采曾不满李日华《南西厢》而有同名之作，那么，此李日华的活动时间至迟不会晚于正德嘉靖之际，其散曲「残红水上飘」的写作和流传亦至迟不会晚于正嘉间。
成书于嘉靖的《金瓶梅词话》引用此曲，正是顺理成章的事，黄霖却认为：
当然，吴县李日华的活动时间略早。但当知道，此曲不见于嘉靖时代编成的《金瓶梅词话》作者最乐意引用的《雍熙乐府》《词林摘艳》中，而见于万历时期编成的《群音类选》《南词韵选》《南宫词纪》中。
可见，此曲流行于万历年间，被万历时代的作家引用的可能性最大。
有这种可能，但更有其他的可能。此类或然性很强的推论是很难产生说服力的。
试想：「残红水上飘」作为出自明中期的一位社会地位较低的文人之手的作品，若是在嘉靖时期不流行，又怎能被万历间曲集广泛采用呢？
且数百年间数据散佚，我们又怎能仅据现存几部曲集来确定某曲在某一朝代流行与否呢？
黄文提出的最主要的新证，是「陈四箴」。「陈四箴」，是其认为「《金瓶梅》成书当在万历十七年之后」的关键论据。然其立论建立在片面考证的基础上，其偏谬便难以避免。
《金瓶梅》中的过场人物陈四箴，首先为台湾魏子云先生在论证时提出，黄霖先生进一步阐释，并以此作为《金瓶梅》「成书于万历二十年」的重要内证。
笔者认为：注意到这一书中人名，指出其带有政治寓意的可能，是有意义的，然黄霖先生（也包括魏子云先生）由此作的注解和得出的结论却嫌失当。
黄文曰：总的来说，《金瓶梅》中的人名确实多有寓意。因此，《金瓶梅词话》第六十五回出现的「两司八府」中的「布政使陈四箴」这个名字就值得注意，因为它与万历年间的一大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
当时的万历帝，贪于酒色财气，特别宠信郑贵妃，以致在册立太子问题迟迟不下决断，颇有废长立幼（郑贵妃子）之意，引起朝廷内外不安，于是从万历十四年起大臣们围绕这一问题纷纷谏诤，连年不断。
至万历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疏规劝皇上戒除酒色财气，并进陈有关酒色财气的「四箴」……《金瓶梅》中的人名多有寓意，此一点似无可否认，「陈四箴」三字的确是透露了有关该书成书时间的消息，对此进行研究，是应该的，或者说是必要的。
黄文进一步论述这一问题：
事实上作家头脑中出现的「陈四箴」不会凭空而来，只能是现实的反映。也就是说，只能在社会上先出现了雒于仁陈四箴的事件之后，才可能有「陈四箴」这个概念。
黄霖由此系定了《金瓶梅》的成书时代：万历二十年。（其还有一些根据，然这是最主要的依据。）
其推绎在逻辑上讲是可以成立的，但人们或许也会发问：在明代嘉靖、万历间，上献四箴的是否仅雒氏一家呢？
黄霖也考虑到这一点，并作出了确凿的回答：在万历十七年之前有没有另外的「陈四箴」事件呢？没有！
不知黄文的依据是什么，但其结论是不准确的。在此前的嘉靖年间，也出现过一次「陈四箴」事件！一次影响更大、惩戒尤为严苛的「陈四箴」事件。
《万历野获编》卷四〈郑王直谏〉：
郑王厚烷，以嘉靖十年献白鹊二于朝，上大喜，命献之宗庙，荐之两宫，传示百僚，庶职廷臣多献赋以彰圣德。
……至二十七年，又上书劝上修德讲学，并上四箴及演连珠十首，以上简礼怠政，饰非恶谏，及神仙土木为规。
上大怒，手批其疏曰：「尔探知宗室谤讪，故尔效尤。彼勤熨一无赖子耳，尔真今之西伯也？」
未几，因郑王上表误失称臣，遂削爵锢高墙。
这便是早于雒于仁献四箴四十余年，发生在嘉靖朝的一起「陈四箴」事件。作为皇帝宗室的郑王朱厚烷能在另一位宗室，周府镇国中尉朱勤熨上疏抨击朝政，指责当朝皇帝的作法遭到严惩之后，挺身而出，继续对嘉靖皇帝提出批评和劝戒，其行为是勇敢的。
他所指斥的「简礼怠政，饰非恶谏，神仙土木」，都是嘉靖朝的时弊，都能为人民代言，为正直之士代言。
郑王朱厚烷的结境凄惨，他由一藩之王被斥为庶民，关进凤阳的宗狱。
《黄霖<说金瓶梅>》
综上所述，我认为：《金瓶梅》第六十五回出现的布政使陈四箴，应是（如魏、黄所说的那样）与社会上献四箴的政治事件相关的，却没有任何理由非要等到万历十七年雒氏再上四箴，而在嘉靖二十七年七月郑王朱厚烷上四箴疏后即可能出现。
