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计民生】
1.垃圾分类 难在哪里
垃圾分类制度，从2000年就已在中国开始推行，但长期以来，却陷入了原地打转的窘境。这场久攻不下的拉锯战，到底难在哪里？
难在哪里？难在垃圾总量大。九三学社湖南省委主委张大方委员说：“近年来，虽然一次性塑料袋的使用量有所减少，但像废纸、废塑料等包装物以及废弃电池等急剧增多。尤其是一次性物品，虽然给人民生活带来了方便，但也消耗了大量资源，增加了垃圾总量。”针对快递包装垃圾的海量增长，苏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近东代表建议，尽快完善绿色包装法规，建立快递包装分类回收激励机制。
难在哪里？难在根深蒂固的混投习惯。“如今，垃圾分类公益广告大量投放，分类投放垃圾箱也随处可见，但民众多年养成的混投混扔的生活习惯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山东省东营市市容环境卫生处职工张金海代表说。
难在哪里？难在后端分类处理难以保障。“目前我国的垃圾回收再利用设施有限，大部分垃圾处理方式还是传统的填埋和焚烧，但填埋场建设标准低，缺乏严格的污染控制措施，对周围的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威胁。”张大方委员说。
2.层层督导 严格落实
2017年3月，《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发布。方案提出，到2020年底，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在46个城市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要求达到35％以上。自方案发布以来，厦门、杭州等12个城市已陆续颁布了垃圾分类地方法规或政府规章，24个城市已出台垃圾分类工作方案。
2018年1月，《关于加快推进部分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生活垃圾分类实施的路线图及时间表。
“目前，虽然国内多数省级单位及试点城市已把完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置收费制度作为今后的工作重点，但仍存在体制不健全、收费标准不科学、征收主体不明确和公众环保意识较差等诸多障碍。”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商学院校长陈晓红委员说。
在3月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业遂透露，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将计划修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这让张金海代表看到了希望：“我们宣传这么多年了，是到了吹响冲锋号的时候了。希望固废法的修改能把垃圾分类的相关规定纳入其中。作为一名从事环卫工作的基层代表，我迫切希望能从国家层面层层督导、严格落实，一起把这个事做好。”
3.细化分类 智能管理
张金海代表跟垃圾处理已打了25年的交道。在经过多年考察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同的垃圾，处理方式是不同的，有的需要在前端投放就进行分类。垃圾并不是简单分为两类就行了，最起码要分4个类别——湿垃圾、干垃圾、有毒垃圾、可回收垃圾。”
“仅按照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简单分类已经远不能满足需求，应该细化分类，由政府联合企业对垃圾的分类回收、处理进行产业化操作。”对此，张大方委员建议先在大型超市进行试点，“大型超市的垃圾不少都是纸质包装盒、塑料制品、玻璃制品等，具有回收意义，同时超市也是厂家与居民生活的联系纽带，以大型超市为试点还可以引导、带动公众的广泛参与。”
厦门恒兴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柯希平委员则希望通过大数据等技术来推进垃圾分类：“通过建立一个智能化的管理系统，可以实现从收集、检测、数据分析、居民垃圾分类改进等全过程进行管理和控制，同时培育垃圾分类上下游配套产业链。”
张金海代表发现，很多城市只有一个焚烧处理厂和一个垃圾填埋处理厂，甚至有的城市只有一个填埋处理厂。“如果有一个综合性的垃圾循环产业园，后端处理标准、规范、配套，那么，污染就会减少很多。”对此，他建议一个地级市，或者两个县市级共建一个垃圾综合处理场所，“这样能够集中技术和设施分类处理几类垃圾，有助于解决生活垃圾二次污染的问题。”
（本报记者 刘华东 李笑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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