以「陈四箴」作为论定《金瓶梅》成书于万历二十年的依据，同「太仆寺马价银」作为成书万历说的依据一样，都是无法成立的。
值得注意的是：郑王厚烷所上四箴为「居敬、穷理、克己、存诚」，而一些研究者则认为「陈四箴」应与《金瓶梅》卷首〈四贪词〉相关。
这就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四贪词〉：酒、色、财、气」与「陈四箴」，与雒氏的「酒、色、财、气」〈四箴疏〉有无密切的联系。
魏子云氏力主二者相关，曰：「《词话》中的〈四贪词〉……明明呼应了雒于仁的〈四箴疏〉。」
郑培凯先生则相反，认为：「《金瓶梅词话》的开头，不论是在主题选择或是故事开始的安排上，都没有什么隐秘的奥义，没有什么深文周纳方可得知的,就是没有一条与『陈四箴』这样的概念有所联系的」。[3]
黄霖先生显然认为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他指责郑培凯的种种说法，「列举了丰富的有关『酒、色、财、气』的政治影射意图。」
我觉得，如果说「陈四箴」这一名字来自作者当时生活中陈献四箴的政治事件的话，它倒不一定与卷首的〈四贪词〉有着必然的联系。
「酒、色、财、气」〈四贪词〉，确如郑先生所言，「反映了作者继承通俗文学的传统，藉以表达自己的创作意旨，劝喻世人不要重蹈书中人物的覆辙。」
若硬是把这种类乎套语式的开篇与雒氏的〈四箴疏〉系在一起，才更能见出二者明显的歧异，试随便比较一下：
财箴曰：兢彼镠镣，锱珠必尽，公帑称盈，私家悬罄。武散鹿台，八百归心，隋炀剥利，天命难谌。进药陛下，货贿勿侵。（雒于仁《四箴疏‧财箴》）
财：钱帛金珠笼内收，若非公道少贪求，亲朋道义因财失，父子怀情为利休。急缩手，且抽头，免使身心昼夜愁。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与儿孙作远忧。（《金瓶梅词话‧四贪词》）
除一个「财」字，两处文字，再有什么重出之迹呢？雒氏《财箴》意在直谏圣聪，恳求「货贿勿侵」，予小民以一线生路；〈四贪词‧财〉则泛泛施说，戒世人勿贪财失义。
其立意与行文，相去奚啻万里。其他三则，亦大略同此。要之，雒氏上〈四箴疏〉，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内容的，虽意在劝戒，却是劝戒皇帝，与那劝戒一般世人的〈四贪词〉风马牛而不相及。
若仅仅由字面相似、题目略同等表像去发挥想象，则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如黄霖先生说：
《金瓶梅词话》中与「陈四箴」的名字联在一起的两位「左右参考」的大名，一个叫「何其高」，一个叫「季侃（廷）」（崇祯本加一「廷」字）。
这样三个名字联在一起，雒于仁等侃侃谏诤于廷的「崇高」形象不是呼之欲出吗？
这种看似合理的想象大约是受了戏曲舞台上此类场面的影响，而与事实则相去甚远。
据《明史》卷234：「（雒于仁）疏入，帝震怒。会岁暮，留其疏十日。」至次岁再理此事，欲「置之重典」，后经首辅申时行劝解，未敢把此疏公诸于外，仅由时行「传谕（大理）寺卿」，雒于仁在数日后引疾去位」。
哪里有什么雒于仁「侃侃谏诤于廷」的影子呢？
《明史》
黄霖还进一步探讨了《金瓶梅词话》第六十五回那份「两司八府」官员名单上另外两人的情况，这就是「兖州府凌云翼」，「徐州府韩邦奇」。此二人都见诸《明史》。
凌云翼，太仓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卒于万历十五年后。韩邦奇，朝邑人，正德三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嘉靖三十四年卒于陕西地震中。
黄霖认为：
韩、凌二人在嘉、隆期间，乃至在万历初年，大名鼎鼎，作者怎么可以去生造一个为当世人们所熟知的某大官相同的人名？……《金瓶梅词话》借用凌云翼这个真人名，也可证这部小说成于万历二十年前后，而如李开先、王世贞、贾三近之类，是很难想象会把同世的大官，甚至同僚、同科进士用真名写入这样一部小说的。
这种论述是缺少说服力的。
对于一个人，人们可在其死后来写，亦可在其生前来写，这大约是中外古今的通例。似在此书中出现的韩邦奇、凌云翼这种名单上人物，无褒无贬，一闪而过，作者恐也未必有什么深奥的用意吧。
当然，黄霖所说的「很难想象」也是不无理由的。问题在于大千世界上往往有一些特例。
如李开先就是一个不断创造「特例」的人；他做主掌升黜大政的吏部文选司郎中，不像通例所为的扃门谢客，以示清正，而是公然地呼朋引伴，豪饮剧谈，以至于权臣侧目；
他自撰剧本，又自作一序大兴赞叹之词，序末署上友人的名字，尔后再明言该序是自己假他人之名而作。这些都是很难想象的。
而李开先与韩邦奇是相交颇契的好友，韩死于地震，李曾在诗中志哀：（原注：杨尚书守礼，韩都御史邦奇、马光禄卿理，惊压而死。）
平生三老友，一夜委泥沙。
说李开先在书中提及这位老友的名字，大约亦不无可能吧。从李开先的写作习惯来看，他也是常常如此。
在对有关《金瓶梅》创作时代的一些具体问题作了一番考订之后，我们更觉得对该书中细部描写的剖析应置于整体把握之中。
《金瓶梅》的成书年代问题，决非一两个或一部分语辞的考定就可以解决的，我们应该在整体观照中论定其成书时代。
着眼于整体的论定，首先应注重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金瓶梅》在写成后经历了一个几十年的辗转传抄的过程。
黄霖说：
只要《金瓶梅词话》中存在着万历时期的痕迹，就可以断定它不是嘉靖年间的作品。
因为万历时期的作家可以描写先前嘉靖年间的情况，而嘉靖时代的作家绝不能反映出以后万历年间的面貌来。
此断语下得过于匆忙，正在于其未能考虑到该书经过传抄的特点。事实上，任何一种传抄都存在着增删的可能，都可以说是一种程度不同的增删或改窜的过程。更不用说，史料上还分明记载着该书被某「陋儒」补入了五回。
笔者尚未发现《金瓶梅》中有万历间史事的实例，即便有，即便确切地「存在着万历时期的痕迹」，也不能「断定它不是嘉靖年间的作品」。
这并不是说《金瓶梅》的成书时代无从考定了，因为改窜和增删毕竟只是局部的、个别的，从整体上对该书进行思考和观察，就可能带给我们正确的结论。
在本章开始时我们对万历间学者关于该书产生时代名家记载的汇录，可以说是整体把握的一个方面，它传递出当时文人者流对《金瓶梅》成书年代的一般看法。
这是对「成书嘉靖」说的最早提出和认同，自然，也就是对「成书万历」说的最早否定，且据今所发见的数据记载可证，这是对「成书万历」说的一种整体的一致的否定。
这里，笔者将再从两个方面来探讨、考索《金瓶梅》的成书问题。前代和当代学者对此曾不止一次地作过论述，使笔者多所取资，进而形成了自己的看法。
《卜键详解<金瓶梅>》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最早指出这一点：
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
这就是所谓的「影射说」。
沈氏的议论不是凭空结撰的，读《金瓶梅》，我们的确可以感觉到其强烈的政治色彩和作者爱憎的分明。
陈诏先生近作〈《金瓶梅》─嘉靖时期的影射小说〉一文，详细论证了沈氏的立论，说：
「正如沈德符所揭示，盖蔡京父子与严嵩父子的丑行极相似，林灵素与陶仲文的劣迹也相雷同，而朱勔的赫赫权势更与陆炳无多差别。」
书中提示给我们的当然又不仅乎这些。如其对朝内外大小太监的描写，证明了这是一个太监失势的时代：
第三十回刘太监因事「亲自拿着一百两银子」向西门庆求情送礼；
第七十回内廷太监何沂为侄儿做官事宴请西门庆，连自己「穿的飞鱼绿绒氅衣」也送给了他，执礼甚恭，都说明了这不可能发生在宦官得势的万历间。
再如其明显的尊道抑佛的倾向，都是其写嘉靖朝事的证明。
刘辉先生曾指出：「关于《金瓶梅》的成书过程及其作者，是长期以来学术界没有解决的疑难问题，……但是有一点是大家比较公认的，即《金瓶梅》所描写的大都是嘉靖时事。」[4]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条万历间人或事的确证提出，这大约正在于一项根本的原因：《金瓶梅》成书早于万历吧。
根据书中戏曲演出的记载来考索该书写作时代，拟由两方面进行：
其一，剧目情况。冯沅君先生曾把《金瓶梅》中提到的剧目辑录如下：
《韩湘子升仙记》《西厢记》《王月英元夜留鞋记》《韩湘子度陈半街升仙会杂剧》《韦皋玉箫女两世姻缘玉环记》《刘知远红袍记》《裴晋公还带记》《小天香半夜朝元》《四节记》《双忠记》。[5]
应补充的还有：《陈琳抱妆盒》《琵琶记》《香囊记》《宝剑记》，书中多处抄引了三剧的大段曲文，应属更为重要。涉及的剧目，确可考定时间的最晚一个为《宝剑记》。
这是李开先写成于嘉靖二十六年的一部用南曲演唱的传奇戏，《金瓶梅》中大量抄引了该剧的曲文、宾白，却不标出剧名，这是令人深思的。笔者将另文讨论两书的关系，此不赘言。
比较嘉靖时期，万历剧坛是极为繁兴的。这一时期是中国戏曲史上第二个黄金时代：
名作如星，名家如林，流派竞起，诸腔纷呈，如《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很难理解作者会避当世而取前朝，在大量的有关戏曲剧目的描写中，竟无一例在万历间。
其二，声腔情况。《金瓶梅》中透露的有关戏曲声腔的消息，应更有助于说明问题。
该书没有提到兴盛于万历间的昆山腔，其演南曲，一般认为是海盐腔。第六十三回、六十四回、七十四回、七十六回都写到海盐子弟的演出，就中可看出其戏班规模较大，在社会上比较受人欢迎，这是嘉靖时期戏曲声腔的流行状况，即王骥德《曲律》所言：「旧凡唱南调者，皆曰海盐。」
《金瓶梅》第三十六回，写西门庆设宴招待「喜尚南风」的安进士，请了一起「苏州戏子」，章培恒先生认为「实际上也就是昆山腔」，怕不准确。
这帮「苏州戏子」中的苟子孝在第七十四回中再次出现，则又被称作「海盐子弟」，对此刘辉先生认为：
这绝不是小说中人名的一时误置，而是说明苏州戏班当时演唱的就是海盐腔。
最好的例证是：三十六回苏州戏班演出的剧目和六十三回、六十四回海盐子弟演出的剧目都是相同的，都有《玉环记》，这就不能说是偶然的巧合了。[6]所论极是。
且书中仅一处曰「苏州戏子」，因为演员「都是苏州人」，许多处曰「海盐子弟」，语意上亦有区别。
依笔者之意，后者方是指声腔，演唱者可包括苏州人苟子孝，前者则言戏班成员的籍贯，非声腔之谓。
还应加以说明的是：笔者并不认为《金瓶梅词话》在嘉靖间一次写成。
该书作者可能在未来得及最后完稿的情况下突然故去，这从书中存在的大量疏漏和血脉不贯穿可以见出。但《金瓶梅词话》的写作在嘉靖末年并基本完成于这一时期，应是无可怀疑的。
《软红尘：<金瓶梅>与中晚明世情》 卜 键 著
注 释：
1 载于《湖南师院学报》1962 年第4 期。
2 载《复旦学报》1985 年第4 期。
3〈酒、色、财、气与《金瓶梅》词话的开头：兼评《金瓶梅》研究的索引派〉，《中外文学》第12 卷第4 期。
4 见〈从词话本到说散本〉，载刘辉《《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
5 见冯沅君《古剧说汇》（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年）。
6 〈论《金瓶梅》中的戏曲演出〉，载《艺术百家》1987 年第2 期。
文章作者单位：文化和旅游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刊于《卜键<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本文所有注释部分请参看出版文本。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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